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
李宗仁(1891.3.13—1969.1.30)，字德鄰，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國民黨一級陸軍上將(1935.4.1)，桂系領袖，愛國將領，著名的軍事家、統帥。
李宗仁生於1891年3月13日。家裏歷代務農，是一個地道的農家子弟。他兄弟姐妹八個，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故村裏人都叫他“老九”。他六歲那年，就跟著身爲私塾先生的父親李培英讀書。後來進省城新創立的臨桂縣立兩等國小就讀。初到城裏，衣著不甚入時，舉止言談都帶幾分鄉土氣，城裏的同學譏笑他是“鄉下的傻瓜”；加上數學、英語等新式學科跟不上，期終考試在榜上“坐了紅椅子”，分外覺得難爲情，讀了兩個學期就輟學了。不久，就到省立公費紡織習藝廠當學徒。1908年冬，考入廣西陸軍國小(第三期生)，從此便開始了一生的軍人生涯。
武昌起義爆發後，廣西陸軍國小改爲陸軍速成學堂。李宗仁編於第二隊，學習步科。他身體健壯，膽大敏捷，性喜馳騁，閒時便以練習騎馬爲樂，馬術在同學中首屈一指。學習也非常用功，每次考試總在前三名以內，頗爲師友所推崇。1913年秋畢業後，被選拔到南寧將校講習所，曾任准尉見習官、少尉隊附等職。一年後該所停辦，李宗仁回到老家。次年春，應聘在桂林省模範國小任高級班軍訓教官。但他覺得自己是個職業軍人，在文科學堂執教決非自己的素志，時時想著重返軍界。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西南軍政各界羣起興師討袁。李宗仁經故舊介紹，投入林虎爲總司令的護國軍第六軍，在步兵七旅十三團二營，當了一名中尉排長，參加了討袁的護國戰爭。袁世凱死後，隨林虎部轉而討伐粵督龍濟光，在此役中負傷，晉升連長。1917年秋，他所在營北上入湘，參加護法戰爭。戰後，年僅二十五歲的李宗仁升任營長。1920年8月，參加第一次粵桂戰爭，在蓮壙口一役，他帶領全營擔任正面主攻任務，衝破了天險峽谷，開闢了四會和肇慶的唯一通道。從此，他聲名大噪，以勇敢善戰聞名兩粵。戰事告一段落後，廣東護國軍番號取消，改稱爲“粵佳第一路邊防軍”。翌年，粵桂戰爭重起，他升任幫統，隨陸榮廷右翼南路主力軍，堵截陳炯明部入桂。在高州一戰，被敵突破，人馬雜沓，爭過浮橋，紛紛擠落江中。李宗仁幸好身體強壯，泳術不弱，奮游上岸，回師解玉林之圍，又被升爲統領。後來，第一路邊防軍退至廣西的六萬大山，司令黃業興統率大部隊進駐廣東，因李部都系廣西人，不願隨去，便留駐六萬大山。不久，被陳炯明收編，改爲“粵桂邊防軍第三路”，年尚不過三十的李宗仁任該路司令。
粵桂戰爭結束後，李宗仁率部駐紮玉林五屬。這時，廣西全省騷然，八桂無主，各自稱霸。他在五縣紳商支持下，也將“粵桂邊防軍第三路”，改稱爲“廣西自治軍第二路”，通電就任該路軍總司令。不久，黃紹竑率領所部幹餘人加入該軍，使李宗仁的實力大增，共有人槍三幹餘。他操持所轄七縣的軍政大權，一面整軍經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後來，李宗仁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孰料此即我日後披荊斬棘，削平羣雄，統一廣西，參與北伐，使八桂子弟足跡遠達山海關的起點。”
爲了改造舊軍積習，提高軍隊的水準，李宗仁在安排民政人事的同時，集中精力抓緊整飭軍紀，培訓幹部。他在玉林辦了一所幹部教練所，調本軍行伍出身的下級軍官前往受訓；並招收一些中學畢業青年入學，培訓後充任下級軍官。另外，還附設教導大隊，訓練班長以及足以擔任班長的上等兵，充實部隊的基層幹部。
在廣西各軍互不相屬，遠交近攻，以大吞小的激烈爭奪中，李宗仁則採取“內剛外柔”的策略，與各部勢力虛與委蛇，以便養精蓄銳。待機大舉。1922年秋，東山再起的陸榮廷被北京政府委任爲“廣西邊防督辦”。他意圖乘廣西混亂之機，掌握全省政權，取消自治軍的番號，明令李宗仁的“第二路自治軍”改爲廣西陸軍第五獨立旅，委任李爲旅長。李宗仁感到自己“實力有限，未便與陸氏齟齬”，對陸的委任既不正式接受，也不正式拒絕，以改頭而不換面了之。同年11月，盤踞桂北一帶的沈鴻英統領兩萬餘衆，企圖收編各處自治軍，囊括廣西全省，曾派遣其兒子前往玉林做說服工作，意欲收編李宗仁爲所部師長。李宗仁雖感沈部實力強於自己數倍，但認爲沈在桂林，“鞭長莫及，莫奈我何”，便堅決拒絕收編。
1923年2月，黃紹竑欲乘兩廣政局紛亂圖謀向外發展，打算應沈鴻英密召，前去廣州。李宗仁深知黃紹竑是個不受羈縻的幹才，便支持他向外進取的要求。但對黃說：“冒險犯難是青年革命軍人的本色。不過自中山回廣州再度組織革命政府後，對沈鴻英的驕橫跋扈已嚴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發戰爭。此時只可與沈氏及其左右虛與委蛇，一俟戰爭白熱化，沈軍不支之時，即乘虛襲取梧州，而與大元帥府所轄粵軍相呼應，籍以溝通粵桂革命勢力。”黃紹竑聽了深以爲然，放棄去廣東的計劃。不久，沈鴻英果然被北京政府委任爲廣東軍務督理，隨即通電孫中山離開廣東，戰事遂起。黃紹竑被孫中山委任爲“廣西討賊軍總指揮”，立即出師梧州。這時，李宗仁又同前來求援的白崇禧徹夜密談，論列當前兩廣全盤局勢。他說：“此後彼此應佯作分道揚鑣，以免樹大招風，遭人妒忌”；“等待他日彼此分進合擊，打成一片”。並叮囑說：“此一決策，只讓高級幹部三數人知悉，其餘則嚴守祕密，以免債事”。黃紹竑佔領梧州後，便獨樹一幟，自設“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與李宗仁屯兵玉林，互成犄角。
