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震
蔣方震(1882.10.13—1938.11.4)，名方震，字百里，又號澹寧，浙江海寧人，國民黨追贈陸軍上將(1938)，中國近代傑出的軍事家理論家。他致力於救亡圖存，努力介紹世界新思潮，國民政府謂之爲近代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他精研兵法，著力介紹國防新知識，著述宏富，贏得“兵學泰斗”之譽而馳名於世。
1882年10月出生於浙江海寧縣硤石鎮的一個大族之家。他的祖父光煦是個著名的藏書家，刊印有《別下齋叢書》和《涉間梓舊》問世。父親學閬生來左臂殘缺，動作比較遲鈍，自幼受家庭歧視，忿而棄家出走，途遇一位行醫的父執帶回海鹽家中，授以岐黃之術以繼承醫業。母親楊氏，是個知書識字的女人。1885年，百里呀呀學語時，母親便授其方塊字，隨後年齡稍長，又紿他講述《封神榜》、《西遊記》的故事。他聽得眉飛色舞，有時溜到鎮上小館裏，爬在茶館喝茶的桌上，大聲講述姜子牙登臺拜將，孫行者大鬧天宮，講到情節緊張處，倏地把小圓眼一瞪，小辮子一抖，茶博士和茶客們部被逗得鬨堂大笑。有時，他召集一班小兒編爲兩隊人馬，演習行軍對陣，自己儼然是個發號施令的大將軍。
1894年，百里的父親病逝於海鹽，家中生活無謀，母親乃叫他回硤石，奔走請求於族人之門，得伯叔們公議，集田三十畝，母子依爲衣食。其時，蔣氏家塾開課，百里時時溜到書房裏去聽講，倪勤叔先生愛他聰慧，又知他家境清寒，便對楊太夫人說，願領百里讀書，不收束俸。從此百里就隨勤叔讀書。
1898年，十七歲的百里考中了秀才，因家庭經濟拮据，無力繼續應考，便在伊橋鎮孫姓親戚家中教書，並訂袁花查氏爲親。因百里後來留學日本，查氏等了十二年才與百里完婚。一天他到桐鄉縣探訪一位同族塾師，在那人家翻到桐鄉縣令方雨亭所擬的“觀風捲”(新官上任，考試屬下學子的卷子，以測驗當地的學風)，便把上面的題目抄下來，帶回伊橋鎮，寫好了文章，如期送往桐鄉縣衙門交卷。
百里的文章受到方縣令的極大賞識，考取了超等第一名。方立即派員調查這位考生的住址，請他到桐鄉相見。這件事情很快轟動了硤石、伊橋兩鎮，人人都知道海寧出了一位天才橫溢的神童。
百里到桐鄉拜見方縣令時，方知他做教師只是因爲家承親老的緣故，乃勉勵說：“天才不可埋沒，應求實學以成大器。”不久，他被方縣令帶到杭州，介紹到求是書院求學。在書院的一切費用，也都是由方縣令供給。後來，方調任麗水，對百里的學習仍然很關心，每次進省城都要到書院看望，送給他一些書籍和零用錢。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此事在求是書院中發生反響，不少學生偷閱違禁書刊，並祕密組織“勵志社”，發表抨擊時政的文章。百里的恩師陳仲恕先生私下告誡他說：“你對政治的不平是理所當然的，但不可落痕跡，最忌開諸筆墨。”是年冬，唐才常在漢口組織“自立軍”，事泄被害。百里激於義憤，作了一首悼唐的詩，被書院總理陸懋勳擬予以除名處分。後來，由於得到林太守和方縣令的合力資助，離開書院到東京求學。
1901年，百里進入日本東京成城學校留學，後升入士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那時候，東京是中國兩大政治派別互相角逐的大舞臺，一方是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首的維新派，另一方是以孫中山爲首的民主革命派。雙方各發行自己的刊物，前者爲鼓吹君主立憲的《清議報》，後者爲宣傳民族民主革命的《民報》。百里以化名向《民報》投寄論文，但未加入任何一派。
此時，浙江留日學生包括習文習武共三十五人，在百里建議下組織了旅日留學生同鄉會，併發行刊物——《浙江潮》。百里自任主編，在刊物上發表了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的長篇論文，以博古論今的筆調，從十八世紀的西方革命運動談到中國近代史，連載數期。《浙江潮》問世後，各省留學生紛紛彷效，湖北學生有《漢聲》、江蘇學生有《江蘇》、湖南學生有《遊學彙編》等等。
留日學生每年舉行一次全體大會，選舉主持會務的幹事。1902年底舉行大會時，幹事曹汝霖、章宗祥報告一年來的會務經過，有人提出質問：“賣國賊蔡鈞(清朝駐日公使)驅逐吳稚暉(留日學生)回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接著又有一人上臺大喊：“請注意，曹汝霖就是留學界的一名奸細！”曹卻矢口否認，並解釋得頭頭是道，使大家無以追究。但當改選幹事時，百里突然上臺發言，力陳曹汝霖是蔡公使的“第五縱隊”，使其無以辯駁。
百里與同期同學蔡鍔兩人年歲相同，棄文習武的動機相同，因此一見面便成爲志同道合之友。當時在士官第三期就讀的還有李烈鈞、張瀾(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許崇智、蔣尊？等。百里與蔡鍔、張孝準三人都因學習成績出類拔萃在留學生中有“中國三傑”之稱。百里與蔣尊簋同爲浙江人，被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譽之爲“浙之二蔣，傾國傾城”。
1905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畢業，舉行畢業典禮時，日本明治天皇親自參加，頒發給百里指揮刀等獎品。天皇親自賜刀，日本人歷來引以爲榮，此次爲中國留學生所得，他們不免耿耿於懷。所以，從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學生分開授課，以防中國學生再度奪得錦標。
畢業後，他以少尉資格在聯隊服務，曾入經濟學校實習後方勤務。士官學校自第四期開始，中國學生入學者更多，單是百里求是書院的老同學就有十餘人。因此，他與投考生商辦了一所臨時預備班，每星期日用半天時間給考生們講解入學須知和日軍編制法、動員法、軍人教育、排連營團長的職守等。
1906年，百里由日本回國，在南苑禁衛軍中任管帶。不久，百里的恩師陳仲恕在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處充幕僚，又把他推薦給趙，與此同時，浙撫張曾揚也委他爲浙軍標統(即團長)，相約前往。百里當時認爲日俄兩國，將爲中國之最大敵人，而俄國之侵略野心尤甚於日本，最足以發生戰爭地點也將是東三省。因此籌劃東三省的國防建設，實爲最切耍之急務。所以，他毅然辭卻浙撫的委任而馳赴東北。
到達東北後，他將自己對東三省國防建設的意見貢獻於趙總督。總督極爲賞識，乃破格用人，畀以督練公所總參議的職務(等於總參謀長)，負東三省國防建設與軍隊訓練之重任。其時，他的士官同學蘭天蔚、張孝準，吳祿貞、甯調元、張紹曾、林攝等人均在東三省訓練新軍，大家意氣相投，傾心於建設新的國防。
盛京的建軍工作剛開始，新舊兩軍的矛盾就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其中露骨地反對建立新軍的，爲行伍出身的淮軍羽長張勳和綠林受撫的巡防營統領張作霖。三個月後，陳仲恕得知張勳和張作霖都遷怒主持操練新軍的百里，便勸他離開這個是非之場，趁早到德國實習軍事，以求深造。百里遂直接對趙說：“我在日本學的是初級軍事，中國國防應當取法於上。當今之世，德國陸軍最強，我希望有到德國實習陸軍的機會。”他的希望立即得到趙的滿足，是年底即南下由日本轉道至德國，進德國陸軍大學深造。舉世聞名的興登堡元帥，是德軍的最高統帥，曾特約百里交談。在交談中，他對百里的風度翩卸，識高學博，深爲器重。在德軍第七軍充當實習連長期間，百里見識了著名軍事學家《戰略論》的作者伯盧麥將軍。倆人交談後，伯氏拍著他的肩膀說：“從前拿破崙說過，若干年後，東方將出現一位偉大的軍事家，這也許就應在你的身上吧!”
