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門
作者：（澳門）胡國年
秋高氣爽，紅紅的霞和淡淡的雲，伴着旭日照耀着新口岸的香山公園。我們一家四口在那兒漫步，那依然濃陰的綠樹，那像是鋪滿了璀璨珠寶的花叢，令人樂而忘返。
“爸爸，那是什麼？”小女兒指着橫跨馬路的拱門問。
“哦，那是政府建的中葡友誼紀念物，叫東方拱門。”
“拱門？生鏽士巴拿（扳手）就真！”一位路過的老伯冷冷地說，“簡直是將幾萬丟落鹹水海！”
這拱門是什麼，見仁見智。據聞，葡國有人褒爲表示永恆的鉅制，可我嫌它遮擋着遠處的藍天白雲和近處的燈塔松濤。
突然，妻子扯我一把：“哎，那不是主任嗎？”
我一看，果然是栗色毛髮、身材修長的主任。我一喜，忘形地向她揮手，領着兒女迎上前去。
“伊麗莎白！”她輕撫着我女兒的頭，接着又呼我的兒子，“安東尼奧！”
小兒女用葡語向她道早安，她笑着頻頻用葡語迴應。但我夫妻倆聽不着也搭不上嘴，只能無奈地揮手，示意“拜拜”。
“你的子女有葡文名，入了葡籍？”健談的老伯問。
“不，我們都是中國籍……”我一邊敷衍着他，一邊目送着主任遠離的身影。倏地，心中閃爍着一個亮點，那亮點越來越膨脹，瞬間化成彩虹般的拱門，啊！又一道拱門，我確信，此拱門絕不同彼拱門……
事情得從十多年前說起。
那時，我和母親被移民潮捲到了澳門。最初投靠一位表親，後來自尋生計。不久，妻子和兒女也來了，暫棲在路環。同年，父親在內地退休後移民香港，但不到一年就因心臟病發而撒手寰塵，烏雲開始籠罩着我們家。
小女兒有先天心漏症，經常心跳和口臉發黑，走上沒幾步就得蹲在地上喘息。醫生說宜在小孩時做心臟修補的手術，但那要花上一大筆錢。爲此，我到社會福利署求助。但當我向幾位本地的姑娘查詢時，得到的是不耐煩的臉孔、冷漠的話語和撲鼻的香水味……我感到無助，彷彿腳板踩上一攤碎玻璃，正要扭頭離去。突然，一位穿着白色外套、栗色毛髮的女士示意我進入辦公室，微笑着讓我坐下，通過翻譯聆聽。不一會兒，她輕鎖着眉宇打了數個電話，然後說，有些心漏症會隨着發育而改善，但也應從速檢查。因我住在路環，她請我去氹仔社會福利署辦理“貧民紙”，好到山頂醫院求醫。臨別，她緊握我的手。手感柔軟而溫暖，心池浮起一個問號：“這葡國人怎會這樣的？……”
那年夏天，我領到了“貧民紙”，帶女兒到醫院去。當走到醫院社會福利署辦事處時，又看見了那位身穿白外套、栗色毛髮的高個子的葡國女士。她親自領我們去找心血管專科的大醫生，這使我吃了定心丸。我不知道她尊姓大名，辦事處的姑娘稱她爲主任。
幾天後，我陪妻子和女兒到醫院驗血，而兒子卻留家跟隔籬鄰舍的小孩玩耍。那些天，酷熱非凡，創了澳門高溫的紀錄，誰都想鑽進水裏圖個涼快。可我還得揹着女兒，在烈日之下攀高爬低。當我滿頭大汗地回到家之際，有小孩跑來告急：“你的兒子在海邊出事了！”我一聽，如遭五雷轟頂，連外褲也顧不得穿，光着腳丫向譚公廟的海灘飛奔而去！原來是幾個小孩在那打水戰，越玩越忘形，誰知海潮無情捲走了兩個，一個被救回，另一個不知所蹤，而他，就是我的兒子！
我像瘋了一樣，放開嗓門狂呼兒子的名字，在高低不平的亂石叢中跌跌撞撞，腳板被尖石割破，頭顱被礁岩碰起了血瘤……
從澳門買菜回來的妻子，驚惶地從我的臉上搜索到噩耗，手裏的東西往地裏一扔，雙拳捶胸，猛拍大腿，淒厲的嚎叫令人心如刀割……
第二天，母親戰戰兢兢的趕來路環，第一句話就問她的孫子，我能答什麼呢？她當即昏倒在地上，那時，她已患了癌症……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我們離開那傷心地，搬到下環街，在一個露臺裏鋪板圍布作牀。主任派了兩位姑娘來訪貧問苦，並加快安排了母親到香港瑪嘉烈醫院診治。
翌年春末，女兒赴廣州的一間大醫院裏治療，費用由社會福利署支付。手術由國內一流的教授操刀。第二天早上，情況良好，醫生破例地讓我們進去看女兒，估計兩天後可以轉移到普通病房。我們差一點兒歡叫了起來！
可是，幾小時後，監護室裏突然亂作一團，雜亂的聲浪打破了醫院的安謐，醫護人員小跑步地進進出出，他們緊繃的臉頓時凝固了病區的空氣，我們的心被揪懸着……原來病人起了補液反應——吊針的葡萄糖出了問題！我女兒剛動了手術，體質最弱，反應最烈，渾身打顫。到了下午，醫生關門爲她切喉抽痰……
女兒高燒不退，妻子幫着護士姑娘添加病牀冰塊，那寒氣鑽心徹骨……