是年秋，李宗仁將部隊改稱爲“定桂軍”，與黃紹竑約定，分別自梧州、玉林出動，夾擊駐防在橫縣、賓陽、桂平、平南等縣的陸雲高部。僅歷時兩旬，未經劇烈戰鬥，陸部便全部瓦解。從此，李宗仁和黃紹竑就佔領了從貴縣到廣州的整條西江，與陸榮廷、沈鴻英兩部勢力形成鼎足之勢。
1924年初，陸榮廷企圖佔有梧州，打通自南寧至廣東的水路，一則可以駕馭全省，二則可伺隙進攻廣州。欲委任李宗仁爲“前敵總指揮”，東下討伐黃紹竑。李宗仁忖度陸的策略，他想：廣西絕不可三雄並立。陸要統一廣西，則必擇沈鴻英或我，先去其一。如與陸決裂，陸必聯沈以制我。於是，他從政略、戰略上的利害說服陸榮廷轉移目標，以度難關。不久，陸榮廷果然親率精銳數千人北上出巡，師至桂林城郊。沈鴻英感到很大威脅，乃揮部星夜疾進，將桂林城合圍，雙方鏖戰三個月之久，死傷慘重。這時，坐山觀虎鬥的李宗仁忽聞陸、沈開始媾和。他認爲，雙方和議如成，則廣西仍是三分之局；陸、沈還要合而謀我，決不能坐失良機。於是電約黃紹竑到桂平緊急密議，作出“先陸後沈”的決策。5月，他們乘陸、沈和議未成之機，從水陸兩路分進，合擊陸榮廷部，會師南寧。經過一番工作，消除部屬異志，李、黃兩部重新聯合，正式成立定桂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李宗仁任總指揮，繼續討伐陸榮廷殘部。9月，陸榮廷通電下野，結束了在廣西十餘年的統治。
年底，孫中山將李部改編爲“廣西省綏靖督辦公署”，下轄兩個軍，委任李宗仁爲督辦，兼任第一軍軍長。正當準備揮戈討伐沈鴻英之時，孫中山病危的消息從北京傳來，曾拒絕孫中山的要求，不願充任大元帥府副統帥的唐繼堯，忽然通電就職，並擬自滇、黔兩省派三路大軍，假道廣西，前往廣州視事。李宗仁見其野心勃勃，態度蠻橫，心裏不服，便將唐派來接洽的代表拘押起來。爲了拒唐東犯，他連夜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利用唐軍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的空隙，先討平沈鴻英，以除後患，再回師合力抵抗唐軍。
事情很巧，不幾天，沈鴻英以“建國桂軍總司令”名義，指揮大軍出發。李宗仁則採取“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殲滅之，不在爭一城，奪一地”的策略，集中主力，實施總攻擊。經過數日激戰，沈部全線崩潰。沈鴻英在逃遁之前，約集桂林紳商話別時說：“我沈鴻英十餘年，帶兵數萬，橫行桂、湘、贛、粵四省，誰亦莫我奈何，初不料今日竟敗於幾個排長出身的小子之手。”
正當李宗仁討沈軍情緊急之時，唐繼堯令其號稱“建國軍”的滇、黔兩省部隊約六萬餘人，分三路東下。這時，廣州大元帥府發出通電，聲討唐繼堯；並先遣駐粵滇軍範石生部入桂增援李宗仁。經過崑崙關和沙埔兩大戰役。唐軍潰退回滇。
李宗仁和黃紹竑、白崇禧合作，不出三年時間。消滅陸榮廷、沈鴻英等部，擊退唐繼堯東侵之師，將得勢享名的陸榮廷、沈鴻英、譚浩明等一一剪除，於1925年秋統一廣西。
在李宗仁統一廣西的同時，廣東經過二次東征也初告統一。1926年初，雙方通過會晤，兩廣正式統一於國民政府號令之下。1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李宗仁被選爲候補中央監察委員。3月間，廣西兩個軍合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任軍長。
7月，北伐戰爭的序幕揭開。李宗仁率領第七軍的十二個團，二萬餘人，分成第一、二路軍，次第入湘，會同李濟森的第四軍，援助湘軍唐生智部，討伐吳佩孚。他的愛人郭德潔女士，時任廣西省黨部監察委員，也擔任廣西學生女子北伐工作隊隊長，帶領百餘名二十歲上下的女青年隨軍北伐。當時，兩湖是北伐戰爭的王戰場。正在向馮玉祥國民軍進攻的吳佩孚，聞知兩廣派兵援湘，遂將北軍精銳南調，以宋大霈爲第二路司令，擔任正面作戰；王都慶爲第二路司令，擔任右翼臨澧、常德一帶防務；唐福山爲第三路司令，率謝文炳師擔任左翼作戰；以鄂軍夏鬥寅旅加入賀耀祖、劉金州等部進入湘西，董政國爲第四路司令率兩個旅爲總預備隊。一時大軍雲集，大戰迫在眉睫。7月4日，第七軍的第二路軍指揮官胡宗鐸、第四軍的陳銘樞、張發奎師和唐生智部，三路大軍同時向吳軍發動攻擊。11月，克復長沙，北伐軍一舉成名，震動全國。李宗仁所部也成爲北伐軍的一支勁旅。隨後，北伐軍和敵軍相持於汩羅河兩岸，雙方都在作第二期作戰準備。