百里嗜書如命，好學不倦。趙爾巽匯來的錢，他大部分用以買書。由於愛好廣，所購文史方面的書比軍事方面的書更多。例如《哥德集》、《莎士比亞全集》、《席勒集》、但丁《神曲》等，又好旅遊，曾暢遊德國各地名勝，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羅倫薩瀏覽雕刻及古畫，對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不禁悠然神往。這次瀏覽，爲他後來著譯《歐洲文藝復興史》打下了基礎。
1907年，百里的拜門老師蔭昌將軍出使德國公使。當時德皇以英日同盟足以妨害其海上之發展而懷疑忌，百里與蔭昌將軍乃向德皇建議，組織中德美三國同盟，以事對抗英日同盟。德皇極贊成，準備派其皇太子聘間中國，並建議中國派遣特使赴美進行磋商。於是，百里與蔭昌奉命於次年一同回國，以作諸種準備。後因美國總統改選，繼任者無意於此種結盟，致其事無所成就。
不久，百里被趙爾巽調回督練公所任總參議原職。他通過對歐洲各國形勢考察後，對於俄國之侵略中國野心，體認更爲深切，所以一到東北即著手對俄國防建設之計劃，並派其參議官李英華赴俄留學，以從事俄軍情報之蒐集。
武昌辛亥革命爆發，全國響應。百里密與吳景濂、藍天蔚等聯絡，期謀東三省獨立以事策應。但因其時新軍(張紹曾、吳祿貞等部)均已調入關內，瀋陽新軍僅有第二混成協，而趙爾巽又將舊軍張作霖所部調往省城，獨立之舉只好作罷。張作霖等對百里的操練新軍早存不滿，這時更思殺之而後快。百里知情不佳，便立即登車南行。他上車後，一時急欲就廁，照理車未開，廁門不得開啓。侍者因他來頭甚大，破例爲之進。爲了防止乘客接踵而進，隨手將廁門鎖起。就在這一瞬間，張作霖隨帶衛士追上車來，問一侍者“蔣總參議在哪裏?”恰這位侍者不知道百里在車上，便答以未見上車。張還欲搜查，火車汽笛大鳴，只好悻悻下車而去。
百里闖關南下後，被浙督蔣尊簋聘爲參謀長，隨後調任陸軍部高等顧問和總統府顧問。1912年冬，滇督蔡鍔準備推薦百里爲雲南民政長，約先於昆明相晤。一天，百里到陸軍部向總長段祺瑞辭行。此時，段已得知總統袁世凱準備任用百里爲保定軍校校長，料想百里不會舍熊掌而取魚，便向他透了口風。百里一聽，乃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這是一件有關建軍的大事，總長如果把這件事委託給我，我就不到雲南去了。”他這一果斷的決定，卻打破了段準備任用私人的預謀，從而埋下了惡根。
12月15日，百里以陸軍少將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興高采烈地到軍校上任，以爲從此可以大展宏圖，實現自己建軍救國的抱負了。軍校一千五百名學生都到校門口列隊迎接，見新校長是個年輕的白臉書生，身著黃呢軍服，外加紅緞裏子披風，腰掛長柄指揮刀、足登烏亮的長馬靴，騎著一匹高大的駿馬，顯得十分整齊、嚴肅、英俊，個個打心眼裏敬佩。他到校的第一次訓話，內容爲精神教育與學術教育。他說：“什麼叫精神教育呢?譬如四百入與四十人戰鬥，當然是四百人那一方要獲勝，但是那四百人方面沒有團結的精神，一個，一個地或三五成羣地與四十人戰鬥，而四十人方面是團結一致的就能戰勝四百人。什麼叫學術教育呢?重要的在於研究心。德國、日本是軍事學術優良的國家，難道是天上神仙下凡教會他們的嗎!不是，是努力研究軍事得來的。”他談了自己在日本、德國研究軍事十餘年的一些體會，認爲學習外國的目的在於指導中國國防，以它山之石攻玉。最後對學生說： “你們在辛亥革命軍中，當過各級軍官的不少，今天能夠辭了軍職來到校中當學生，這種精神，可望‘凌歐駕日’。今後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作好了榜樣，你們不跟著來，當以嚴厲制裁。如果方震不盡職責，辦不好學校，當以自戕以明責任。”
從此以後，百里積極認真地整頓學校。他首先抓了五件事：第一是抓清潔與嚴肅。認爲清潔與嚴肅，是一個國家文雅盛衰的明顯標幟。不清潔象徵民族的衰老，不嚴肅象徵國民散漫而無組織。所以，他一到校就叫西裝裁縫量好全體學生的體裁，每人發，給一套新軍服，一雙皮鞋、馬靴，其它一切裝備也都換上新的。對學生的儀表非常重視，凡有帽子未戴正，鈕釦未扣好，皮帶未紮緊的他都親手給以糾正。第二是改善學生的伙食。每天，他必巡視廚房，考察食物的衛生與營養成份，並與學生同桌進餐。第三是嚴格規章制度。規定學生互相幫助，互相監督，每七人爲一組，一人犯規，全組同罰。他每天上下午都要到操場巡視一遍，晚上查宿，檢查制度落實情況。第四是調整教學隊伍。他請求陸軍部將能力差的原教育長毛繼承調換工作，推薦他的土官同學張承禮爲教育長。對不稱職的教官也準備一一調換，親自物色日本士官生聘爲教官。第五是提高教學質量。對外語和戰術兩門課，非請假不準缺課，如遇教官請假，他就自己代課。他還經常集合教官指示戰術教學要點，要求教官除按教材教課外，還應講述可能發生的臨時變化，指導學生臨機應變的技能。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體教官和學生舉行講演會，講述中外古今軍事名人的言行，注意軍人修養，提倡精神教育。他自己簽名贈送學生每人一冊梁啓超所著的《中國之武土道》，內容都是軍人忠於國家，和忠於職守的嘉言懿行。他仿照德日兩國的成規，定期舉行師生大會餐，以養成共同生活和相互促進的感情。
百里任事三個月後，次第舉辦了野外、課堂、內務、—人事管理等各種檢閱，見無論從形式或精神看起來，學校都有顯著的進步，因而更想對學校做一番徹底的改革。但是在北洋派段祺瑞、魏宗瀚、丁錦把持下的陸軍部，不允許別人辦好學校。對百里提出的炮科要增加炮，騎科要增加馬、步、工，輜重兵科要增添設備以充實教育內容，以及學校改革需要的經費，都遲遲不做答覆，甚至多方掣肘。對一些學識很差而與段、魏、丁有關係的連排長，也仍然得不到撤換；對他多方物色到的東西洋留學歸國願到軍校任職的人才，陸軍部多方挑剔，不予批准。對此，百里曾屢次親自入京交涉，均無結果。恰在此時，袁世凱的帝制野心已日漸暴露，南方各省正在醞釀反袁。學生請假離校、潛赴南方各省參與反袁活動者日多。他對學生們說：“中國的事業方纔開始，青年們學業未成，何急急爲?”“諸葛亮爲什麼要等三顧茅廬而後出山?主要是因爲他對天下大勢尚未成熟耳！”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感到陸軍部有意刁難，校事受阻，學生離校，學校前途難於樂觀，於是履行了他的諾言。
1913年6月18日早晨，百里在操場上集合全校學生講活。他說：“我初到本校時，曾經教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現在看來，你們一切都還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卻不能盡校長的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學生們看見校長臉色泛著蒼白，聽他的話又說得那麼迷離惝沈，一時摸不著頭腦，都在提心吊膽地端立不動。又聽他接下去說：“不能盡責任就得辭職，但是中國的事情到處都是一樣，這兒辦不適，那兒也未必辦得通。你們不要動，要鼓起勇氣來擔當中國未來的大任!”說完，他深情的目光向學生巡視一遍，說了聲“立正不要動！”便轉身向辦公室走去。接著傳來似乎是個玻璃瓶爆炸的聲音，學生們齊向辦公室門口望去，只見校長端端正正的站立在石階上，目光直射著學生，雙手用力按著他的指揮刀。學生劉文島突然大喊：“校長自殺了！”全場師生見校長的胸部軍裝被鮮紅的血浸透了，都慌做一團，紛紛上前搶救。教育長急忙打電報給公府，請派醫生來搶救。袁世凱聞報後，電交通總長曹汝霖到日本公使館，派了最好的外科醫生至保定來爲百里治療。
百里自戕時，是用“白朗寧”手槍對正自己胸部射擊，恰工役李如意正站在他的旁邊，驚慌間挪他的右手一下，槍口稍偏，子彈由肺葉中間穿過，所以經過醫生搶救治療，脫離了生命危險。
百里自戕前夜寫了好幾封“遺書”放在辦公桌上。其中給教育長張承禮的信，內容是：“耀庭吾兄鑑之：僕於校事，不能盡責，今以身殉職。所有後事，處置如左：對於總長處，望即以告學之語告之。惟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對於軍事，非有一至善之目的不能達到。勿以彼善於此之言聊以自慰也。……家母處，望告以僕之死爲殉職，殉國，善爲勸解爲禱。家中薄田數畝，老母寡妻，尚能度日。……”致教官張翼鵬並轉諸教官的信，內容是：“半年以來，諸君之惠我者至矣，僕實不德，今以身殉職，是別無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職守之觀念是也。……”
遺書發表以後，不僅在學校掀起了大風潮，而且震動了全國朝野。大多數學生悲憤萬分，如喪考妣，各科都推舉代表，組成校代表團。代表團除通電呼籲外，還上京請願，指責陸軍部魏宗瀚、丁錦等任用私人，破壞軍事教育。教官張翼鵬、楊言呂等陸軍士官數十人亦聯名向總統府控告魏、丁等人任用私人，把持軍事教育的種種罪狀。各省區都督或其它將領，紛紛發電慰問。鄂督黎元洪特派代表來看望百里的傷勢和安慰學生，直督馮國璋派他的軍醫處長來校爲百里治療；滇督蔡鍔要求北京政府務必認真查明事由，追究責任，湖南名流熊希齡申明：“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各界的函電，成了當時鬨動全國的一項重要新聞。袁世凱迫於輿論，下了一道嚴厲命令，說該校校長蔣方震自戕，系陸軍部軍學司魏宗瀚、教育科科長丁錦任用私人，把持教育所致。軍事教育關係國家前途，何等重大，豈容部員任意把持！著派蔭昌(總統府侍從武官長)、陳宦(參謀本部次長)前往查辦。
百里從此不再回校任事，學生們每人洗了他的一張照片，留作紀念。
百里的傷勢好轉後，日本軍醫監要回北京。經學生代表的要求，留下護士長左梅繼續護理。左梅每天給百里把脈、量體溫、遞飲食，漸漸地和病人交談起來。一天，她對百里說：“忍是大勇者之所爲，自殺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責任。人生責任應以大無畏的精神，衝破一切難關，以求實現其偉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將來如何能夠成大功立大業?如果有熱血，有志氣的好男兒輕言犧牲，國事尚有何人來承擔，如何對得起國家和培養人才的老前輩?”百里聽了左梅這番話，內心受到很大的觸動，不禁產生了愛戀之情。兩星期後，他向左梅表示：“我依你的話不再輕生了。但是，以後遇到生死關頭，沒有象你這樣的人在我的身邊提醒我，誰來鼓勵我的勇氣呢?”
