陳延年：不可多得的人才
陳延年，1898年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一個封建官僚家庭。他是五四運動著名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的長子。他幼年在家讀書，1915年前後離家來到上海，初學法語，後就讀於震旦大學。這時，各種思潮隨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而廣爲傳播。年青的陳延年剛涉足社會，缺乏識別真理和謬誤的能力，認爲無政府主義關於個人絕對自由、不要政府的主張最激進、最徹底，因而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組織“進化社”。1919年12月，陳延年由華法教育會負責人、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介紹，赴法國勤工儉學，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組織“工餘社”，並主編《工餘》雜誌。
當時，在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中，不乏意氣風發，努力研究和探索救國救民道路者，他們按各自不同的信仰組成不同社團，常常爲一些社會問題引起爭論。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等是勤工儉學學生當中的活躍分子，他們推崇馬克思主義。在一次討論會上，蔡和森提出，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國的惟一出路，陳延年聽後大受啓發，從此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
1921年，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髮動過3次重大斗爭。在這幾次鬥爭中，打着無政府主義旗號的吳稚暉竟然與北洋系公使陳錄合作，勾結法國政府指派軍警迫害勤工儉學學生。這些醜惡表演，暴露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虛弱本質。陳延年由此對無政府主義從懷疑到失望，並看透了吳稚暉欺世盜名的真面目，毅然與無政府主義者決裂。
正在留法學生中忙於籌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趙世炎等看到陳延年的巨大變化，決定積極爭取和團結他。在一批共產主義者的幫助下，陳延年的政治信仰發生了根本轉變。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後又出席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區布森林廣場舉行的“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被選爲執委，並與趙世炎一起編印《少年》雜誌。同年10月，加入法國共產黨。1923年3月，中共黨組織送陳延年、趙世炎等12人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4月28日，陳延年轉爲中共黨員。在學習期間，陳延年一邊鑽研革命理論，一邊密切關注國內形勢的發展，積極參加黨團活動。
1924年9月，陳延年懷着救國救民的雄心壯志回到上海。10月初，他任團中央特派員，到廣州參加5日召開的團粵區代表會議，主持團粵區委的改組工作。11月，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周恩來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陳延年任區委祕書兼組織部長。中共四大後，1925年2月，陳延年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
這時，國共兩黨的合作把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推向高潮。廣東是當時全國革命的中心和根據地，廣東區委的決策和工作影響全國大局。因此，陳延年極爲重視加強黨的建設，健全區委領導機構，並要求區委主要領導人親自參加廣州重要支部的會議，還派人到外縣的黨組織巡視，具體指導當地黨的組織建設工作；同時，着力於黨員的培訓和教育，加強黨的團結。區委逐漸建立了黨課制度，開辦學習班、訓練班、黨校等，組織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基礎知識。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到1927年3月，廣東黨組織已擁有9000多名黨員，是當時全國黨員人數最多、組織機構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戰鬥力的地方黨組織之一。
陳延年對馬克思主義篤信不疑，堅定地依靠工農。他在《民族革命與工農階級》一文中指出：“革命運動中只有最受資本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的階級是最能革命的階級，這個最能革命的階級就是工人與農民。”他要求區委主要負責人到工廠、農村，深入到廣大勞動羣衆中去，大力開展工農革命運動。他以身作則，常穿着工人服，到廣州的萬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與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學拉黃包車，學講廣州話，談人生和社會革命的道理，毫無留學生與高級領導人的架子，工友們親切地稱他爲“老陳”。
