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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勵志故事：考琳·麥卡洛諦聽“荊棘鳥”的歌
作者:牛犇
不幸的童年
美國作家海明威曾說：“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不快樂的童年。”考琳·麥卡洛的童年就充滿了不幸。
1937年6月1日，考琳·麥卡洛出生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西部的威靈頓，12歲移居美國前，與家人過着不斷遷徙、極爲貧困的生活。父親曾是優秀的英國越野跑比賽冠軍，後來以農業工人的身份從愛爾蘭來到澳洲，淪爲砍甘蔗的流動工，脾氣火爆;母親則性格冷漠，不喜言談。他們夫妻關係並不和睦，充斥着爭吵和欺騙。後來，父親去世時，他們才知道父親在外面至少有兩個情人。“我的父母彼此都討厭對方。”麥卡洛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的一次採訪時回憶道，“我的父親是個徹頭徹尾的混蛋，母親也不太明智。但他們始終不離婚——這真是個大問題。”或許，正是受到父母不幸婚姻的影響，麥卡洛在其作品中有意無意地描寫了一個又一個愛情悲劇。而父親在澳大利亞經濟蕭條的日子裏，帶家人顛沛流離、四處謀生的親身經歷，使麥卡洛對愛爾蘭後裔的苦難遭遇有更深切的體會，這些在她的作品裏多次呈現。
麥卡洛自幼好學，嗜書如命，5歲就開始寫詩、講故事、學畫畫，然而，在不幸的家庭中長大的她也面臨着巨大壓力。分歧頗多的父母在對待麥卡洛求學這件事上的意見卻是空前一致——他們都希望她不要上學，早點兒成爲家裏的勞動力。父親還曾譏諷她“又胖又醜”，“永遠嫁不出去”，“只能做個洗衣工”。
幸好，麥卡洛還有個弟弟卡爾，兩人感情很好。每每被父母責罵時，他們就相互慰藉，無聊時，彼此講故事消磨時光。但是，卡爾在25歲時溺水身亡。時隔幾十年，麥卡洛說自己依然悲痛得無法提筆來回憶弟弟。
大器晚成的作家
麥卡洛最初並沒有想當作家，她本科是在悉尼大學攻讀醫學，因對藥皂過敏不得不放棄醫生這份職業，轉而研究神經生理學，並在耶魯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系研究實驗室工作。也正是在那時，她開始萌生寫作的願望：“我二三十歲時突然在腦海中看到了自己70歲時的樣子：住在寒冷逼仄的小房間，房間裏只有冷水和60瓦燈泡，而我還是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這畫面刺激了麥卡洛，她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嘗試寫作。1974年，她的第一部長篇作品《提姆》在美國出版，這本羅曼史小說很快被拍成電影，使她一夜之間名利雙收，在文學道路上正式邁出了第一步。1977年，麥卡洛在構思4年、進行大量調查工作後的嘔心瀝血之作《荊棘鳥》出版。該書被歐美評論家譽爲“繼《飄》之後最成功的家世小說和愛情傳奇”，不僅在美國迅速走紅，成爲十大暢銷書之一，而且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成爲“國際暢銷小說”。這一年，麥卡洛正值“不惑之年”。
若單就走上文壇的年齡而言，麥卡洛可謂“大器晚成”，但誰也不能否認，文學創作的火種在她很小時就已經播下，這是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摒棄的東西”。
抗爭命運的“荊棘鳥”
回憶考琳·麥卡洛及其作品，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荊棘鳥》，並對那個著名的開頭念念不忘：“有一個傳說，說的是有那麼一隻鳥兒，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聲比世上所有生靈的歌聲都更加優美動聽。從離開巢窩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尋找着荊棘樹，直到如願以償才歇息下來。然後，它把自己的身體扎進最長、最尖的荊棘上，便在那荒蠻的枝條之間放開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時刻，它超脫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聲竟然使雲雀和夜鶯都黯然失色。這是一曲無比美好的歌，曲終而命竭。然而，整個世界都在靜靜地諦聽着，上帝也在蒼穹中微笑。因爲最美好的東西只能用最深痛的巨創來換取……”