8月12日，李宗仁參加了蔣介石在長沙召開的軍事會議，討論北伐第二期作戰的戰略計劃。當時，北洋軍閥的三個主要派系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的實力，約在百萬以上；而北伐軍的基本力量僅僅十餘萬人。若要掃蕩軍閥，統一全國，則必須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但首先攻誰?意見不一。有的主張對鄂暫取守勢，將主力移向江西，對孫傳芳取攻勢，旨在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李宗仁竭力主張乘吳佩孚部南北疲於奔命之時，速戰速決，分割圍殲，直搗武漢。然後以大別山、桐柏山爲屏蔽，扼守武勝關，北可進窺中原，直取幽燕；東則沿江而下，底定東南。會議同意了他和唐生智等人的作戰提案，決定主攻武漢，對贛採取監視態勢。參加會議的蘇聯顧問加倫(布柳赫爾)將軍，在會後閒談時問李宗仁，北伐軍從汨羅河出發，打下武漢需要多少時間?李宗仁回答說：“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漢。”加倫聽了不以爲然，認爲要四十天，還以兩打白蘭地酒爲賭注，打起賭來。結果，北伐軍只用了十二天，就打到武漢。
在攻打武漢戰鬥中，李宗仁爲右縱隊指揮官。8月19日，他率領四、七兩軍，循武長路齊頭猛進，強渡汨羅河，夜襲汀泗橋，進逼賀勝橋。
賀勝橋是武昌的門戶。自汀泗橋失守後，吳佩孚席不暇暖，從武漢率師南下，親自指揮固守這個戰略要地。他將親率的第十三混成旅、陳嘉謨的第二十五師、劉玉春的第八師等精銳部隊，設防於橋前高地楊林擋、王本立一線，兵力不下十萬人；還配有鐵甲車和山炮、野炮數十門，重機槍二百餘挺，縱深構築工事，憑險據守。這時，北伐軍前方高級指揮官也聚集於咸寧縣商討進攻之策，決定由李宗仁直接指揮作戰，唐生智率第八軍爲總預備隊，並調第八軍何健師自嘉魚渡江，繞攻漢口、漢陽，以襲吳軍之背。8月29日，李宗仁令第四軍沿鐵路挺進，直逼賀勝橋正面；第七軍從咸寧東北出發，由王本立攻擊賀勝橋以東地區，夏威率兩個旅爲右翼，胡宗鐸率兩個旅爲左翼，與第四軍並肩齊進。當時，吳佩孚部隊在北洋軍閥中素以能攻善守享有盛名；而第四、七軍是北伐軍的中堅，雙方都以最大的本錢作孤注一擲，戰鬥十分慘烈。北伐軍正值士氣旺盛，傾全力向正面戰場衝擊，守軍全線動搖。吳佩孚見情勢危急，親率衛隊、憲兵隊、軍官團、學生隊到橋頭督戰，以壯聲勢；復排列機關槍、大刀隊於橋頭，凡畏葸退卻的，立被射殺；並手刃旅、團長十數人，懸其頭於電線柱上，以示有進無退。但北伐軍越戰越勇，銳不可擋。吳軍潰兵因後退無路，被迫向督戰的大刀隊發起反衝鋒，一鬨而過，奪路而逃，全線潰敗。
直搗武漢後，北伐軍分三路東進，繼續討伐孫傳芳。李宗仁率領第七軍爲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線入贛，沿長江南岸東進。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連挫若溪、德安、王家鋪之強敵，先後殲滅孫部之精銳謝鴻勳師和第三方面軍的盧香亭部，擊潰孫部第五方面軍的陳調元部約三師之衆。但經過三次大戰，第七軍兩萬餘人，死傷達四千以上，基層幹部傷亡三分之一，折損兩名團長和一員機關槍大隊長，元氣爲之大損。11月初，稍事補充後，李宗仁又擔任左翼指揮官，率領第四軍、第七軍等部，繼續肅清贛北孫傳芳部。在程潛所率第六軍的協同下，經馬回嶺、塗家埠等戰鬥，相繼克復九江、南昌。孫傳芳逃回南京，北伐軍遂底定江西
這時，國民政府內部矛盾逐漸暴露，隨即發生了“中央北遷問題”和“反蔣運動”。李宗仁認爲，中央遷往武漢是大勢所趨。但軍隊調遣，繼續北伐，則應絕對服從總司令的指揮。他對蔣介石表示：“大敵當前，不聽指揮即等於自殺”。他同蘇聯顧問鮑羅廷交談時也說：“蔣總司令缺點是有的，但是無論怎樣，我不主張打倒他。”次年1月，李宗仁被蔣介石任命爲中路江左軍總指揮官，統領第七、十、十五軍，沿江東征，直抵安慶，陳調元舉部二萬餘人附義。3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二屆三中全會，議決黨政中央俱行改組。李宗仁被選爲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後抵達南京、上海，同蔣介石、白崇禧等密謀“清黨”反共。他對蔣介石說：“我看只有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清黨，把越軌的左傾幼稚分子鎮壓下去。”並主動提出將第七軍一部調到南京附近，“監視滬寧路上不穩的部隊，使其不敢異動”。經蔣介石同意後，立即電令夏威、胡宗鐸兩個師，自蕪湖向南京進發，作爲初期“清黨”的部署。
同年4月下旬，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進行第二次“北伐”，李宗仁受任南京軍事委員會第三路總指揮。5月，他率領五個縱隊向北推進，於8月間與何應欽所率第一軍相策應，在棲霞、龍潭一帶，與敵展開激烈交鋒，終於將孫傳芳的“五省聯軍”擊敗。至此，南半個中國遂先平定。隨後，李宗仁被任命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國民黨五中全會軍事參議院院長。
北伐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日益尖銳，各系軍閥相繼展開爭奪。李宗仁之桂系在混戰中敗北，退回廣西，苦撐殘局，以圖再起。