在中國共產黨內，陳延年是較早重視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裝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和周恩來決定選派一批黨、團員到黃埔軍校學習，培養黨的軍事幹部。1924年11月，他協助周恩來建立以共產黨員徐成章爲隊長的鐵甲車隊。1925年，以鐵甲車隊爲基礎，組建了以共產黨員葉挺爲團長的獨立團。廣東區委還抽調有軍事知識的幹部到農會，擴大和健全農民自衛軍；把廣州工團軍改編爲工人自衛隊；建立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這些由黨直接指揮的革命武裝，對支援工農革命運動，保護工農利益起了重要作用。
在廣東政治環境特別複雜的情況下，陳延年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他堅持黨的獨立性，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既注意積極團結國民黨左派，又與國民黨右派反共、排共的陰謀作堅決鬥爭。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以前，國民黨內左派和右派的鬥爭已非常尖銳，陳延年、周恩來等商定了“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計劃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中徹底制裁和打擊右派，但遭到陳獨秀的反對。3月20日，蔣介石一手炮製了中山艦事件，突然襲擊共產黨人，陳延年、周恩來、毛澤東等主張反擊，但又遭到陳獨秀、張國燾的反對和阻止。時隔兩個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旨在排斥共產黨、分裂國共合作的“整理黨務案”。張國燾等又採取不正常的方式迫使共產黨人接受。
陳獨秀等向國民黨右派妥協、退讓的錯誤主張，遭到陳延年一再反對和抵制。他在區委會議上曾尖銳批評陳獨秀“不相信工農羣衆力量”，“在行動上始終不敢同國民黨右派作鬥爭，將會把革命斷送。”又說：“我和老頭子是父子關係，但我是共產黨，堅決站在黨的立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妥協退讓政策！”當黃埔軍校的中共組織請示廣東區委要不要按“整理黨務案”的規定，將校內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名單交出時，陳延年斬釘截鐵地說：“一個都不要向國民黨表態，尤其是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人，更應保持常態，不要理睬國民黨右派的無理要求。”他又指示各地黨組織，要普遍發動農民運動，加強農民自衛軍的建設。他說：“要發動工農運動，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要加強工農武裝，如果國民黨右派損害工農利益，就同他們鬥爭。”
隨着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及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進行北伐的時機已經成熟。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號召全黨要從各方面做好充分準備，推動廣州國民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同時在北伐必經之地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緊發動農民，配合北伐進軍。陳延年出席會議後回到廣州，積極貫徹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的精神，加快北伐準備工作的步伐。他和省港罷工委員會大力動員和組織了3000多名罷工工人，爲北伐軍擔任運輸、宣傳、衛生等工作，同時發動西江各地數萬農民協助北伐軍運送各種物資，組織鐵路交通隊幫助運送軍隊，發動粵北各地羣衆爲北伐軍送茶送飯、組織擔架隊、擔任嚮導。他高度讚揚工農羣衆的革命熱情，說：“我們有這麼多有組織的工農羣衆，只要領導得好，軍民聯合起來就行了，何況現在是全國人民反帝反軍閥的高潮時候嘛！”北伐軍出師後，陳延年留在廣東，積極領導兩廣地區的革命工作，大力支援北伐戰爭。
1927年3月，陳延年率廣東代表團離開廣州到武漢，出席中共五大。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以準備反對蔣介石爲中心內容的《中共關於滬區工作的決議案》，派李立三、陳延年、聶榮臻到上海執行。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三天，陳延年到達上海。16日，他與李立三、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組成中共中央上海特別委員會，討論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迅速討伐蔣介石》電文，並聯名向中共中央建議，但未被接受。不久，羅亦農調往武漢，陳延年留在上海，接任浙江區委書記。4月27日中共五大召開，陳延年當選爲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
陳延年接任浙江區委書記時，上海正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中。面對大批共產黨員、革命羣衆遭到逮捕和殺害，黨和工會組織不斷遭到破壞的嚴峻局勢，他毫不畏縮，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恢復和整頓黨組織和工會等工作，團結和鞏固革命力量，領導上海及江浙地區的民衆進行反對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鬥爭。