作爲女性作家，麥卡洛對女性情感及心理活動有着深刻的感悟。她在《荊棘鳥》中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衆多女性形象，她們如同一顆顆晶瑩閃亮的珍珠，使這部小說熠熠生輝。克利裏家族三代人中的四位女性——祖母菲奧娜、姑母瑪麗·卡森、母親梅吉和女兒朱絲婷的個性和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是，在共同的女性命運面前，她們表現得自尊而勇敢、叛逆而堅韌。在澳大利亞這個曾經以男性爲主宰的社會，爲了追求自身的解放與發展，以不同的方式大膽突破種種束縛，哪怕要付出像“荊棘鳥”一樣在痛苦中歌唱着死去的代價。
追尋自我的“移民者”
“文學離不開土地。”作爲一名年幼就移居美國、年過四旬纔回歸故土的澳大利亞作家，考琳·麥卡洛有着濃厚的“本土情結”和“愛爾蘭民族情結”，她既對愛爾蘭悠久的文化傳統深感自豪，又爲愛爾蘭長久以來遭受的殖民統治及其給愛爾蘭人民帶來的痛苦深感遺憾。因此，她筆下的多部小說都是以殖民主義爲時代背景。不過，對殖民主義的痛斥和鞭笞並不是麥卡洛的最終目的，因爲在她看來，“被拋棄”的移民者在身份上的無處歸依和模棱兩可，纔是殖民主義帶來的最大惡果，於是，對身份的追尋和確認成爲其作品的真正用意所在。
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麥卡洛前後創作的3部以澳洲移民者爲主體的小說，恰好對應了3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涵蓋了3種不同的移民身份：《摩根的旅程》裏的故事發生於1775年至1793年，講述的是以“摩根”爲代表的澳大利亞第一代移民，因生活所迫成爲流放犯後對家園救贖性皈依的追尋;《呼喚》裏的故事發生於1872年至1920xx年，主要講述了以金羅斯爲代表的英裔移民對重建“理想家園”的追尋;《荊棘鳥》裏的故事發生於1920xx年至1969年，講述的是以克利裏家族爲代表的愛爾蘭裔移民對自我身份及家園的探尋。從整體上看，3部小說是對英帝國在澳洲殖民史的一番梳理。
可以想見，長期移民在外的麥卡洛在創作這些小說時，有着怎樣的身份認同感與代入感。她筆下那些富有詩意且兼具蒼涼悲壯之美的環境，那些荒蠻廣漠，那些時而發生的熱帶風暴和草原火災，不僅使讀者體會到濃濃的澳大利亞風情，更使她在陌生世界漫長的闖蕩中，回到原本熟悉的文化環境，延續自己的本土身份。
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勵志故事：一輩子只願做兩件事
作者:安琪
這個80後北京男孩，不會用電腦，不會打遊戲，也不會用新款智能手機。這些年來，他的生活只被兩件事佔據，一是畫畫，二是用賣畫的錢做野生動物保護。
不懂高科技，更願與自然爲伴
爲了去雲南香格里拉拍攝野生動物，李理和同伴去買了十幾萬元的拍攝器材，突然他想起自己的手機壞了得買個新的，於是拿着相機走進手機店，“給我拿個最便宜的，能打電話、發短信就成。”最後李理買了一個300元錢的手機，老闆直納悶，“您拿着這麼貴的相機卻買個300塊的手機，真逗。”
不光對時尚手機不感冒，80後的李理對所有高科技的東西都敬而遠之：不會用電腦，不會打遊戲。但他對所有的拍攝器材都很精通，在野外能熟練地安裝和使用這些設備。
李理於20xx年創辦的黑豹野生動物保護站到現在已經有了3個分站，他買了5輛車，有12位工作人員和64位正式志願者。想成爲他們的志願者並不容易，需要4年以上的相關工作資歷，若干小時的大事件參與經歷，經過大量的培訓和資格考試，纔可以被正式批准成爲志願者，得到一套專業的美國叢林迷彩服。
所有的經費都由李理從賣畫的收入中支出，除了在20xx年得到一筆10萬元的福特基金和20xx年得到另外一筆基金資助外，他們沒有接受過任何資助。福特基金的負責人告訴李理，他仍舊可以申請福特基金，因爲他們對黑豹野生動物保護項目印象非常深刻。當年他們對這個項目的評價是：“黑豹野生動物保護站運作很規範，志願者、成員、站員在管理上都很正規，我們對核心成員保持一份敬意。”