1928年7月北平編遣會議“糾紛”後，蔣介石與馮玉祥的矛盾加深，一再向李宗仁表示要對付馮。早在北伐軍佔領長沙時，李、蔣就有“桃園結義”之誼，拜見異姓兄弟，交換了蘭譜，共同立下了四句誓詞：“誼屬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這時，蔣對李說：“馮五祥自命老前輩，他會服從我們嗎?”要李宗仁這個“異姓兄弟”，“同心一德”，共同對馮。然而，李宗仁卻感到馮不易對付。他對蔣說：馮氏統兵十餘萬，下面每一統兵將領都是一個馮玉祥。一個馮容易對付，無數個馮就難對付了。馮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錢上的“線索子”。有這線索子在，有事便拿著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這索子斷了，錢散遍地，撿起來可就麻煩了。蔣見李不“同心”，便也不“一德”了，即變“近交遠攻”之策略爲“遠交近攻”，對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暫採取懷柔敷衍政策，首先對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
次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在這之前，蔣介石祕密將大批武器，取道江西，運往湖南，接濟該省省主席魯滌平，暗中作好對付第四集團軍的準備。後來，何健親赴武漢告密，說中央部署已定、對武漢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團軍似應採取自衛行動。當時，李宗仁在南京，他部下的夏威、胡宗鐸、陶均三個軍長得報後，至爲焦急，深覺“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便對魯滌平採取軍事行動，這就發生了“武漢事變”。4月初，蔣介石便藉此事坐鎮九江指揮，令劉峙等率大軍數十萬，水陸兩路，沿長江西上，直搗武漢；同時派遣俞作柏、鄭介民潛入武漢，分別活動夏威部的師長李明瑞、楊騰輝倒戈。面對蔣介石的大軍，夏、胡、陶也以夏威爲總指揮，擬在武漢外圍抵禦。不料夏威忽患白喉，乃臨時將前線指揮交李明瑞負責。李在黃陂召開前線指揮官軍事會議，當各師、旅長齊集後，便即席宣佈“服從中央，反對胡、陶”的王張，立即將與會指揮官拘留。夏威等三軍長看到李等向蔣輸誠，決定放棄武漢，率部向荊州、沙市、宜昌一帶退卻。劉峙等部進佔武漢後繼續追擊。夏、胡、陶見大勢已去，於4月21日聯合通電下野，其餘部隊全被劉峙等部包圍繳械。緊接著，蔣介石又命令各路大軍向廣西合圍。
在這之前，李宗仁已從南京潛回廣西梧州，與黃紹竑、白崇禧共商應急之策，由黃出面，向國民黨中央通電，要求休兵。但蔣介石命令黃紹竑把李、白解送南京，將廣西的第十五軍縮編爲一師一旅。李宗仁見休兵無望，便作出“先下廣東，剪除牽制，再和蔣氏周旋”的決定，命黃、白率第十五軍兼程東下，攻打廣州。隨後，自己便前往香港。5月中旬，黃、白敗回廣西后，將部隊悉交師長呂煥炎指揮，從南寧出走越南，不久也轉到香港。蔣介石即命俞作柏爲廣西省主席，李明瑞爲廣西區編遣主任。這樣，廣西全省便爲南京政府所統一。
這年10月，李宗仁從香港乘船，經海南島，抵達西貢。二十天後折返海防。這時，李明瑞、俞作柏因聯合張發奎反蔣，被南京政府免職，改委呂煥炎爲廣西省主席。惟呂聲望不符，不敢遽爾就職。廣西軍界及民衆團體便派代表前往海防，邀請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回桂主持軍政大計。秋冬之交，李宗仁取道廣州彎遄返南寧，與先潛回廣西活動的黃、白重行聚首，共商善後，伺機再起。
此時，馮玉祥、閻錫山爲反對蔣介石，採取聯合軍事部署。李宗仁遙相呼應，即在南寧成立“護黨救國軍”，自任總司令，黃紹竑任副總司令，白崇禧爲前敵總指揮，轄第三、八兩路軍。1930年3月，國民黨各派反蔣人士在北平發起召開“擴大會議”，會商準備組織新的國民黨中央和政府，實行軍事改組。李宗仁即派葉琪、胡宗鐸等代表前往參加。3月15日，鹿鍾麟等五十多名國民黨將領聯合通電全國，推舉閻錫山爲全國陸海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爲副司令。4月1日，李宗仁和馮分別於所在地聯銜通電就職，並將廣西的第三、八兩路軍改編爲“中華民國陸軍第一方面軍”，自任總司令，下轄第一、二、三路軍。
這年5月，蔣、馮、閻大戰爆發。李宗仁決定放棄廣西根據地，揮軍入湘，北上攻佔武漢，與馮、閻會師中原。22日，他將部隊集結桂東，分三路祕密入湘，很快佔領了衡陽、長沙、嶽州，前鋒已入湖北，預計一星期後即可攻佔武漢。可是，當他揮師繼續北進時，其後路交通重心衡陽突爲粵軍蔣光鼐所佔，部隊頓被腰斬，首尾不能相顧。這時，李宗仁面臨兩種抉擇：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直取武漢，還是回師會攻衡陽，待克復衡陽後再繼續北進?他決定採取第二個方案，將部隊自長沙一線南撤，圍攻蔣光鼐于衡陽。但因給養中斷，軍心渙散，加上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而粵軍的增援部隊雲集。6月底，雙方覆在湘南展開激戰。儘管李宗仁親赴前線督戰，終以缺糧，無法維持，不得不將部隊撤回廣西。
