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以《三國志》爲基礎版本的《三國演義》流行於世，被稱爲中國古代四大古典小說之一。三五百年，讀三國志之人寥寥，而熟知三國演義的人不計其數。粗略認知文字者不言而喻，即使目不識丁者，說起三國人物及故事典故者也能侃侃而談，久而久之，以三國演義取代三國志爲學識途徑者不勝枚舉，除專業治史者心中瞭然意外，其他人即使號稱有文化之讀書人也以三國演義代替三國志而瞭解歷史。
三國志爲史書，三國演義爲文學作品，雖說文史不分家，但是總有各自的特質，非專業不足理清。雖然史書不乏僞史，但是較之文學作品，其僞處在於真假及論證手段，而非對人物事件之描繪，史書以求真爲第一要務，而文學作品以表達情感爲創作之起點，史書不如文學作品行筆可以放任無忌，天馬行空。雖然好的史書成果也可作爲不錯的文學作品，但是雙壁之後，難見文史俱佳之作，尤其是唐代以來，官修史書佔據主導，範式和法度日益完善，褒貶體制據以官方之態度，不可恣意，故而威嚴肅穆有餘，而趣味活潑不足，如非科舉應試之用，亦非讀書人娛樂消遣之物，至於市井之民，受學識境遇之限，一無接觸熟識的條件，二實爲理解深究有困難，所以以真實爲首要的史書並不在世間流傳，造成人民並不知真史。對真史的認知空白使各自略帶歷史因素的世俗文學可以代言歷史的機會。各自標榜反應真相的大衆文化大行其道。文學作品以表達情感而爲其宗旨，而市井文化在旨在抓住大衆民衆的精神需求，以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大衆文化水平狀況而言，通俗易懂和入鄉隨俗成爲大衆文化創作和推廣的必要條件，否則曲高和寡，難覓知音。宋元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長，爲專門以文娛業爲生的行業生存產生了可能，形成了市場規模和發展條件。雖然市場潛力巨大和發展前景美好，但是對從業者而言，挖掘市場潛力、開發文化資源和吸引文化消費者事關其生存發展的大事。受其自身文化水平侷限，註定了最初的文化產品創作者難以製造出格調很高的作品，不過與大衆文化水平的對接，正好使創作者和消費者達成了不錯的連接。宋代瓦舍中說書人的話真好是聽書人能懂的，這就足夠了！反正，如果說書人水平過高，大衆就消費和消化不起了！戲劇作品也是如此。
元代時間雖短，但是在文化發展中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階段。那就是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政策特點使大量的讀書人進入到了文藝創作之中，並且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們不再是如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文藝創作，不是玩票，而是專職人員。這導致了元代以來，文藝的發展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有了更高的格調和豐富的色彩。市場經濟的繁華也促使了文化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多的人更多的錢在這裏流動，使元代以後的大衆文化的市場總量更加龐大，文化產品由粗糙變得更加精緻起立。華美的包裝和豐富的內容讓實際上在精神和文化上還比較貧瘠的大衆認爲真就是高格調了，就是最好的了，就如暴發戶們看到一個不錯的奢侈品一樣，已經得到樂需求和滿足，同時對於大多數工商者而言，他們的思考力也是很有限的，辨別的能力在缺少專業知識和方法的條件下就會基本沒有作用。
爲什麼並不非歷史真相的《三國演義》卻取代《三國志》大行其道，甚至成爲大衆對歷史認知的主要文本，它的價值與合理性在那裏？
三國演義的價值不在於這部作品內容的本身，而在於它形成的過程和影響他的因素，爲什麼它會與三國志有諸多不同，這些不同產生的原因是什麼？他不是反應的東漢末年的歷史，而是反應明清以來大衆的心理需求和價值取向。它在大衆中流行，行爲一種與大衆交流的語言，一種江湖的規範。他的歷史價值不在於反映東漢末年的真實歷史，在於潛在的流行方式和產生的作用。並不是因爲努爾哈赤讀了三國演義，瞭解了三國時期的歷史就有了更好的政治能力，而是，他讀了三國演義，就可以更好的瞭解統治者面臨的普羅大衆，人數衆多的民衆他們流行的價值取向和對話方式，比如“義”的認同。雖說忠義不分，但是廟堂之上，以忠爲主，廟堂之下，江湖之中，義纔會大行其道。怎樣理解和使用這個義的作用，可以讓統治者和治理中更好地瞭解和使用民衆，做好控制和管理，提高自己的統治力。法律法規在顯性的，是明規則，而這些道義是江湖中盛行的潛規則，是隱形的，它與國家的政府的發展制度並行存在，在普羅大衆之間默默實行，對國家的政府的作用或好或壞，是一種無形而又綿長存在的理論，不容忽視，可亂可興。是一種民衆的力量，有創造力也有破壞力。天使和魔鬼實際上都是合二爲一。亂世之際，法紀綱常敗壞，和國家法制照不到的地方，這些潛規則都在大行其道。
批判性地讀一本書，不僅要知道作者在書中講了什麼，還要思考和能明白他爲什麼這樣講和怎樣講的。
現在讀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處理信息的能力，包括辨別的能力，分類的能力，歸納和分析的能力，最後纔是記憶的能力。否則記得是僞造的內容和雜亂的知識，不成體系，不能完成創作和指導作用，甚至是誤導，那麼讀書不僅無用，還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