女兒全身被捆綁，嘴巴封着輸氣管，不能動，不能喊。有一天，我看見她的眼睛滲出一道淚痕，直淌到面頰，她想哭嗎？她想叫媽媽嗎？她想喚爸爸嗎？……可是她喊得出來嗎？別人聽得見嗎？……可我，分明聽見了，震耳欲聾，心被撕，肺被扯……
“我們已經盡了力……那一批有問題的葡萄糖，已全部銷燬！”院方最後說。
我女兒呢？不也跟着被銷燬嗎？……
幾天後，我們摟着女兒的骨灰，懷着對那些葡萄糖的怨恨，帶着一連串可怕的回憶，耷拉着苦臉返澳。
不久，身受三重打擊的母親病情惡化，入住山頂醫院。兩天後，她五官麻木，要用手撬開眼睛才能看人，說話含糊不清，一週後，她吐出最後一口血痰，我和妻子當即跪在病牀前嗚咽……
兩年中，失去了父母給自己的依靠，失去了兒女給自己的憧憬！每逢假日，我們尤其悵惘，妻子說不敢看街上的小孩，我呢，卻是硬着頭皮看街上的小孩，看看有沒有失蹤了的兒子向我走來……一些兒童的服裝、玩具、食物、卡通，還有所有的遺物都會瞬間變成一把把鋒利的匕首，直捅我們的心窩！
有一次，沐浴中惦記着兒子，水龍頭開大了，嘩嘩的水柱嗆住了鼻子和嘴巴，一陣子窒息……憋不住了，當即關了它！突然又聯想到：兒子在茫茫大海中怎麼被嗆、被憋、被……我身一晃，腳一滑，栽倒在浴缸中……
在度日如年的日子裏，我被通知去爲廣州醫院的收據確認，一見那些發票，手就發抖……昨天，你醫院要我在死因是“心臟停止跳動”的女兒死亡證上簽名；今天，又要我在你醫院收取大筆金錢的單據上簽名。真無奈啊……
簽署後，主任通過翻譯問我有什麼要求。我說我要找一份工。她問我以前做過什麼工作。我說以前當過教師，而現在幹什麼都行，在訴說中親人的身影堵塞了我的喉嚨，說不出話，我哭了！主任見狀，頓時手忙腳亂，差一點兒把辦公桌上的茶杯弄翻，她隨即打了幾個電話，葡語我聽不懂，但她那失措的眼神和焦慮的語調卻烙我心田。她，向我伸出一雙手……
不久，主任通知我去得勝馬路一所天主教學校見工。我幸運地被神父錄用，一干就是十多年。
在我找到飯碗之際，妻子有了身孕。主任喜出望外地爲我們找最好的醫生，並按醫生的意見，讓我妻子做了保胎的箍子宮頸的小手術。
翌年春，女兒誕生了！主任爲她起了名字：伊麗莎白，併爲她親手織了一套毛衣。
次年秋，兒子問世，主任爲他起了名字：安東尼奧，併爲我妻送去紅玫瑰。
新生的兒女填補了我們心靈的空虛，替換了我們腦海中不少的沉渣。
爲了謀生，小兒女都放在內地寄養，每逢聖誕節就接他們出來見主任。
我送她的孩子的照片，她高興地讓職員貼在黑板上。那黑板上照片琳琅滿目，五光十色，顯露着一張張健康、天真活潑的笑臉。
兒女後來入讀何東中葡國小的幼稚班，也多得主任的寫信關照。他倆很喜歡那學校。有一次女兒爲一位葡文老師回國探親而哭了一場；有一次兒子在家碰傷了下巴，他貼上紗布仍要上學。我爲他拍了一張照片，題爲：傷了下巴不請假。生活漸趨安定，我在澳門大學兼讀了六年，堂堂正正地戴了教育學士的四方帽子，還繼續念研究生；妻子也兼讀三年，取得了華南師範大學的教育文憑。兩個兒女上學，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新生的家。
多年來，在得勝馬路上，經常遇見主任。她必安詳地問伊麗莎白和安東尼奧怎麼樣，我用手勢比畫他倆的高度，用生硬的英語介紹就讀的年級，她聽了以後，報以燦爛的笑靨。
主任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就算有人說一遍她的全名（包括姓氏、名字、父姓、母姓和教名等等），相信也是水過鴨背，辦事處的姑娘說她的先生姓邊度……“邊度”可好記，“邊度”在本地音譯是“哪裏”。憶昔在崎嶇的人生陷入低谷時，我和妻子往“邊度”（哪裏）走啊？……去賭場？泡酒池？上毒癖？赴癲狂院？登奈何橋？……我們在十字路口彷徨、失落，幸得有很多熱情的手在拉我們，其中就有主任她們的手！讓不止我一個破碎的家庭重新調整、重獲新生、重在社會立足、重邁人生征途！
物質的拱門能永恆嗎？從它竣工的那一天起，經日曬雨淋，它一天不如一天……
主任她們不是設計和塑造紀念物的藝術家，她們只是平平凡凡的社工。然而，正是這些人默默耕耘，排除了種族和語言的隔閡，以她們熱情的雙手，日積月累地在平民心中砌建着一道拱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