爲應付廣西當前危局，李宗仁以柳州爲發號施令中心，整頓部隊，擇要固守。在戰略上對湘、粵軍取守勢，令白崇禧，黃旭初率領部隊，向佔領南寧的滇軍盧漢部進行夾擊，將滇軍驅逐出境。正當他舉部進擊侵入桂境的粵軍時，廣東與南京之間發生矛盾，蔣介石藉助中原大戰勝利的餘威，企圖利用“約法”，出任總統。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因反對“約法”被幽禁湯山。粵籍國民黨中委對蔣獨裁不滿，紛紛南下集議廣州，以陳濟棠等實力派爲主，策劃反蔣援胡。因此，桂、粵兩軍通款言和，李宗仁乃兵不血刃，將梧州以西和平收復。次年5月，不願與南京合作的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委，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李宗仁應約參加，被選爲委員。會議決定在廣州成立新的國民政府，通電蔣介石下野，並將粵、桂兩軍改編爲第一、四集團軍。陳濟棠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秣馬厲兵，準備入湘，北上討蔣。蔣介石也調兵遣將，預在湘、贛一帶堵截桂、粵兩軍。這時，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各界紛電寧、粵雙方息爭對外，蔣介石被迫通電下野，廣州方面也撤銷國民政府，另成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與南京政府表面上復歸統一。這年底，李宗仁煎往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隨後回西南，一面長住廣州，和陳濟棠協議維持西南治安；一面同白崇禧合力整頓桂局，作抗日的準備。
抗日戰爭期間，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宮，指揮保衛津浦路的防禦戰。
在這之前，李宗仁曾著手治理國民黨內爭給廣西帶來的瘡痍。他首先精簡省內軍民兩政，自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爲副司令。1934年，他召開廣西省“擴大黨政軍聯席會議”，制訂了“廣西建設綱領”。在全省實施“寓兵子民”政策，“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培養民衆“自衛、自治、自給能力”。同時，一面向外國購買槍械，一面建立兵工廠，以謀自給。他還擴建空軍，開辦航空軍事學校，配有美、英、日各式飛機五六十架。在盧溝橋事變後，他在兩個月之內，將原來十四個團的常備軍，迅速擴編到四十八個團，組編爲四個軍。開赴抗日前線。
一個老大落後的中國，如何進行有效的抵抗?爲了回答這個戰略性的問題，李宗仁在進行抗戰動員準備時，曾發表了《焦土抗戰論》，討論抗日戰略。他分析了當時中國工業、交通的落後狀況，指出：“從戰略方面說，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故敵人利在速戰速決”。但吾人必須避我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衆民，山川險阻等條件，作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深入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則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後區域游擊戰”，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陷於泥沼之中”。
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駐節徐州。值時，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從戰略上判斷：京滬戰事一旦結束，津浦線必然是敵人攻擊的次一目標。並根據對形勢的分析，提出抗戰的戰略重點是“以空間換取時間”。
李宗仁剛到徐州時，居民遷徙一空，市面蕭條。爲了安定人心，他每天清晨或午後，都要騎著馬在街道上巡視一番。此時，他的心情雖然極其沉重，但卻故作悠閒。市民見司令長官尚有如此閒情逸致，出來遛馬，相信戰局可能穩定，乃相率回市，開店復業，市面恢復繁榮。隨即，他組織抗戰青年團，發動民衆抗日運動。
南京失守後，中日戰爭的主戰場轉移到以徐州爲中心的黃淮地區。到1938年2月，日軍爲迅速打通津浦線，便以津浦線南段的第十三師團從滁縣北犯；津浦線北段的第十師團自濟南沿鐵路線南下，第五師團沿膠濟線東進，與海軍會師青島，轉而南犯。三路大軍以猛虎撲羊之勢，向徐州夾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隊難與敵軍相火拼，他抓住敵軍驕狂之弱點，運用自己數萬之哀兵，與敵展開運動戰，“敵進我退，敵退我打”，周旋數月，先後將強敵阻於明光、滕縣，挫於臨沂，成爲臺兒莊大戰前的序幕戰。
臺兒莊位於山東省南部嶧縣境內，靠近津浦、隴海兩鐵路線的交叉點，西臨微山湖，西南連運河，東西是三角形山地，爲水陸交通要道，系徐州的一個重要屏障。3月17日，日軍第十師團在攻佔滕縣後，不顧其左翼第五師團被阻，也不待蚌埠方面援軍北進呼應，卻孤注一擲地向臺兒莊撲來，以期一舉而下徐州，奪取打通津浦線的首功。