百里傷勢痊癒後，到天津休養了三個月後回到北京、袁世凱下手諭委他爲公府軍事處參議。因公府軍事處處長是段祺瑞兼職，袁怕百里受委屈，故叫他暫時不要到公府辦公。一年後，袁派王士珍繼任軍事處長，百里纔到公府辦事。他爲袁撰寫《孫子淺釋》一書，對孫子兵法作了通俗的解釋，逐期在《庸言雜誌》上發表。
後來，百里在川田醫院療養的時候，仍由日使館醫官平戶擔任主治，左梅擔任看護。一天，平戶對左梅說：“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這是有關你的終身大事。校長託了總統，總統託了公使，公使又轉託了我，叫我徵求你的意見。”左梅只是回答：“這或者是職務上的誤會，我沒有旁的意思。”過不了多久，百里的侍童史福又悄悄地塞給左梅一封信，信上別無它語，只是求她不要離開醫院。左梅歸國後，百里還是一直給她寫信。左梅只好在回信中向她吐露真情：“我說假話是說不來，現在不妨以真情相告。日本女子嫁給中國人有很多的困難，而我必得父母之命，因此難上加難。我向父母請示過，父母認爲，日本不是沒有好青年，何必嫁給一個身帶暗傷的中國人。看來事已無望，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百里接到這封信後，不但不死心，反而給她的信寫得更多了。最後一封信說：“我因你而生，你現在又想置我於死地，好，我馬上就到日本來，要死也死在你的家裏。”
左梅這時不得不把此中的經過全盤地揣出來，並把密藏著的一疊疊的來信全部掏出來給父母看。母親看信後說：“一個人呱呱墜地時，就把一生的命運帶來，你救過他一次，就再救他一次吧!愛情是無國際的，我料他終身不會虧待你，你若捨去他而嫁別人，此生必耿耿於懷，這對你也是不利的。”左梅得到父母的同意後，不久來到中國，在天津德國飯店與百里結婚。成婚後，生長女昭、又生次女雍。楊太夫人急於得孫，有義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納之爲妾，但始終無所出。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粉墨登場，宣佈恢復帝制，激起全國人民憤慨。百里對袁的皇帝夢早有察覺，還是蔡鍔在北京受軟禁時，他就與蔡談過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觀念太深，即使他們願意放手叫南方人練兵練將，這種練出來的新軍，也只能成爲一人一系爭權奪利的工具，而絕不能用以捍衛國家。所以在那時他就與蔡鍔、梁啓超決心拋棄利用袁氏建軍的幻想，計劃南下走反袁救國的道路。
1916年3月，百里由北京祕密到上海後，原擬轉道赴川。適岑春煊在廣東組織“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任梁啓超爲都參謀(即參謀長)。樑不懂軍事，參不了謀，便電召百里赴廣州與之一見。百里一到，即被任命爲司令部的“出師計劃股”股長，執行參謀長的職務。
袁死後，北京政府新總統黎元洪任命蔡鍔爲四川督軍兼省長。蔡抵成都後，電請百里入川商討川局善後。百里便從廣州轉上海由長江溯流而上，到龍泉驛與蔡相會。這時，蔡的病已入膏盲，結核菌已侵入喉管，嗓音沙啞不能成聲，8月9日，北京政府批准蔡給假兩個月養病。蔡希望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東渡就醫，乃商請百里權任督署參謀長兼代督軍。百里卻願以總參議之名陪蔡東渡，於是蔡改派羅佩金爲參謀長兼代督軍，戴戡代理省長。9月9日，百里陪蔡鍔東渡，到日本九洲福岡醫科大學病院就醫。”月8日蔡見自己病勢垂危，隨口授百里代寫遺電，蔡剛把話說完，就溘然長世。百里含淚在遺電後附加按語說：“一年以來，公惡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傷其神，臨終之際，猶未能裹屍爲憾，然蔡公身雖未死於疆場，實與陣亡者一例也。”北京政府接到百里電報後，明令追贈蔡爲陸軍上將，予以國葬。
1917年2月，百里的夫人左梅分娩在即，乃移居北京的奶子府。這時，羅佩金、戴戡按照蔡鍔生前的計劃，電促百里入川任督軍。所以，他在長女蔣昭生下來的第二天，便南下長沙，擬視蔡鍔塋地後轉程入川。可一到長沙，湘軍將領有他的士官同學和保定門人，都堅留他小住幾天。那知這一留，倒把他從陰間拖回到陽世來了。他由漢口轉往重慶時，還沒有聽到四川方面的任何風聲。由重慶改乘山轎西行，到了山陰鎮，突見他的學生李拯中化裝叫化子迎面走來，才知道川滇黔三角戰爭已起，戴戡和張承禮均爲川軍劉存厚部所殺。得此凶信，他只好輾轉回北京，晉陸軍中將，任總統府顧問。
百里任總統府顧問，只不過是大權在握的段總理羈縻他的一個空頭銜。不久，財政總長梁啓超兼任北京鬆坡圖書館館長，聘請百里主持圖書部事務。自此，他一邊參加鬆坡圖書館的工作，一邊譯書自遣。
“五·四運動”前夕，梁啓超精選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名人組成歐洲考察團，以“民間團體”參加巴黎和會，並巡視西歐戰場，考察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失敗的原因及歐洲戰後新形勢。百里以軍事名流作爲考察團的成員，於1918年12月23日由北京動身，1919年2月11日到達倫敦。在倫敦住了一個星期，即轉赴巴黎去觀光2月18日的和會開幕式。考察團在巴黎住在中國公使館附近的先生街，每晚討論中國應向和會提出的各種問題，以備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參考。
巴黎和會閉幕後，考察團於3月7日由巴黎出發，從馬侖河經凡爾賽，折而至萊茵河右岸聯軍陣地，再到比利時，循繆司河穿過興登堡線返抵巴黎。參觀戰地完畢後，百里受梁啓超之請，寫了一篇《德國戰敗之諸因》，以反對軍閥和軍國主義。此文的結論是：“軍閥之爲政，以剛強自喜，而結果也，必陷於優柔而自亡，外強而中幹，上剛而下柔。”“兵之爲物也，有極端性，未有不求戰而其兵可強者，亦未有兵既強而不求戰者。”
在歐洲十個月的考察中，百里與梁啓超對歐洲文藝復興史深感興趣。樑還自己出題目請法國名流輪流講解，百里負責記錄。回國後，他就著譯了《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樑作序，由商務出版社出版，以向國內介紹世界新思潮。百里認爲：要發揚中國之文化，必須解除過去之束縛，獲得思想之自由，始能推陳創新，有所建樹。歐洲之所以能衝破宗教黑暗，創造出現代之文明，實由於文藝復興運動喚起人生之醒覺。但他又顧慮到自由思想之流弊，易於走向橫決放蕩，以至淪於墮落罪惡之途。因此，又譯英國斯邁爾著的《職分論》。《職分論》裏說：“人之生於世也，必各有不可不盡之職分。……而至高至善之人，決不以自身之幸福與名譽爲其一生之目的。人之生也，固別有至強之動力，即導源於衆善所歸之事業是也。”所謂事業，即爲“至高至善之人，必須爲其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全世界之人類謀福祉，乃爲人生之職分。”對此，百里引述中國《大學》書一段“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作爲對人生職分之解釋，並認爲這是人生遵循之軌範。
五四運動後，中國出現了風靡一時的新文化運動。梁啓超在北京建立了三個推進新文化運動機構，一是“讀書俱樂部”，二是“共學社”，三是“講學社”。百里是前兩個機構的主持人，“講學社”的總幹事。在這同一時期，他還主編了《改造》雜誌。
當時，國人苦於內戰打個不停，涌起了一片“廢督裁兵”的呼聲，反對“以國家豢養之兵，供個人爭權奪利之私”。百里應形勢之需要，撰寫了“裁軍計劃”與“精兵主義”兩文，恰中人們心坎，受到廣大讀者歡迎。
1920年，譚延闓在湖南提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省政府邀集了一批省內外名流，在嶽麓山舉行講演會。百里應邀請作了演講，並參加了湖南的制憲工作。不久，他當選浙江省議員，參與“三色憲法”的制訂工作，即制訂三種省憲，紅皮代表左傾，藍皮代表右傾，黃皮代表中間派，交由全省“公民”總投票解決。
百里一度做過孫傳芳的座-七客，吳佩孚的參謀長，企圖團結直系殘餘勢力，聯合南方的新興力量，共同討伐奉系，進而統一全國。
1923年，馮玉祥在北京南苑練兵，聘請百里每星期到軍中講演一次軍事學。百里南下葬母北返時，馮部五位旅長公宴歡迎，把馮請他任參謀長的想法轉告他。百里不願以無黨超然之身捲入政爭漩渦，便婉言謝絕。一天，百里照常去講演，走進張之江旅長室，室內無人，外面有電話打進來，百里無意中把聽機接在手裏，聽得對方興高采烈地報告好消息：“喂，事情辦好了，黎老頭兒已經乘車出京了哇!”這就是1923年6月13日北京軍警“逼宮”之一幕，以索餉爲名逼走了總統黎元洪。百里把這消息告訴張，張便問：“您看這件事情應當怎麼辦?”百里直率地說：“總統好不好是另一問題，總之應求政治解決；軍人不應有此動作。”說完，他見張一聲不吭，自覺交淺言深，從此不再到馮部講演了。馮玉祥對他是十分敬崇的，在輯錄古今名將治軍格言時，把“蔣方震日”同“岳飛曰”、“曾國藩曰”、“胡林翼曰”等人的名句並列其中，並編印成冊發給所部將領每人一本。
1924年9月17日，吳佩孚在北京主持討奉軍事，找百里密談，請他同往伐奉。百里認爲討奉之戰仍爲軍閥混戰，便對吳說：“我離開那邊多年，今昔情況不大同，未便妄參末議。”接著吳又請他指揮兩師軍隊開到湖南，防止西南乘虛北伐。百里更不願置身於南北戰爭的衝要，但內心卻覺得這位“北方之強”，對於一個毫無淵源的局外人，不惜寄以腹心之任，因而加深了對吳的好感。