李理說他不會再申請了，因爲現在他的畫賣得很好，資金來源已經不成問題，應該把機會留給其他有需要的組織。
撞了南牆還要把牆撞倒
李理5歲接觸繪畫，從此便癡迷上了。國中時，在他自己的堅持下，終於說服了父母同意他退學回家，專心學習繪畫。之後，李理考上了西安美院附中，後來又被保送入西安美院。走自己感興趣的路，這下能安分了吧?可不到一年，李理又做出一個決定：退學。
“我看到大二、大三的學生還在學我10歲以前學習的課程，我就想看來沒必要在這裏待下去了。”父母希望他好歹拿到大學文憑，畢業後好找工作。李理仍堅持己見。大學老師說他：“人家是不撞南牆不死心，你是撞了南牆還要把牆撞倒繼續往前走。”
小時候因爲畫畫需要素材，加上貪玩，李理學會了各種捕鳥方法。退學回到北京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著名環保人士郭耕，“當時郭老師拿着小喇叭給國小生講課，講環保。從他那兒我學到了尊重生命，不破壞自然環境。”之後，李理不但扔掉了自己的全套捕鳥工具，還一直想爲保護自然環境做點什麼，這個念頭成就了現在的黑豹野生動物保護站。
剛開始幾年，李理帶着幾名環保志願者跑到北京房山區的山裏、村裏發傳單，告訴當地人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性。但老鄉們並不買賬，“你們跑這麼遠的路來到我們山裏，就給我們發幾張紙，圖啥呢?再說這些鳥淨偷吃我們的糧食，爲啥要保護它們?”
剛開始的確很難。家裏人不理解，周圍的朋友不理解，沒錢，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去問別的做野生動物保護的組織，人家把他們當成瞎胡鬧的小屁孩，根本不搭理。有時在大雪天，躺在帳篷裏，一羣人凍得縮成一團時，李理總會想：“圖啥呢?”
好在倔強的李理再次扛了過來，而且他發誓，要掙到足夠多的錢，不讓大家再這樣落魄地做下去。
李理開始開店賣畫，後來又成立了工作室。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畫很受肯定和歡迎，“我真沒想到，原來錢這麼好掙。”後來他又一股腦開了3家店。資金有了，李理爲隊裏不斷添置設備：相機、專業鏡頭、攝像機、監測系統、巡護系統等，保護點也一個個建成，並在各個保護點派人24小時看守，又請來專業人士做培訓。
從郊區一日遊到專業化管理
20xx年，李理和他的黑豹野生動物保護站“找到了組織”，加入了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協會(WCS)。這個協會在全球64個國家展開工作，黑豹作爲該協會在中國的一個下屬支隊，主要負責北京乃至全中國的野生動物保護、調查研究、拍攝記錄、宣傳考察、救助等工作。李理說，能被WCS“收編”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對方看重的是他們的專業性和這些年來對野生動物保護始終如一的熱情。
對黑鸛的保護是李理從保護站創建伊始就一直在做的項目。“我們的工作目標是保護拒馬河當地的標誌性種羣黑鸛。”在他們的守護下，瀕臨滅絕的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黑鸛的數量從原來的三四隻增長到了41只。
中國首例揚子鱷放生、東北虎調查研究、追蹤西藏藏羚羊遷徙、宣傳保護神農架的金絲猴和雲南的大象……都是他們做過的項目。
李理現在的團隊成員很固定，每次跑野外都非常辛苦，但團隊中沒有一個人喊累。大家工作多年沒有拿過一分錢報酬。成員中有6位畢業於農大、林大。組織中的分級管理方式和志願者考覈辦法是李理在20xx年的實踐中一點點摸索出來的，也借鑑了不少國外模式，“曾經我這兒的志願者流動性很強，很多人把這兒當成了郊區一日遊，耗費了我們不少精力和時間。現在進來的門檻高了，反而隊伍很穩定。”李理說。
想好咱再領結婚證
李理一年中有半年是在山裏的保護站度過的。所以在結婚前，李理就給妻子打了“預防針”。
他們在一次拍攝活動中相識，女孩中戲畢業，兩人交往順利並自然地談婚論嫁，在準備領證的前一天晚上，李理告訴女孩，他想和她好好談談。
“我告訴她，我的後半生將會是這樣的：首先我是個沒工作的人，我不掙有數的錢，也不會去上班。其次我今後的生活和野生動物保護分不開，我的收入大部分會用到那上面，交給家裏的錢頂多佔20%。最後我可能不會有太多時間陪你，黑豹工作站和畫畫會佔據我大部分時間。”女孩微笑着點頭答應，這本是她意料中的生活。“成，那明天去領證。”李理放心了。