李宗仁偵知日軍的意圖之後，正確地分析了敵情。他抓住日軍急於打通津浦線的驕狂心理，定下了“固守臺兒莊及運河一線，誘敵來犯，斷敵後路，相機實施反包圍，聚殲日軍”的作戰方針，他先令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的第二十七、三十師，佈防於運河一線及臺兒莊以西；以第三十一師主力固守臺兒莊，以一部於臺兒莊東西兩側支援核心陣地作戰；將第二十軍團部署於向城、洪山鎮一線，阻擊北面之敵，並相機讓開津浦路正面，誘敵深入，待敵主力進到臺兒莊時，即南下襲敵側背。
3月24日，日軍第十師團在飛機大炮的配合下，開始猛烈圍攻臺兒莊。守軍第三十一師官兵英勇抗擊，以靈活的戰術，同敵軍周旋。27日，日軍主力全被吸引於臺兒莊附近。李宗仁見殲敵時機已經成熟，即令第二十軍團以一部監視當面之敵，主力迅速南下圍殲臺兒莊的日軍。28日，敵軍對臺兒莊的攻擊更加猛烈，戰鬥形勢越來越艱難。李宗仁命令所屬部隊，堅持到最後勝利。守軍第三十一師的全體官兵奮勇抵抗，與敵展開肉搏，堅守了陣地。此時，李宗仁嚴令第二十軍團，以主力攻擊臺兒莊以北之敵的側背。31日，爲策應被困在臺兒莊之日軍，在臨沂受挫的日軍第五師團，以沂州支隊再攻臨沂，被守軍第五十九軍、四十軍擊敗。隨後，敵又以板木支隊和沂州支隊星夜轉到愛曲方面，馳援臺兒莊，企圖解第十師團之危。該敵先被湯恩伯部所阻，繼則進入包圍圈。4月4日，李宗仁指揮守軍全線進攻，內外夾擊臺兒莊附近之敵。經激戰至7日凌晨，殲敵第十師團大部和第五師團一部，日軍殘部竄往嶧縣。整個臺兒莊戰役，斃傷日軍二萬餘人，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振奮了中國軍民的抗戰熱情，成爲抗日戰史上光輝的一頁。
日軍在臺兒莊受挫後，其統帥部深知徐州不可輕取，非調集重兵，四面合圍，斷難打通津浦線。4月間，遂自平、津、晉、綏、蘇、皖一帶，增調精銳部隊十三個師團，共三十萬餘人，配備各種重武器，輔以飛機數百架，採取南北對進，側翼迂迴的戰法，分六路向徐州實行大包圍，企圖速戰速決，殲滅第五戰區野戰軍主力。這時，第五戰區加上增援部隊也不下六十萬。李宗仁認爲：“我方在徐州一帶平原，聚集大軍數十餘萬人，正是敵方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最好對象”；“以我軍的裝備，只可相機利用地形條件，與敵人作運動戰”。爲避免與優勢之敵作消耗戰，當各路敵軍向徐州步步合圍時，他令所部各路守軍，作稍事抵抗後，即相機撤向山區、湖沼地區，進行“化整爲零”的游擊戰，與敵人糾纏了月餘。在力量不濟的情況下，於1938年5月放棄徐州，但取得了殲敵三萬餘人的戰果。
至此，李宗仁充分運用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與南北兩路日軍周旋了五個月零六天，粉碎了敵人迅速打通津浦線的計劃。隨即將主力部隊撤往西南山區，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個戰略據點。他先後參加指揮了武漢保衛戰、隨棗會戰，以及豫南、鄂北等諸戰役。
1943年秋，李宗仁調離五戰區，任漢中行營主任，負責指揮第一、五、十戰區。抗戰勝利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
與李宗仁一起共過事的程思遠，在評論他這段經歷時說：“李宗仁先生晚年的政治生涯，以競選國民政府副總統開始，從此捲入美蔣矛盾的旋渦，並使蔣桂矛盾進一步激化。”
1946年11月，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次年初，國民政府聲稱從速召開行憲國大，選舉正副總統。這時，正值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蔣介石部隊處處失利，人民解放軍已打進國民黨統治區，美國政府對蔣介石越來越感到失望。7月23日，杜魯門特派代表魏德邁來華，對國民政府的情況進行全面調查。8月24日，魏在黃埔路官邸蔣介石所設的歡送茶會上，向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宣讀了一篇訪華聲明，指責蔣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貪污無能”；聲稱：、“中國的復興有待於富有感召力的領袖”。半個月後，美國駐蔣介石政府的特命全權大使司徒雷登，又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份報告，說：“象徵國民黨統治之蔣介石氏，資望已日趨式微，甚至有目之以過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資望日高，彼對國民政府無好感的宣傳，似不足置信”。表明這時司徒雷登已經向美國當局舉薦李宗仁以取代蔣介石了。
10月間，李宗仁便決定參加副總統競選。開始，桂系首要人物白崇禧、黃紹竑等，不瞭解其競選的政治背景，認爲成功的希望很小，如果硬要競選，勢必引起李、蔣之間的嚴重磨擦，特派黃紹竑、程思遠等人，先後飛往北平勸說李宗仁打消此念，但均未奏效。1948年3月，李宗仁在北平中南海對新聞記者首次發表競選副總統的談話，並在南京成立競選事務委員會，正式參加競選。