是年10月23日，百里去看望在清華大學任教授的侄兒慰堂，忽見城門關閉，大街上到處張貼“陸軍檢閱使馮”的告示，知道直系內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對慰堂說：“子玉(吳佩孚字號)是完了，當他危困的時候，我得前去看他一趟。”當天即到秦皇島與吳相見。他分析吳四面樹敵，南北兩面作戰，大勢已去，必不會出現起死回生的奇蹟。而夜郎自大的“常勝將軍”吳佩孚，至此仍然不承認自己是失敗者。百里與吳意見相左，稍住幾天，便由天津南下上海。這時，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正在拉攏士官同學，聞百里南下，便到處找尋。一天，孫到百里的好友張宗祥家，見百里也在，如獲至寶一般把百里請了去，任命爲總參議。
1925年10月，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兵敗後，南下漢口成立了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這時，孫傳芳也在杭州召開五省聯軍會議，請吳主持全局，並請百里任吳的參謀長，統一指揮，以便制勝奉軍。這時，百里已與湖南唐生智商量，派門人劉文島、李拯中兩人與廣州方面取得了聯繫，故欣然赴約。他打算先田結直系內部，然後從中牽線，使直系與廣東的新興力量結合，共同伐奉，達成南北統一。孫傳芳打下南京後，百里見吳佩孚仍未赴寧主事，乃主動到漢口就任吳的參謀長。可是，吳佩孚這時的想法與百里的打算大相徑庭。吳想的是先打馮玉祥，再打張作霖，先消滅唐生智，再蕩平兩廣。百里告誡吳不可四面樹敵，尤不可兩面作戰，過問湖南的事。奈何吳的聯奉伐馮的計劃已經成熟，他只好請假回上海，隨即向吳電請辭職。吳見他用的是明電，認爲“范增辭項王而行，乃是項王的奇恥大辱”，故看了電報，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1926年，唐生智的部隊改稱國民革命軍。唐請老師百里與劉文島爲湘軍全權正副代表，到廣東接洽北伐問題。因百里已回上海，劉文島銜命先行。劉在廣州晉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時，蔣向劉表示：“百里先生如肯參加革命，對革命事業的進展必然大有幫助。他是老成持重的穩健派，穩健派參加革命，能使國人更加認識革命的重要性，具有提高士氣和轉國際觀感的雙重作用。”此時，孫傳芳也約請百里任“五省聯軍”的總參謀長。當百里不願就任時，孫傳芳又要他任上海市長或江蘇省長。百里見孫求之誠懇，乃介紹丁文江自代。
百里對孫的期望也象過去對吳佩孚的期望一樣，想撮合孫與革命軍合作。一天，孫密召百里與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江蘇省長陳陶遺至私室商討與南方戰或和的問題。百里與陳儀都主張與革命軍合作討奉。他還向孫提出具體的建議：由五省聯軍擔任津浦線，革命軍擔任京漢線，兩路並進，會師京津，統一全國爲最後目標。這時，蔣介石的代表張羣也祕密到南京，爭取孫的合作。孫乃決定召開軍事會議，公開徵求五省將領的意見。不料陳調元首先站起來請纓討赤。陳向以圓滑著稱，從不作極端論調，而且只求保全實力，害怕冒險犧牲，又不是孫的嫡系，所以孫覺得五省士氣大有可用，不妨與革命軍一決雌雄。
百里和陳儀見孫傳芳變了卦，把孫拉到密室裏說：“雪軒(陳調元字)的話是靠不住的，你莫上他的當。”孫口頭雖說“我一定不會打，你們不要不相信我。”暗地卻又下達了打的部署。後來，五省聯軍在江西一敗塗地，孫由反奉變成降奉，百里每與人談及此事，總是憤慨地說“豎子不足與謀”。
國民政府遷往南京後，蔣介石派劉文島到上海，迎接百里來南京，在三元巷總部接談。蔣問他對國民黨統一中國的看法，百里認爲，國民黨統一中國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外交方面。中國的外交第一線是日本，如果日本對中國革命懷有戒心，勢必引起中日糾紛。並對蔣介石獻策說：革命軍在打倒本國軍閥的階段，對日本宜採取緩兵之計，莫讓它袒護中國的殘餘軍閥，等到統一告成，國防建設有了頭緒，再和日本清算不遲。蔣介石聽後，深以爲然，表示願領“先生”之計。
蔣桂戰爭即將爆發前，蔣介石請百里做保證人，起用唐生智接長唐山駐軍，以斬斷桂系的“蛇頭”，並要百里同主持北平行營的何成浚接頭，具體商辦。百里則獻了一個連環計：起用唐爲第五路軍總指揮，轄第八、九軍，第九軍軍長由何兼任，而第五路軍又歸北平行營指揮。這樣一來，何是唐的直接上司，唐又是何的直接上司，相互牽制。蔣介石依計而行，唐很快接收了白崇禧所率的唐山駐軍(原是唐的舊部)，逼走了白崇禧，使桂系的長蛇陣斷去了頭。
事成後，唐生智將五路軍總指揮部設於北平順承王府舊址，電迎百里及夫人左梅北上，移住錫拉衚衕舊居。
蔣介石對唐生智總是不放心，不久又內調唐爲軍事參議院院長，雖未解除其五路軍總指揮的兼職，事實上想把他留京內“翊贊中樞”。百里對蔣介石的用意是很明瞭的。所以唐問計於他時，也只好勸唐南下，免生禍端。
蔣、馮大戰中，蔣介石想請百里代唐生智擔任第五路軍總指揮，卑部對馮玉祥作戰，反覆電催他來京面商一切。1929年8月，百里應召到南京時，蔣介石給以前所未有的盛大歡迎，自下關至新街口一帶，沿途高懸“歡迎軍界泰斗蔣百里先生”的橫幅標語，下車後盛宴爲之洗塵，以國府文武大員作陪。宴後密室私語，蔣介石請他出任第五路軍總指揮，南下討馮。百里不願以師道之尊而奪門人之席，便提出兩個理由回絕受命。他說：第五路軍中的第八軍與唐有悠久的歷史關係，如果臨陣易帥，必將影響士氣；第二，以浙江人而領湘軍，即使上面將領不反對，必將引起下面官兵的懷疑。蔣介石見他說得有理，不好強逼，只得作罷。
隨後，百里又出面擔保唐生智不至與馮玉祥聯合，勸蔣介石對唐用之勿疑。蔣介石一再考慮，此時除利用唐部外，其它也無可調之兵，乃接受百里的意見，放唐生智回到軍中。
唐生智率部與馮玉祥部作戰，很快打到鄭州、洛陽一帶，迫使馮部退駐潼關以西，蔣介石非常高興，特傳令嘉獎。可是，唐突然於12月5日領銜通電勸蔣介石下野。百里得知後急發密電與唐，提出“東不如西”的建議。這本來是他曾在北平參加唐父六旬壽典時，所寫賀聯中的意思。賀聯作的“北方大將，西域奇才”之句，即是勸唐拋棄內地的蝸牛蠻觸之爭，步左宗棠之遺規，完成建設西北國防的宏偉工作。不料唐早已定下了“挫馮倒蔣”的計劃，即出兵挫折西北軍的銳氣，然後轉旆東征，取蔣介石而代之。並認爲除中央軍外，所有的雜牌軍聽其指揮，不難一鼓而下金陵。百里則對唐說：西北軍內部已經解體，如繼續西進，西安唾手可得；如進兵南京，必與蔣介石進行一場生死決鬥，這是軍事冒險，殊非智者所取。他還指出雜牌軍不會都聽其指揮，可唐不聽，以致落得個全軍覆沒的結果。
唐生智起兵反對蔣介石後，百里仍然住在上海富國門路(唐孟瀟爲他購置的房子)，友人張宗祥勸他暫時避開，百里則認爲自己與南京政府中熟人尚多，不必躲避。可是剛過兩天，他的房子周圍被暗探日夜守住，不能出門一步。旋即被解往浙江，軟禁在杭州西湖的一個孤島上。後因在他住宅搜出無線電臺和與唐通款的密電，所以又把他解往南京，與鄧演達關在一個監獄裏(總司令部看守所)，等待軍法處的審問。百里在監獄裏整整被關了二十個月，直到寧粵合作，保定軍校出身的陳銘樞當選爲中央常務委員、兼代行政院長時，陳與黨國元老吳稚暉同在蔣介石面前爲其說情，纔得到釋放。
百里出獄後不久，發生了“一·二八”抗戰。十九路軍參謀長張襄和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林建銘，都是保定軍校學生出身，不時地輕車簡從到富國門路來，請百里指示當前的戰略。百里傾注全神爲之規劃一切。那時，中日兩軍在虹口區會戰，華軍由於對英、美等西方國家有所顧慮，不能通過租界，而敵軍則能自由馳騁。百里忿忿不平地說：“我們爲什麼不衝進公共租界?爲什麼在我國領土上敵人可以通行而我們反受限制?”他還指出進兵公共租界可以造成有利於我們的形勢：一是可乘敵人無備而包抄之，二是可擴大戰爭範圍，迫使英、美不能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十九路軍將領翁照垣贊成此項意見。可是，蔣介石、汪精衛還在作國聯調停和英、美仗義執言的美夢，堅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針，不肯採取進入公共租界作戰的方針。
“一·二八”淞滬抗戰後，百里認爲中日之戰不可避免，國防建設不可或緩。所以他一面從事國防工業、國防經濟建設的計劃工作，一面向國人介紹現代國防新知識，寫了大量軍事論著，內容極其繁富。
1934年，百里擔任農商銀行的常務董事，集中精力研究過銀行法及經濟學。隨後，他以私人資格赴日本考察，瞭解到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回國後熱心於中國的國防工業建設，把制定發展鋼鐵、煤炭、石油等多種經濟計劃，做爲其建設國防計劃之一部。他當時分析中日戰爭是持久的，津浦、京漢兩路及沿海的大片國土將被敵佔，中國的國防將以三陽(洛陽、襄陽、衡陽)爲據點，中國戰時大本營宜設於芷江、洪江一帶，這地區有森林、礦產，又有沅水流貫其間，是天然的防守地帶。出於這一戰略預測，他認爲中國的工業佈局，無論從地域或民族性來講，從利於防空和堅守險要來看，應以湖南的南嶽爲工業核心，分佈株州至郴州之線。並認爲湖南是中國的烏克蘭，對農業現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後來，實業部討論煤鋼計劃時，他著眼於戰時工業佈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說“設廠地點，其初步小型工廠可設於安徽之馬鞍山，大冶的鐵和淮南的煤，運起來都很便利。一旦對外作戰，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區。大型工廠宜設於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鄉的煤，寧鄉、醴陵、永興的鐵，其質量都是可用的。”這個意見當時得到南京政府資源委員會的同意，但受到實業部的反對而未實行。
