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之死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遜稱自己是“小小老
百姓”，當年卻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組
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枝筆”、“中國輿論總管”。
本書是關於陳伯達的長篇傳記。
陳伯達在接受本書作者的獨家採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
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
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年已久
遠，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記憶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護短。如果說我的回憶能爲大家提
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談一些。不過，我要再三說明，人的記憶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
憶跟別人的回憶加以覈對，特別是要跟當時的記錄、文章、檔案覈對。我的記憶如有欠實之
處，請以當時的文字記載爲準。
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
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
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頂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他的兒
媳小張當時在場：“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
兒媳趕緊敲響隔壁老蕭的門。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鐘之內，醫生就趕到
了。可是，陳伯達的心臟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
肌梗塞。
陳伯達死前和他的兒子陳曉農、兒媳小張以及小孫子生活在一起。突然發病之際，陳曉
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石家莊的列車上———去看望他的母親余文菲。余文菲是陳
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據陳曉農事後告訴筆者：
“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
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波檢查有冠狀動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
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
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牀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後，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
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處理後事。親屬
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
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儘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衆不同：沒
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
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這些年來他總是
躲着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爲他拍過
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纔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後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
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祕書，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陳伯達的遺體
旁，放着許多花圈。花圈上寫着：“陳建相先生千古”。由於一般人並不知道陳伯達的原
名，所以沒有引起注意。有一個花圈署名“劉叔宴”送。劉叔宴是陳伯達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沒有參加陳伯達的追悼會。陳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只在很小的範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
了那些豎着耳朵的新聞記者。
最早披露陳伯達去世消息的是“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臺。他們在9月29日播
出了陳伯達在北京病逝的新聞，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
同時，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道，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
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
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
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海外記者不瞭解“八寶山第一告別室”的具體情況，曾在報道中稱陳伯達死後享受“高
級官員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陳伯達之子陳曉農給筆者的信中，對此作出瞭解釋：
“將八寶山第一告別室說成高級官員待遇，是搞錯了。八寶山有兩部分，一爲革命公墓，是
領導幹部治喪處所；一爲八寶山殯儀館，是老百姓和普通幹部治喪處所。二者之間有牆隔
斷。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領導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別室並非高級官
員治喪處所，其場地條件也遠比革命公墓禮堂簡陋。”陳伯達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寶
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陳曉農和妻子小張護送到福建惠安老家。這樣，陳伯達從
生命的起點，走過漫長而又起伏的85個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後又回到了那裏。從陳伯達刑
滿釋放，到他遽然病逝，這一年間我多次在北京訪問過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
13日，他還跟我談了一下午。不料，一個星期之後，他的漫長的生命便畫上了終止符。
我給他拍的那些彩照，成爲他一生中最後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爲他留在人世的最後的聲音。
他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爲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
他離世之後，我在錄音機旁重聽他的聲音，思緒飛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