婚後的生活平靜而幸福，李理有空的時候喜歡去菜市場，那裏的人都知道這個年輕人一來就會買很多菜，把後備廂塞得滿滿的。團隊在野外工作時拍的視頻他不敢給妻子看，在懸崖峭壁上拍攝，雖然有英國的專業老師培訓，但畢竟有危險。在家時，妻子在樓下忙着自己的工作，李理就在樓上的畫室創作。這時的他，字古山，號木月，是個職業水墨畫家，他還給他的畫室取名“野蘭堂”。
十幾年來，李理投入到野生動物保護上的錢已超過200萬。現在3個保護站每月的常規支出至少要6000元錢。李理說，他從來不買名牌服裝，也沒有其他奢侈的愛好，有時間就喜歡在野外樹林裏、田野上走走，覺得心裏很踏實，生活很美好，“很多人問我有什麼長遠的規劃，我說沒有，我的目標就是黑鸛數量繼續上升，它們還在我的頭頂盤旋，天鵝還能跟我這麼近地在一起睡覺，我就覺得很幸福了。”
關於勵志的名人例子勵志故事：上帝握着我的手
作者:賀少成
餘秀華紅了。帶着不同的人加諸的不同標籤，她搖搖晃晃地，從湖北橫店村出發，到北京，到成都，到昆明，到杭州……穿過大半個中國，口齒不太清晰地，吟誦自己的詩歌。
詩歌會改變她的命運嗎?她說：“我一直盡力配合命運，演好自己的這個丑角，哭笑盡興。”
命運會在她的世界裏綻開漫天煙火嗎?她說：“我心孤獨，一如從前。”
世界向她敞開了一扇門，而她，懷念的卻是來時的地方：“橫店濃郁的氣息在我骨骼裏穿梭，油菜花浩浩蕩蕩地開着，春天吐出一羣羣蜜蜂。”
一
去橫店村的餘家，要從石牌鎮賀集街道的鄉村公路轉到一條窄窄的水泥路，再轉到一條泥土路來。南方多雨，一旦下雨這條路就泥濘不堪。從去年底開始，停在餘家門前打穀場上的豪車突然就多了起來。記者、粉絲、當地或從外地趕來的有頭有臉的人物，雲集在餘秀華家中。
一撥又一撥人擁到這裏，好奇地打量餘秀華：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傷與痛，讓她寫下了這樣的文字?網絡上，更是有無數人從各種角度去解構、剖析她的詩歌。就連發掘餘秀華的“伯樂”、《詩刊》編輯劉年也認爲：“她的詩，放在中國女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殺人犯放在一羣大家閨秀裏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塗着脂粉、噴着香水，白紙黑字，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她煙熏火燎、泥沙俱下，字與字之間，還有明顯的血污。”
面對“拯救詩歌和文壇”的讚譽，餘秀華覺得“太不靠譜”。她從一開始就告訴所有人：“把我弄得太誇張了不好。”
但撲面而來的熱浪，炙烤和灼燒着餘秀華：訪談、籤售、講座、出席活動……餘秀華從未迷失，她知道自己可能會“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慘”，公衆對她的熱度，就像愛情的保鮮期，過不了半年。然後她會回到橫店村，回到她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所以，餘秀華不覺得自己與詩壇和文壇有什麼關聯。甚至她覺得寫詩，也是一件很個人的事情，至於別人從詩中讀出了什麼，跟她無關，她不在乎。
對餘秀華來說，選擇詩歌作爲情緒出口的原因很純粹——因爲腦癱，她只能用右手使勁按着左手寫字，詩歌字少，排列起來簡單，寫起來更容易。
餘秀華口中的容易，在記者看來也並不容易——當她在記者的採訪本上寫下對她影響較大的作家“博爾赫斯”的名字時，那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力透紙背”——記者採訪本上的紙張，都被她劃破了。
二
1976年3月，由於出生時倒產缺氧造成腦癱，餘秀華的人生路，註定從一開始就要比別人艱辛。
“不知道流了多少淚!鍾祥、武漢，甚至是北京，全國各地的醫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在餘家的院子裏，餘秀華的母親周金香一邊洗衣服一邊說。
“那時她都已經很大了，還張着兩個膀子走路。”周金香的語氣雖平淡，卻充滿酸澀與痛楚。
在家的日子，餘秀華更多的是與家裏的雞、狗和兔子爲伴。她不太出門，即使有同學聚會，她也從來不參加。“他們是一幫的，我跟我自己是一幫。”餘秀華說。