他鑑於當時美國生產的柴油過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來水稍貴，且提煉三次可用於汽車，五次透明無色，十三次可供飛機之用，便以私人資格與美國煤油公司駐滬代理人談及中國的煤油計劃。當美國代理人願與中國政府簽訂三年內儘量供給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時，他便擬就了技術、設備、需要、供給的整套計劃及統計表，交實業部作進一步的研討。他計劃中的第一儲油池在廬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脈川湘邊境一帶。油池均設於山洞內。他還找到了許多工程師，制定了三年煉油計劃，企圖利用美國供應柴油的三年時間，開發中國西北部的石油。這些計劃被實業部採納，並遞交了行政院會議。同時，他還不遺餘力地擬製了包括公路、鐵路、河川的戰時交通計劃，供當局參考。
1935年夏，百里以軍委會高等顧問之名義出使歐洲考察總動員法。船到英屬殖民地新加坡時，英國總督清百里和同船而行的駐法大使顧維鈞、駐意大使劉文島參觀該港新落成的防禦工事。參觀中百里驚歎他們設計和施工的宏偉氣魄，但又提出這是一座防海而不防陸的要塞，如果敵人從陸地來攻，它就成了一筆巨大的浪費了。後來，日本果然是從陸地取道暹羅(泰國)攻陷新加坡的。9月到達意大利時，他訪問了黑衣宰相墨索里尼，參觀了拿坡里的秋操，研討了意國的戰時總動員法。到維也納和奧地利後，他單身到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國考察軍事。到德國考察時，他把蔣英蔣和兩個女兒留在德國學習，偕夫人左梅到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後，於12月初回國。
百里回國後，根據對歐美各國國防建設和戰時總動員法考察的情況，寫有《總動員綱領》，向軍委會作了詳盡的報告，並提出了發展國防應以建立空軍爲重點的建議。他對德國、意大利等國，發展國防以軍民兼融，平戰結合的方針很感興趣。他說：“現代經濟和其他各部門，無一不與國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國的情況雖不盡同，其以國防爲中心思想則無二致。德國的國道計劃，表面看來著眼刁：發展交通，骨子裏卻是國防計劃之一部。德國公路路基築得極其堅固，汽車每小時可行一百五十公里，這在戰時便是絕好的炮兵陣地，這是一舉兩得的計劃，比之臨渴掘井高明得多。”他主張國防建設要合符經濟原理，消費性國防和生產性國防，要以發展生產性國防爲主。他說：“法國有名的馬其諾防線，工事設在地飛，用心不可謂不周密，但是不合符經濟原理，這是一種消耗性的國防。而德國在地面上設防，則是一種積極性的國防，平時戰時兩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時，他很重視意國國防建設貫穿生活與戰鬥一致的做法。他說：“意大利的新村計劃，規定羅馬附近的新建築物，要與左鄰右舍保持相當的距離，這種安排表面與衛生行政有關，實際也是國防計劃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爲散兵式，戰時可以減少敵機轟炸的破壞程度。”他預測到“將來會有這麼一天，耍實現鄉村都市化與都市鄉村化，儘可能擴大城市的面積，以防人口過度集中的危險。”
百里考察了各國的空軍後，得出的結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海軍爲主導，我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空軍爲主力。”認爲：“現在歐洲各國正在拼命發展空軍。空軍易攻難守，所謂防空絕無充分保障，而空軍破壞力之強。遠遠超過軍艦及潛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國飛行家林白對空軍作用估計過高的看法。林認爲空軍機動力之強，破壞力之大，隨著其發展，今後的仗就打不起來了。百里卻說：“我認爲，正由於戰爭的破壞力加強，戰爭的爆發性也就隨之而更大。”他列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起因來證明自己的看法：“上次大戰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環，是因德國積極擴張海軍和潛水艇，嚴重危及‘海上王國’(英)和‘金元王國’(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戰爭終於不得不爆發起來。”
百里在歐美各國考察中，研究了杜黑將軍的制空權理論，認識夠空軍參加作戰對戰爭的勝負將起重大作用。回國後，他根據中國經濟條件，寫出了《意國空軍建設之順序與意見》一文，力主集中財力發展空軍，並使空軍成爲一個獨立的軍種。他指出“中國建設國防，無論從政治、外交、經濟、工業、軍事哪一個角度來看，都已萬萬趕不及了，此時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積極發展空軍，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訓。”做爲陸軍出身，他是倡導空軍獨立理論的第一人。他認爲無論人事、技術、訓練各方面，空軍都有獨立之必要。並提出對空軍的任務可分爲三大端：戰略空軍飛往敵國投彈，戰術空軍破壞敵軍的交通線和補給線，空軍與地面陸軍配合動作，炸燬敵人橋樑及炮位等。
他認爲中國爲大陸國和工業落後國，速成國防自以發展空軍爲最適宜。所以他在意大利參觀秋操時，就電呈軍委會，建議無條件擴充空軍。其理由是：比發展海軍來得快，經濟力還勉強可以應付；可與將來的盟軍配合作戰。他估計中國陸軍必將反對空軍獨立，所以指出空軍發軔之始，可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親自主持，以杜反對獨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鑑於自民國成立以來，無論哪一派當權，都是重軍功而不重人才，一個粗獷、無文的武夫，爲著忠於一人一系，立了一點戰功，當局不管其懂不懂得軍事和經濟，就提拔做個獨當一面的大員，以致誤國誤民。所以他在建議呈文中畫龍點睛地著了一筆：“勇者受勳，能者在位”。主張以榮譽酬軍功，務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爲酬庸之典。
這一時期，是百里思想蛻變的過程，也是他軍事思想發煌的階段。除從事國防工業、經濟建設和出國考察外，還孜孜不倦地學習歷史、國防思想。他認爲研究軍事研究傳統不能割斷歷史，新的軍事科學總是建立在已有的軍事科學基礎上的。只有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才能把握當前軍事理論發展的脈搏。他熟讀了大量兵書，特別是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軍事史，並善於抓住要點，找出本質的東西，提出新的見解。他先後撰寫了《孫子新釋》、《孫子淺說》、《國民軍事常識》、《從中國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國防論》、《東方文化史及哲學史》、《戰鬥與生活一致》、《法西斯與民主》、《輔佐階級與主權階級》、《以政治控制軍事》、《論宋之外交》、《中國五十年軍事變遷史》等論著。
在這些著述中，百里不僅使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重放光輝，而且以建設現代國防爲中心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時人謂之爲“石破天驚之論”，深受國人歡迎。馮玉祥說：“讀到蔣百里先生的文章，總有很多卓越的意見，說明抗戰終必勝利之理，我讀了更增加勝利的信心。”李宗仁稱讚他的文章“凡百指陳，輒精粹具獨到之見，論戰論政，推衍周祥，文出，人皆爭爲先睹。”範韻詩則認爲百里的軍事之作，是一部最好的“兵法”，“如能熟讀和善爲運用，定可克敵致勝”。
百里所精闢闡述的觀點，主要有六個方面：
一是建設國防，“必須先設想一個預想敵國”。認爲：國家假使沒有設想一個預想敵國而對之練兵，其兵既不能對外敵作戰，勢必橫行國內，爲禍於國家。蓋中國舊時之將帥，多承襲過去藩鎮擁兵自重，割據稱雄之陳腐思想，以爲有兵即可有權，有權即可兼併地盤，篡窩高位。推其原因，都是由於彼等對於國防知識之缺乏，貪慾無厭。所以他在《國防論》中指出：“無兵而求戰，是爲至危；不求敵而治兵，其禍尤爲不可收拾也。”