可是，以後事態的發展，完全出乎李宗仁意料之外。3月16日，蔣介石召見孫科，支持孫出來競選副總統。這麼一來，李宗仁的處境就大大不妙了。當時，競選副總統的國民黨人還有于右任、程潛。針對這種情況，蔣介石又作出特別決定，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應由國民黨中央提名。並派陳立夫負責國民大會的黨團幹部會議，所有國民黨籍的國民代表都要受其約束，違反者予以黨紀制裁。4月3日，蔣介石召見李宗仁，說：“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均由中央提名。副總統候選人，已內定孫哲生(孫科)，希望你顧全大局，退出競選。”李宗仁根本不聽蔣的“勸告”，當日就和于右任、程潛建立競選副總統的聯合戰線，一致反對候選人由黨內提名的決定。
李宗仁與于右任、程潛的舉措，得到了復興系、三青團地方幹部的廣泛支持。原來，抗戰勝利後，“cc”系與三青團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按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統一黨團組織案》規定，三青團併入國民黨。自此，各省、市、縣的國民黨主委由“cc”系分子擔任，而副主委則由三青團分子(大部分是復興系分子)擔任，彼此互相爭奪權利日趨劇烈。在國民大會第一次大會前夕，三青團的地方幹部大部分以國大代表身份來到南京。他們認爲，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成立黨團幹部會議，支持孫科競選如果得勝，蔣介石將更加信任陳立夫，即“cc”系更加得勢，對三青團不利。爲了對付陳立夫的“cc”系，藍衣社、黃埔系、三青團的一些骨幹分子，一致支持李宗仁競選。
4月23日，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開始。前兩次投票結果，李宗仁得票都是領先，孫科次之，程潛第三。但因沒有一人所得票數超過代表總額的一半，依選舉法規定，必須繼續進行選舉。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召見賀衷寒、袁守謙，要挾他們把爲程潛爭得的所有選票全部改投孫科，程潛嚴詞拒絕。李宗仁也連夜召集白崇禧、黃紹竑、黃旭初、程思遠等商議，最後決定採取“以退爲進”的對策。第二天，李宗仁、程潛在南京各報發表放棄競選的聲明，披露這次國大選舉副總統存在著某種壓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程放棄競選的行動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憤懣情緒，紛紛罷選，致使國民大會不能如期舉行。孫科處境尷尬，也被迫放棄競選。蔣介石看到選舉將要流產，只好請白崇禧勸說李宗仁重新出來競選。第四次選舉結果，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數戰勝了孫科，當選國民政府第一屆副總統。
李宗仁競選勝利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也更加激化了。事隔一個多月，蔣介石就免去白崇禧的國防部長之職，調離南京總統府，任華中“剿總”。白夫人馬佩璋有一天對程思遠板著面孔說：“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樁好事：把德公選爲副總統，而把我們健生拉下臺了。”開始，白崇禧拒絕接受此項任命，跑到了上海。後來，黃紹竑奉蔣介石之命，前往上海做勸說工作。黃開門見山地對白說：“人家說你是‘小諸葛’，現在我看你這個諸葛亮，實在太不亮了。這些年來你在南京，不過是籠中之鳥。既然蔣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機會遠走高飛。你到武漢之後，把廣西部隊掌握在自己手裏，一到時機成熟，就可以製造形勢，迫蔣介石下臺，讓德鄰出來代理總統，開創一個新的政治局面，豈不是一舉而數利嗎!”白一聽此說，隨即回南京，同李宗仁商談後，於6月底到漢口就職。
在李宗仁就任副總統的這一年，國共兩黨軍事力量的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且這種變化還在進行之中。10月，也就是長春解放的關鍵時刻，司徒雷登針對蔣介石集團面臨土崩瓦解的惡劣情勢，向馬歇爾主持的國務院提出了五點建議，其中第二項即“是否可建議委員長退休，讓位與李宗仁”，並悄悄地進行和談活動，以期藉此迫蔣下臺。
不久，白崇禧也忽然從漢口發出“亥敬”電(亥：代十二月；敬：代二十四日)，呼籲蔣介石與中共恢復和談。電雲：“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30日，白又向蔣發出“亥全”電，重申前電主張。
蔣介石面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條戰線上的致命挫折，不得不開始從財產轉移、人事安排等方面作下野準備。這時，他召見吳忠信說：“觀察最近內外情勢，我幹不下去了。我走開後，勢必由李德鄰來過渡。你的任務是拉德鄰上轎，等到任務完成了，去留由你決定。”並任命吳爲總統府祕書長。