一句話輕輕帶過的背後，肯定隱藏了無數故事。但被問起求學過程中的細節時，餘秀華卻逗弄着身邊的小狗打起了“太極”：“我記憶力很差，都不記得了。”
有些事選擇遺忘，但有些事，餘秀華卻鐫刻於心。
因爲身體上的不便，她1983年纔開始上國小一年級，比同齡人晚了一年;由於字寫不好，1984年，留級;1990年—1993年，上國中;1993年—1995年，上高中;然後輟學。
其實從一開始餘秀華就知道，她的身體，她所在的橫店村，都是她無法跳出的“龍門”。但她不甘心。
國中畢業，她並沒有考上高中。她自己一個人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長要求讀書。校長很驚訝地看着這個說話不太清楚、走路搖晃的女生，只對她說了一句話：“把你爸爸喊來。”
憑着這股執着和倔強，餘秀華上了高中。但兩年後，她又自己退學，原因很簡單：不想上了。任性而去，恰如任性而來。
輟學後，餘秀華嫁給了一個比她大12歲的四川男人。
三
愛與恨，在餘秀華的世界裏從來就濃烈而鮮明。這或許是因爲，傷痕從小時候起就烙在了她身體裏、刻在她心上。
爲了解救餘秀華的苦難，餘秀華的父母曾一度向神佛尋求救贖。得到的答案是前生作孽，今世受罪。從小時候起，餘秀華就覺得自己上輩子是個壞人，這讓她的童年充滿了異常沉重的恐懼感。
上中學時，餘秀華曾試圖割腕自殺，被救下後，傷疤凝結成了她日後詩中的“胎記”。
一直到長大結婚，餘秀華也沒有尋找到她想要的那種安全感。相反，“兩個人完全碰不到一塊去”——丈夫看見她寫詩就煩，而她看到丈夫，也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餘秀華沒有將這段婚姻歸結爲命運，她像小時候一樣，將“原罪”歸結到自己身上：“怪就怪我自己太有想法，太有自己的主見，怪我不好。”
爲了活下去，她曾經到鍾祥所屬的荊門市跟別的乞丐學習乞討，她甚至爲此專門買了一個碗。後來她把這段經歷寫進了詩歌《在荊門的一天》中。
說起女兒乞討的經歷，周金香無法自已地捂着臉啜泣。餘秀華只是在一邊倔強地笑，連聲音裏的哽咽都不太明顯：“活着嘛，總是要自食其力的。但我會站着要飯，不會跪着——我不會下跪，真的做不到。”
沒有人比餘秀華更理解站着對她來說有多重要。
在父親余文海的記憶裏，女兒在小時候，家裏一有客人來，她總會沿着田埂爬到很遠的地方去，像是要給別人證明什麼。
餘秀華學走路時，拄了兩根柺杖。後來別人說她拄柺杖不好看，於是她扔掉了一根。結果別人還是說不好看，她就把另外一根也扔掉了。從那個時候開始，她搖搖晃晃地走到現在。
身體離開了柺杖，心卻從未遠離過。餘秀華成名後，不止一次地說，自己搖搖晃晃地在人間走動時，詩歌，充當了一根柺杖。
“經歷了那麼多，不寫詩怎麼辦?詩歌就像一個朋友，你什麼都沒有了，但是你還有它。”餘秀華說。
四
1995年—20xx年，餘秀華在村口開起了小賣部，一個月能掙二三百元就算大吉，她歸結爲自己“性格不好，不會做生意”。
20xx年，餘秀華出了一次遠門——去浙江溫州打工，在一家工廠撕膜。結果父親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負，把她叫了回來。打了一個月的工，連工錢都沒拿到。
出名後的餘秀華，首先爲這個家庭帶來了經濟上的改善。湖南文藝出版社已給她出了25000冊詩集《搖搖晃晃的人間》，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月光落在左手上》，銷量已超過10萬冊。按照合同，她最起碼也有20多萬元版稅收入。
餘秀華從來沒想過靠寫詩掙錢。20xx年，她的詩第一次刊登在當地的《鍾祥日報》上，最後拿到的是6元錢稿費。但她的家人，甚至不知道她有靠詩歌掙稿費這回事。
在餘秀華出名之前，“版權”這個詞對余文海來說非常遙遠。甚至餘秀華開小賣部時寫詩歌的手稿，也被他拿去當廢紙賣了，這讓他後悔不已。
餘秀華對此倒是看得很開，她用詩一樣的語言“悼念”那些未見天日的詩歌：“天才就是要被賣的，不被賣就沒有天才。”
五
對於所有的活動和邀約，餘秀華說自己無所謂喜歡或不喜歡。就像前半生她抗爭、吶喊過，但最終還是選擇承受一樣，對於現在的變化，餘秀華選擇和命運兩各相安。
發掘餘秀華的《詩刊》編輯劉年，讓她安靜地寫詩;而出版她詩集的出版社，又要她儘可能多地出席活動，推動詩集銷售。餘秀華覺得，他們說的都有道理，她只能選擇隨遇而安。
但餘秀華不時地懷疑外界對她的關注。在杭州時，她曾經問讀者：“你們是真的喜歡我嗎?”