二是認爲“中國民族主義終必勝利”。他在《國防論》的扉頁上明確告訴國人，“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三是認爲經濟爲國家戰力之重要因素。建設國防，必須注意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他說：“如果國民經濟脆弱，軍人生活貧困，驅一羣營養不足及配備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後方卻充滿著啼飢號寒的羣衆，必至民心動搖影響軍心，這種仗打起來是很危險的。”他研究古今中外歷史，發現蒙古人平時利用馬匹之運動性，就水草遷徒，行遊牧以生活；即因之編成強大騎兵部隊以征服世界。希臘人因地處海邊，平時造船航海經商似生活，即因之編成強大海軍以征服地中海與中東。中國人因黃河水患，築圍堤水壩以御水，即因之築成城堡以爲戰爭時堅強之防守工具。馬匹、船舶與圍堤，爲蒙古人，希臘人與中國人平時經營生活之工具，戰時卻變爲戰鬥之工具。乘馬、造船航海與築堤，爲三民族經營生活之技術，戰時卻變成戰鬥之技術。所以，他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得出了“強兵必先理財”和“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的結論，並把這種生產、生活和作戰相結合的國防體制稱作“生產國防”。在《世界軍事之新趨勢》一文中，他針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指出：中國“國防的部署，是自給自足，是在平靜持久”。這些觀點都成爲當時人人傳頌的名言。
四是主張實行“民兵制”。他說瑞士的民兵制，足以達到全民皆兵，構成全面之防禦。認爲“國防空虛及武器落後的中國，只有鼓勵農村抵抗，進行廣大而散漫的游擊戰，乃爲補救之不二法門”。
五是“動員與總動員”。他認爲今後之戰爭，將爲國家總力之戰爭，而國家總力之因素包括戰鬥的與經濟的，是“人”，“物”和“人與物的組織”。有人有物，如果沒組織能力加以組織，則不能發揮其力量。有人與組織能力，則雖缺乏物質，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予以補足。而人又須注意到數量、康健與統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謂統一的意志，不僅是在軍隊中，而是要求全國人民與政府之各級官吏都要做到。歐洲各國之所以能施行全國總動員，是賴其行政系統之健全，與各級官吏能本其職責徹底執行其任務。所以，有人問他當時中國國防癥結何在?他便一針見血地說：“所謂國力的要素，可以大別之爲三種：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與物’的組織。”“蓋今日之中國亦處有‘人’有‘物’，而組織不健全之第三種。中國生死存亡之關健，完全在此‘組織’一事。”
六是重視軍官的素質，主張學校的教官與部隊軍官相對流。他說：“中國近來衰弱的原因，是由於知識與行爲分離。讀書的人一味空談理想，不適事實，負責做事的人，一味憑其直覺盲動，毫無理想。在軍事方面說，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大元帥，做督軍。他們自然也有一種統御的才能，但一點常識也沒有，在現在時代裏怎能擔任國家的職務呢?反之，在各校當教官的，是終身當教官，沒有實際辦事的經驗。”他認爲軍官的重要素質是責任感與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說：“瑞士民兵家裏都藏有槍械武器。在一次罷工風潮中，政府用武力鎮壓，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們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對外敵的。”其次，他認爲軍官必須有識，“識是包括世界政治、經濟、歷史、地理、文化、民族各類之常識，乃是高級軍官處理國防政務所必須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書中，他分析宋代重文輕武，裁抑將帥，致國防削弱，及至外患迭來，主政者又泥於復仇思想，不能認清當時強弱形勢，以致一誤再誤，至於亡國。
百里赴美考察回國後，奉命到西安向蔣介石彙報。到達西安的第二天凌晨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他與蔣介石的軍政大員蔣鼎文、陳誠等十餘人被扣於西京招待所。當天下午。張學良走進百里的房間，把“兵諫”的電報全文交給他看，百里看完中文後，對張、楊的正義行動表示讚許，但他對張說：“今天是力的問題”，“在西安，你們的力量很夠，特別在招待所裏，有兩支槍就足夠對付我們了，可是西安以外又怎樣?”13日上午，張得知南京何應欽主張出兵西安，更擔心何派飛機來轟炸，乃問計於百里，百里告訴張：“委員長在西安，他們不會派飛機來轟炸的。”並問張“委員長在什麼地方?你們向他提條件，他怎樣表示?”表示自己願意去勸蔣介石接受張楊的主張。
16日下午，百里到高桂滋公館見到蔣介石，蔣對百里說：“張漢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談，其心目中以你爲最適宜，但我未置可否。”百里說：“南京與西安之間相持不決，已經形成僵局，贊成派人去商談一下，但本人與黨國關係不深，去了於事無補，必須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決問題。”
百里同蔣介石談後，便同張學良回西京招待所。他問張：“留在西安的軍事大員之中，你最恨的是誰?”張回答“我不恨什麼人，只有蔣銘三(蔣鼎文字)這個人好出壞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順眼。”“那麼最好派銘三去。”當張不明其意時，他便說：“派一個最不喜歡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絕無傷害其他中央大員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對和平解決時局抱有極大的誠意，這樣，就可以產生積極的效果。”張學良完全同意百里的意見，並請蔣介石寫一道停止轟炸西安的手令，給蔣鼎文帶到南京去。但接著又出現了新的問題，蔣介石怕親筆手令落在張的手裏，傳出去將成爲一個笑柄，因此不肯寫；張又怕蔣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給蔣鼎文，他們關起門來說私房話，對己不利。百里就給張出主意，叫張陪同蔣鼎文去見蔣介石，當蔣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給蔣鼎文後，即同時退出，此意見蔣介石和張學良都同意，蔣鼎文於當天從西安飛往南京。不久，宋子文等人來到西安，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等同志也來到西安，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百里於12月27日飛抵上海。
百里過去在蔣王朝中處於尊而不親的地位，自西安“同難”後，蔣介石對他就比較親近了。1937年初，他奉蔣介石之託視察全國各地的防務。他認爲正確的國防之策，不能簡單地重複古人的或外國人的東西，只能從中國當前的實際出發，“研究前進的戰法”。所以，他欣然從命，以孱弱之身，風塵僕僕地到了山東、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廣東等地，走遍了半個中國。視察期間，他還陪同意籍顧問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經濟情況，以便釐定改革方案。到達杭州時，與老友錢均甫相見，錢問及中日兩國的情況，百里說除打之外別無出路，戰爭即將爆發，世界大戰也不可避免。錢問他中國能不能打過日本時，他胸有成竹地說：“感謝我們的祖先，中國有地大與人衆的兩個優越條件，不戰則已，戰即不能不動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爭合流，我們轉弱爲強，把敵人拖垮而後矣。”他講到在濟南、青島、漢口、長沙、衡陽、鄭州、石家莊、娘子關、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處兵荒馬亂、啼飢號寒的情況後，深深感到在打仗時期軍事當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飯”，“軍事實力的基礎是經濟”，“經濟生活根本動搖了，社會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戰百勝的雄師，遂至一敗塗地”。在鄒平，他訪問了梁漱溟，興致勃勃地談到了“民兵制”，認爲這種隱兵於農，耕戰結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國應採用。