6月16日，浙江區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撤銷浙江區委，分別成立江蘇和浙江省委的決定，在上海區委所在地舉行江蘇省委成立大會。陳延年被任命爲江蘇省委書記。會議期間，由於一名交通員叛變，會場遭敵人包圍。當荷槍實彈的反動軍警衝進屋子時，陳延年見已躲避不及，即拿起桌椅板凳，奮不顧身與軍警搏鬥，並示意一起開會的其他同志火速撤離。組織部長郭伯和見狀也不顧危險，協助陳延年抗擊敵人；其他同志迅速從屋頂撤離。陳延年、郭伯和等終因寡不敵衆而被捕。
陳延年被捕後，自知危在旦夕，但仍沉着機智地與敵人作鬥爭。他素來衣着儉樸，且重視體力勞動鍛鍊，故體格健壯，皮膚粗黑。被捕當天，他身穿短衣，褲腿上還扎着草繩，很像幹粗活的人。在初審時，他化名陳友生，自稱是某家僱傭的伙伕。審問官目睹他的形象裝束，再據他與軍警搏擊的情況，以爲頗合其交待的身份，想草草發落早日結案。審問官萬萬沒有想到，這個一身伙伕打扮的人，竟然是中共的省委書記。
中共黨組織得悉陳延年等被捕，立即組織營救。經多方打聽，知道陳延年等在敵人面前並沒有暴露身份，便指示濟難會中的黨員，通過關係疏通敵辦案人員，商定以800元將陳延年贖出。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整個營救計劃落空。陳延年的早年好友、上海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汪孟鄒得悉陳延年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找胡適幫忙。胡適又託他的老朋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想利用吳出面疏通各方關係。可是，此時的吳稚暉已成爲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國民黨右派核心人物，早在陳延年拋棄無政府主義加入共產黨後，他就曾咒罵：“陳延年非殺不可。”他接到胡適的信後又驚又喜，連忙給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發出賀信，誣衊攻擊陳延年“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催促楊虎立即殺除。一直跟蹤搜捕陳延年的楊虎接到吳稚暉的信後，歡喜若狂，立即驅車前往龍華看守所提審陳延年。
陳延年在獄中不知道囚牢以外的情況，更不知道一同被捕的韓步先已叛變投敵，所以審問時仍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幾近黔驢技窮的楊虎使出了最後一招，他指令韓步先出來作證。這個可恥的叛徒當場指證了陳延年。
陳延年的身份暴露後，敵人開始以許諾引誘，妄圖從這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那裏得到寶貴的口供，但卻一無所獲，於是對陳延年施以重刑。陳延年雖然被打得體無完膚，幾次昏死過去，仍一聲不吭，隻字不吐。敵人無計可施，只得下令將陳延年祕密處決。
7月4日深夜，反動派藉着夜幕，把陳延年祕密押赴刑場。面對劊子手高高舉起的屠刀，陳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劊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義凜然地說：“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着死，決不下跪。”任憑劊子手喪心病狂地嚎叫，陳延年仍巋然不動。劊子手們一擁而上，把陳延年按倒在地，隨即揮刀砍去。在這一瞬間，陳延年一躍而起，傲然挺立，雙目如怒火噴向劊子手。砍下去的屠刀撲了個空，劊子手們惱羞成怒，蜂擁而上，以亂刀將陳延年砍死。陳延年犧牲時年僅29歲。
陳延年被殺害了，國民黨反動派彈冠相慶，上海各大報刊大肆渲染：“剷除了共黨巨憨”，“清黨”獲得“巨大成績”。然而，反動派永遠不會懂得：他們雖然砍掉了烈士的頭顱，卻撲不滅烈士的革命精神，更撲不滅烈士播下的革命火種！
陳延年壯烈犧牲不久，他的親密戰友趙世炎也因叛徒出賣而遭捕殺。中共中央爲了紀念陳延年、趙世炎等烈士，於1927年10月24日在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第1期，發表了《悼趙世炎、陳延年及其他死於國民黨劊子手的同志》一文，指出：“趙世炎、陳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國革命最大的損失之一。中國無產階級從此失去了二個勇敢而有力的領袖，中國共產黨從此失去了二個忠實而努力的戰士”，號召全黨同志繼承烈士遺志，學習他們的革命精神，爲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血戰到底！
陳延年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在中國，本來各種人才都很缺乏，特別是共產黨黨內。因爲共產黨成立還沒有幾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陳延年，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來對陳延年的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說：“廣東的黨團結得很好，黨內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董必武稱讚：“延年是黨內不可多得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