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後，在骨子裏，餘秀華還是希望別人喜歡她的詩歌，喜歡她這個人。所以，無數次採訪、無數個活動，即使她覺得被冒犯，她也只是在言語上不留情面，在行動上，還是儘量配合。
就像記者蜂擁到她家採訪時，請她現場作詩，儘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詩，但她還是在衆多記者面前寫出詩歌《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會停止喧譁》。
餘秀華想借機表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自己的心都是安靜的。
昆明有一個公益活動邀請她關注腦癱兒童，她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她覺得，就算別人借用她的名氣或是用異樣的眼光打量她，只要能幫助到那些和她一樣不被命運眷顧的人，就是值得的。
六
無數的快遞、信件，從中國的各個地方涌向橫店村。
有空的時候，餘秀華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裏，拆那些來信。信裏有的將她的詩歌譜成了歌曲，餘秀華看得哈哈大笑;有的是寄來詩歌請她賞鑑，餘秀華嘟囔着說看不懂;還有的給她寄來了詩集和書籍，希望她的詩歌創作能更上層樓。
今年大年七年級，有一位60多歲的老人專程從北京趕到餘秀華家，不爲別的，只爲看一眼這位女詩人。這讓余文海異常感動。
有粉絲來看她時恭維她是天才詩人，餘秀華會反駁：“我是什麼天才?有人打了十幾年麻將，我不過是寫了十幾年詩!”
認真的時候，餘秀華也會和粉絲深入交流詩歌創作。有人問她，每次寫詩是不是都需要靈感?她說，越是沒有靈感時越要寫，每天筆耕不輟，才能保持詩感。
還有粉絲來看餘秀華時，對她的詩和她的處境都表示理解。餘秀華嘴上雖然在附和，但回過頭卻不以爲然：“其實一個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另外一個人。一個人的生活是一個細節一個細節構成的。我不需要別人理解我，別人的理解對我也是一種負擔。”
七
儘管覺得孤獨是自己的影子，但餘秀華還是願意感謝那些生命中的遇見，並奉上她全部的熱忱：“去北京，總感覺是回家，《詩刊》在那裏，劉年在那裏，出版社在那裏，楊曉燕在，範儉在，董路，天琴……這些名字讓我心疼，讓我短暫依偎。”
柔軟和堅硬，餘秀華一直用她的兩面示人。
然而最真的一面，她永遠只留給詩歌的世界。
辛棄疾、海子、雷平陽……古代到現代，死去的到活着的，餘秀華會用詩歌的方式，向自己最愛的幾位詩人致敬。
對於不愛，餘秀華也會直抒胸臆。說到北島、舒婷，她說她並不喜歡他們的詩;說到韓寒、郭敬明，她說他們是小屁孩兒，她沒讀過他們的東西。
餘秀華拒絕管住自己的嘴。她說自己的出名本來就是一個特別偶然的事件，最多不過是被“打回原形”。
這也許就是在詩中，在自己構築的現實中，餘秀華的情感表現得那麼濃烈而奔放的原因。
肆無忌憚的背後，或許是永不能抵達彼岸的落寞。就像餘秀華說過的，高跟鞋、烈焰紅脣都是她心目中性感女人的符號，但她從未去嘗試過，因爲她能分清現實和夢想的差別。
餘秀華評價自己：思想淺薄、語言粗俗，一個“庸俗到清純”的人。
她不明白，自己這樣一個人，爲什麼會靠着寫詩紅遍了大半個中國。“上帝握着我的手在寫詩，但是我不知道在寫詩。”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