這一年3月，中日戰爭已有箭在弦上之勢。蔣介石在“夏都”牯嶺設立暑期訓練班，抽調各省高級將領，輪流前來受一次短期軍事訓練，百里受聘爲訓練班教官。他口才敏捷，眼光銳利而又學識豐富，講課頗受歡迎。他在作《義務兵役制》演講時說：“爲適應戰爭的需要，擴兵‘既欲其精’，又欲其多，而國家經費，則又有一定範圍，不可逾，於是義務兵役制起。以少數之軍費，得多數之軍隊。”並指出其優越性有五：“一日徵之能來，二日來之能教，三日教之能歸，四日歸之能定，五日臨戰焉”。
“七·七”的炮聲一響，各路將領紛紛返回防地。不久，國民政府成立戰時諮詢機關“參政會”，在廬山召開第一次會議。白裏受聘爲參政員，又與周恩來、胡適、梁漱溟等三十餘人受任爲國防參議會議員，
“八·一三”戰事爆發後，百里奉命第二次出使歐洲，開展外交戰，爭取外援。當時，國民黨中央的外交策略，分作拉攏英、美和分化德、日、意的兩個方面。百里的任務，主要是破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的合作，至少是說服德、意兩國的對日關係，不涉及中國問題。他受命後，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認爲這時出使，正是希特勒趾高氣揚之時，西歐有佛朗哥將軍在西班牙取得的勝利；東歐巴爾幹諸國紛紛反共排猶，美國對中日戰爭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處此形勢，深以任務不易完成爲慮。
1937年9月18日，百里以蔣介石的特使身份啓程赴歐。到達羅馬後，在中國大使館下榻，直到10月上旬，意方纔由墨索里尼的女兒齊亞諾夫人出面設宴，墨索里尼則避而不見，但總算通過齊亞諾夫人的口角春風，齊亞諾才約百里於10月12日相見。
百里與齊亞諾的交談絲毫未解決問題，便想只有直接見到墨索里尼一面，或許能打開僵局。因而，他心生一計，請駐意大使劉文島於10月20日設宴爲史丹法尼(意籍中國經濟顧問)和他本人洗塵。結果應邀前來的有六十餘人，是使館少有的一次盛會。百里即席發表演說，首先說道：“我和世界人們一樣，現在也到羅馬來了。”這句開場白引用羅馬的古代成語，意大利人引以爲榮，因此滿座爲之歆動。接下去談到世界上具有古代文明的國家，今天存在雖也不少，但是比較強大的，只有中意兩國。這兩個國家歷史上沒有仇恨，沒有戰爭，真正做到和平共處。這一席話講得大家笑逐顏開，不斷地發出掌聲。百里演講剛完，聽衆都不約而同地趨前握手，表示內心的共鳴。第二天，意大利外交部一個高級職員向百里的隨員薛光前索去演說底稿，第三天，中國大使館就接到意外交部的通知： “林謙(即領袖之意，意大利以此稱墨索里尼)約蔣百里將軍於25日相見，特煩貴大使傳達。”
25日下午6時，百里到威尼西亞宮與墨索里尼相見。這時候，國際上調停中日戰爭的九國公約簽字國將在比京開會，意大利派員參加。所以墨氏提心吊膽地害怕百里提出要求，請意方代表在會議上發言支持中國代表的提案。百里深察墨氏心事，故避而不談，把話題引入到日德意三國成立防共協定的問題上。“聽說貴國將參加德、日防共協定，敝國人士引以爲憂。日本以防共爲幌子，其軍事行動是自北而南，其目的並非對蘇，而在破壞中國之獨立與統一。”這一番話，使得頭大身短的一世之雄墨索里尼大吃一驚，半晌掙不出半句話來。約摸過了五分鐘，墨索里尼才結結邑巴地作出一個極不自然的答案來：“這是無所謂的問題，德日簽訂防共協定，而中德兩國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參加這個協定，我斷言絕無傷害中國之意。”隨後，又談到歐洲形勢、國聯等方面的問題。當墨氏談到國聯制裁意大利，中國代表沒有支持意方時，百里認爲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日本侵略中國，同一侵略性質，如果中國承認意大利用兵東非爲合法，就等於間接表示放棄東三省。於是，他回答墨氏說：“中國有中國的困難，對貴國雖願效勞，怎奈自己有自己的立場，對此無能爲力。”最後，百里談到中意物物交換問題，墨氏欣然同意，並叫齊亞諾同百里詳作商談。
次日，意法西斯舉行大會時，墨索里尼向史丹法尼盛稱百里的使才，並對昨天的會談表示興趣。
10月28日爲法西斯黨進軍羅馬紀念日，百里會見了百忙中的齊亞諾，請齊對11月3日在比京召開的九國公約簽字國的會議，多多爲中國幫忙。但齊卻滔滔不絕地談到：“中國以保存國力爲上策……而那些鼓勵貴國抗戰到底的國家，意在犧牲中國以削弱日本，對中國是不肯以一指相助的。”百里對齊的胡言亂語早已不願再聽下去了，便以嚴肅的態度斬釘截鐵地打斷齊的話說：“你談話的動機也許是可取的，但中日之戰乃是日本侵略中國，而中國進行抵抗。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會停止。”
與此同時，日本對歐美各國也正在展開全面外交戰，勸誘意大利加入防共協定，開展日、意經濟合作等；中國國民黨軍隊在京滬線上大潰退，也使國際觀感爲之一變。百里處此險惡的環境中孤軍奮戰，但他還想作最後的努力。他從羅馬到柏林，會見了德國外交部長和德國第二號人物戈林將軍。在交談中，戈林講到中日“戰爭繼續打下去，我認爲對雙方都是無利的，不知貴國當局有否接受良好勸告的動機”。百里爽朗地說：“中日之戰，乃是日本發動進攻，中國既已奮起抗戰，除非侵略軍退出中國，決不中途妥協。”接著戈林又講到“中國逐步接近共產黨”，“日本防共不是假的”，日蘇兩國曆史有仇恨等方面的問題。對此，百里避開正面不談，而繞著圈子指出日本是以防共爲幌子，以求遂其征服中國的野心：“日本是東方的工業國，其財富十之七握於大企業家之手，而軍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以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備，二十年前，《資本論》就在日本銷行一百萬冊以上。”
戈林聽到這話覺得很新奇，不禁搓著雙手，睜大眼睛想插話，百里卻不讓他開口。“日本外相廣田就是個走親蘇路線的外交家，他曾口出大言，有我廣田在位，日蘇戰爭決不至於發生。日蘇兩國關於中東路的懸案，就是在他的手裏解決了的。日本簽訂防共協定時，他向蘇聯駐日大使悄悄聲明，此約乃對英而非對蘇。蘇聯把這句不能公開的私人談話公諸報端，弄得廣田大受其窘，這件事已成了國際上一個半公開的祕密了。”
戈林聽了百里這番話，閃動著狐疑而又動搖的眼光說：“你的話倒很新鮮。”但又回到本題說：“中國軍民的犧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不過你們的力量到底還是不夠呀!早點收場對你們也有光彩。”聽到戈林這話，百里不免有點動情地說：“我們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的援助。不過，我們的物質條件較落後，對貴國的經濟互助和科學指導不能不寄以厚望。”
在柏林，百里見到一年前留德學習的兩個女兒，女兒童椎的天真使他在外交的荊棘叢中得到無比的安慰。一天，他帶著兩個女兒去看漢姆雷特的悲劇(是莎士比亞所作的悲劇)。看罷回來時，他思潮起伏，就以漢姆雷特爲起筆，寫了一本小冊子，標題是《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後來，這本書在漢口《大公報》上連載時，報紙銷數驟增，天未亮人們就等候在發行部門口買報。
這本書，內分十二章。百里以辛辣的手筆批評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情熱的人種，又受了地理上的影響，造成了性急、短視和容易入於悲觀的性格，缺少內省及臨機應變的能力。他說：“日本古代以鯉魚比作武士，只有鯉魚受了刀傷，臨死也不肯動，恐怕(日本人)以切腹而死爲光榮的來源就在於此。
日本人吃魚要活宰，不懂得中國人‘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廚’的意義，養成了他們的殘忍性。”他在書中所論日本人的矛盾與悲觀是：“一方對中國用兵，一方卻主張東亞民族大團結，一方崇拜外國人，一方又嫉妒英美。天天以‘東方文化’自豪，實在是無一件事不模仿西方：學了拿破崙創造‘萊茵同盟’的故智造成了‘滿洲國’，又學英國人的故智企圖分裂中國”。他還從日本自然條件、歷史狀況及政治、經濟、外交、精神等方面分析了日本的弱點，指出：“日本對中國作戰的致命傷在於國家太小，人力有限，野心太大”，“視此土既肥，彼島更美，南進北進”，“宛如蛇吞象必自取滅亡”。他把當時的日本比作正在盛開的櫻花，告訴大家，“當它最美，最盛放的時候，也正是凋謝的時候”。這話成爲當時分析日本的一句名言，併爲後來的事實所證明。
最後，他以一段寓言，借一位老者的臨別贈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們講和!”提醒國人，中日戰爭“不打個水落石出，不拼個你死我活，這戰爭是萬萬不能中途妥協的”。
1938年初夏，百里訪問法國後偕第四女蔣和轉道馬賽，乘羅索爾號輪迴國。途中接到中國軍隊在臺兒莊：欠捷的消息，船長舉杯向百里及中國旅客致賀。他非常高興和自豪，私下對女兒說：“你來看，國際禮貌是不爽毫釐的，我們表現一份力量，他們就給我們一分顏色，你們年輕人應當牢牢記著這個規律。”
百里在甲板上散步，並肩而走的女兒蔣和突然說：“爸爸，你看我們中國人，有的自尊心太重，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爲這兩者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打日本鬼子，就得老老實實地打下去，打勝了不必趾高氣揚，打敗了更不會亡在閂本人的手裏。您應該抽點工夫寫一篇中國自古以來抵禦外寇的史料，用以鼓勵軍心與民氣，這也是您應盡的天職呀!”
百里接受了女兒的意見，在船上進入沉沉的構思。船到香港後，他把行李搬到九龍飯店，就在炎熱的天氣下寫成了《抗戰一年之前因後果》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百里把中國歷史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自周朝開闢中原到秦漢統一中國，是完成本國文化的時期；第二時期從漢朝張騫開闢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是養成中華民族同化力的時期，第三時期從宋未至民元，即從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鍛鍊我們民族抵抗力的時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認爲抗日戰爭除了考試作用外(誰最努力)，還有一種排泄作用。他說：“譬如人類疾病中有一種‘癌’，不是外來的菌，而是自己身體內變壞了的細胞所構成，天幸敵人給了我們一種妙藥，將這種毒細胞儘量地吸收過去(漢奸)，使我們民族的血液變得清潔和健康了。”
後來，這篇文章在武漢發表，轟動了中國戰時的文壇，都說文章分析得好，比喻得好，譽稱百里爲戰時的文壇健將。
這時正是抗戰最艱危的階段，武漢成了中國戰時的首都。百里應蔣介石的電召，到漢口彙報在歐洲接洽的經過。蔣介石還鑑於時值國聯開會，在遠東有重大利益的英國，應當在國際聯盟提案制裁日本，因而清百里寫一篇警告英國的文章。百里欣然應允，很快寫成《爲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一文。
他首先把別人詆誹國聯的活做了文章的帽子，如用希特勒的話說：“國聯乃是一根稻草，中國想抓住這根稻草渡河。”接著用一位法國記者的話說：“日內瓦碧綠的樹林裏，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宮殿，遠遠望去，分辨不出到底是和平之宮還是和平之墓，但是近前一看，才知道這是一所豪華的病院，一進門就聽列沉痛的叫喊，叫喊得最厲害的是受了空襲的傷病員(指中國和西班牙)。……”藉此，百里抒發了自己的見解：“……日本亞熱帶的民族不宜高寒，而且西伯利亞的資源遠遜南洋，所以它北進是不可能的。”並直接點出中國抗戰與英國遠東利益的關係：“我們這次抗戰，是替英國打頭陣也是替國聯的和平政策守住最後的堡壘。”
隨著中日戰爭的擴大，中國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丟失，國內的亡國論也甚囂塵上。對此，百里非常憤慨。爲了鼓勵全國軍民堅持抗戰必勝信念，他發表了《抗戰基本觀念》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以古論今，分析了工業落後和武器不如人的國家，同樣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提出：“假如說我們機器、武力不如人就決不能取勝，那麼復國英雄與革命志士起事的時候，弱國對抗強權的時候，武器與機器總是不如人，但終久能夠獲得勝利，這是什麼原因呢?”他用這個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了“強者未必永強，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勝，強不一定就不敗”的道理。接著分析了幾座大城市的得失，與戰爭全局並不發生大的影響。他說：“我們是農業國家，工業國家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阪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國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與中國的抵抗力完全沒有影響。”他指出中國最大的武器就是堅強不屈的意志，敵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戰爭的目的，在屆服敵人的意志。屈服一個將軍的意志，使之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志，使之改變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屆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民族主義終必勝利”。
他譴責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談。“說共產是思想問題，若渭威力可以壓制思想，世界上就絕對不會有革命問題發生，也無從有新生的國家了。……憑著日本二百萬軍隊來防止中國赤化，等於俄皇尼古拉用禁衛軍壓迫布爾什維克黨人一樣”。
百里還寫了《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一文，譏誚日本還夠不上和他的盟友並駕齊驅：“一個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聰明繞來繞去，仍然走上了那條路，一樣地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還夠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角落裏。”
百里對於抗日戰爭的前途是持樂觀態度的，他深惡痛絕“視外圍人之勢力爲絕對之不可抗。。他說，要是這樣的話，“中國除永遠沉淪之外，別無它法”。對抗日戰爭的總方針，他力主實行持久戰。認爲“中國國家的根本組織，不根據於貴族帝王，而根據於人民。中國國民的軍事天才，不發展於侵略霸佔，而發展於自衛”。在中國歷史上，“利用國民自衛心來保衛國家，沒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國情後，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在戰略上利在速戰，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所以，“對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軍事-匕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則置之第二線，使其有力無用處”。基於這一思想，他擬定了建立民軍的三條組織大綱：第一建制之主義——以自衛爲根本原則，絕對排斥侵略主義；第二編制之原則——軍事區域之單位宜多，而各單位內之兵力宜少；第三建設之順序——以京漢鐵路以西爲總根據地，逐漸東進，以求設備完全。
百里認爲抗擊侵略的戰爭，應該啓發全國人民的愛國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樂爲國家效命。他說：“現代戰爭倘不基於國民的自發性，決不能戰至最後的一兵一卒。”並認爲當今世界，軸心國作戰，人民處於被動的地位，民主國作戰，人民處於自動的地位。如果軸心國與民主國破裂，戰事的第一階段，軸心國以團結對付散漫，以有準備對付無準備，可能處於壓倒優勢，而戰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團結起來了，無準備的也加速完成準備了，那時候，民主國必愈戰愈強，軸心國將由渙散、枯竭而趨於毀滅。他的這一分析，正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遵循的發展規律。
1938年10月，漢口未撤退寸，百里自告奮勇想到西北軍中服務，蔣介石卻請他擔任陸軍大學校長。陸大是中國最高軍事學府，校長一職例由最高軍事當局兼任，因此百里一再謙辭，只願居教育長之職。最後蔣介石決定，百里以代校長名義全權主持校務。
不久，武漢即準備撤退，百里奉命將陸大由湖南桃源縣遷往貴州。在長沙暫住時，他夜以繼日地整理了陸大講演的兩個題目。第一題爲《參謀官之品格》，第二題爲《知與能》。
百里認爲：參謀二字是從日文中譯來的，我國原來叫做“軍師”或“幕賓”，姜太公被尊爲“師尚父”，黃石公授張良兵書時告以“讀此可爲王者師”。如此說來，參謀長便是帝王的先生。他說：姜太公窮得以釣魚爲生，周文王禮聘至再才肯出山，這便是參謀官的“品”，張良世代爲朝相，韓亡後散盡家財誓爲故國報仇，不惜犧牲一己，這便是參謀官的“格”。他讚頌張良和諸葛亮的品格，說“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顧茅廬，然後才‘感激’，才‘馳驅’，而一出茅廬之後，人家把皇帝送給他做，他卻報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告誡參謀人員，要以先賢爲樣板，尊重自己的榮譽。他說參謀官的地位由“軍師”降爲“幕賓”，雖不在三軍主帥之上，但還是處於平起平坐的對等地位。自從中國成立新軍以來，參謀長再而爲軍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馬弁頭兒”，可以招之使來，揮之使去。今天要恢復參謀長的榮譽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爭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別人不肯敬重我們。
百里對《知與能》的闡述極爲精闢。他說，學問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們，一個士兵也可以給你們寶貴的經驗。他強調講學問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細流。其次腦子要軟，軟得象水一樣。世界上最軟的東西是水，盛於方則方，盛於圓則圓，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這便是能夠改變自己適應環境的道理。如果一個人的腦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沒有求學的資格。他指出： “各種地形不同，各種敵人的情況也不一致，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沒有一件事是象演戲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況，全靠我們能虛心、能體驗、能適應。所以能變就能打勝仗，不能變就不能打勝仗。這是講學問的基礎常識。”
他曾命學員把手錶都交上來，從中檢查了十隻手錶，發現有三十分鐘的差距。他說：“中國人不認識時間的重要性，是個最大的缺點。在這三十分鐘之內，如果德國跟捷克作戰，他們的飛機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餘。”教導學生珍惜時間，求知求能。
百里到達桂林後，應桂林市政府籌備處處長莊仲文之請，發表了十點關於國事的意見。要點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訓練新兵則宜以營爲單位。軍政部的職權在於物色合格的帥級人才，……每營集中訓練，單位不大，經過三個月的訓練，自可成立鞏固之單位。每營訓練成熟，然後集合成師，則全師亦有堅強之戰鬥力。這就是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軍事期間，電信頻繁，電報積壓，往往數日方能到達。各省當局私人應酬電報，阻礙正常業務，宜予以切實取締。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嶇難行，致車輛之汽油消耗增加，機件損毀較易，而汽油機件均爲舶來品，應儘可能求其經濟使用。各省因增強修路隊而僱用民工，民工所費仍在國內流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現在一般人習於坐汽車，汽車車輛異常缺乏，故各站宜儘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馬車、騾車、人力車等，分任運輸之責。亦可組織挑夫隊，每五十里爲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運行李。
第五，有各種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則有等於無。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於有好武器，此點必須向部隊說明。
第六，抗戰時不宜好高鶩遠，要有若干飛機、大炮、坦克車，才能克敵制勝，這是目前辦不到的事。應將現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戰上。
第七，提倡科學不求百廢俱興，宜因陋就簡，集中人力物力於一門，則較經濟合算。
第八，湘軍每營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隊行止自如，其後兵革久廢，遂有營長吃缺之舉，北洋派鑑其弊害，而有取消夫額之章，故北洋軍隊到南方必拉夫，引起民怨沸騰。而軍無輜重，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彈藥已盡，必不能進行追擊，以收克敵致勝之戰果。
第九，我國近年建設，固無統盤計劃，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莊滹沱河，蜿蜓曲折，本爲足資防守的要地，但當地土豪爭設水壩而阻上游，形勢遂壞。故各建設之始，必須研究歷史與地理，方免惡果。
第十，抗戰以來，通都大邑以爲必可堅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臺兒莊、廣濟等不甚著名之地，反獲勝仗。今後抗戰，宜求戰志(士氣)之堅定，而異日和平之後，更宜確定軍隊戰志，以備未來之國患。
百里在桂林成天演講，累得精疲力盡，一天，他神色敗壞地跑回來，倒在牀上不能動彈。夫人左梅勸他屏絕應酬，在桂林多住幾天。他焦急說：“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日不到校我的心一日不安，我們到遵義再靜養不遲。”
百里到達宜山縣城時，知自己病入膏盲，乃分付暫住省府招待所樂羣社。這時，廣州的第八軍分校及浙江大學都已疏散到待這裏。浙江大學的前身是求是書院，百里又是求是書院的高才生，故該校與他的關係特別親切。當知百里到宜山後，兩校的學生每天潮水般涌進涌出，使左梅的照顧發生了很大的麻煩。
百里在宜山住到第五天，決定第六天啓程赴遵義。就在這天晚上，陸大教育長周亞衛由貴陽趕到宜山向百里報告擴中近況，周還說到路上遇到土匪開槍的危險情況。左梅趁機勸說百里再住幾天，等路上太平點再走。百里卻漫不經心地回答：“不見得土匪就向我們開槍。我們已決定了明天走，不要隨時變更，就是有危險也得走。”可就在這天晚上，百里患心臟麻痹症與世長辭了，享年僅五十七歲。
百里的噩耗傳出後，舉國朝野爲之震動。國民政府追贈他爲陸軍上將，並由政府及地方當局襄辦喪務，將遺體葬於宜山的鶴山。後來運回杭州，改葬於南山公墓。
百里五女，昭最長，未笄而卒，次第爲雍、英、華、和，都爲海內外最高學府畢業。1946年，蔣英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錢學森結爲伴侶。左梅夫人隨三女蔣英、五女蔣和居住北京，於1978年在北京逝世。
蔣百里一生著述宏富，其軍事著作大部收入《蔣百里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