這年除夕，蔣介石在黃埔路官邸設晚宴，邀請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其他軍政要員吃“團圓飯”。他以低沉的語調說：“現在局面嚴重，黨內有人主張和談，我對於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不能不有所表示。現擬好一篇文告，準備在元旦發表。”並不時地用探詢的目光看看李宗仁，而李宗仁卻不動聲色。蔣介石大爲惱火，待張羣把《文告》讀完後，便直接詢問坐在右旁的李宗仁對《文告》有什麼意見。李回答說：“我與總統並無不同意見。”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聲稱“引退”。其實蔣介石並沒有下野的準備。司徒雷登看到蔣發表《文告》後，遲遲不肯下臺，非常焦急。1月17日，司徒雷登祕密前往李宗仁在傅厚崗的官邸，研究他們的燃眉之急。司徒雷登還沒有落座，就氣急敗壞地說：“蔣介石先生也太不識時務了。做爲一個紳士，我簡直爲他這種厚顏無恥的行爲感到羞慚。《文告》發表半個多月，可他還是賴在總統的位置上，不肯滾蛋。”李宗仁很清楚，美國政府的這種態度，爲自己登上國民政府總統的寶座，提供了可貴的機會。但他卻採取“欲擒先縱”的策略，故意顯得對於此事不十分熱心。他說：“大使先生對中國的局勢十分關懷，這是國人所共知的。至於蔣介石總統的進退，也只看局勢的發展，聽其自然。”
1月21日，蔣介石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悽然地宣佈下野，由李宗仁代行總統，李對這個“代”字極爲不滿，聲稱“名不正，便不就職”。白崇禧也說：“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法律權威的結論是；“蔣先生辭職未經國民代表大會批准，李副總統繼任總統也必須由國民代表大會追認，在法律手續未盡之前，李先生只是代行總統職權屍
李宗仁無可奈何，於1月22日就任代總統。他發表文告說：蔣介石“軫望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決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爲民主自由而努力。”從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發表的官樣文章看，蔣之所以下野，乃是爲了“弭戰消兵”；而李宗仁之上臺，亦爲“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其實蔣之“引退”，決非出於本心，而是形勢所迫。董顯光承命所著的《蔣總統傳》就毫不隱諱地說：蔣“如再堅持，廣西軍隊將採取軍事的措施，它將退出武漢地區，讓長江一線開放給中共軍。蔣總統認爲沒有此舉，將使整個局勢不可收拾，遂決意自己引退，給予廣西派一個自己試驗的機會。”
而這時李宗仁的最大願望，就是企圖與共產黨兩分天下，隔江而治。因此，他一上臺，就積極進行“和談”活動，以延緩國民黨政權的垂亡。同時，整頓軍隊，加強實力，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隔江對峙，分庭抗禮。然而，這僅僅是他個人的如意算盤。蔣介石下野之前，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臺灣。“引退”後，在溪口建立電臺七座，控制國民黨的軍政事務。
李宗仁上臺的當天，爲了表明企求“和平”的減意，電邀李濟深、章伯鈞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同時指示行政院作出決議，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爲和平代表。23口，他聽到中共廣播關於和談四條聲明後，於第二天又指示行政院辦理“七大和平措施”。但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實際上敷衍塞責，並以“政治重心不受軍事上的威脅”爲由，決定遷往廣州。27日，李宗仁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請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南京“政府業已承認，以貴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爲和談的基礎”。李宗仁試圖以自己的“法統”地位來對抗蔣介石的“黨統”控制，承認以“八項條件”作爲和談基礎一事，事前並未提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委員聯席會議討論。結果李電發出後，溪口即有長途電話同孫科接觸。第二天，內閣要員就悄悄離開南京到上海去了。這時，蔣介石又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移往廣州舉行，俾與孫科的行政院密切聯繫。這樣，把李宗仁孤立起來，使其不能代表南京國民黨政府與中共進行和談。
在這期間，李宗仁爲落實其所謂“七大和平措施”，釋放“政治犯”，曾先後以“代電”和親筆信指飭參謀總長顧祝同負責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而顧祝同卻把這一事推給陳誠、張羣。他只好又派程思遠專程到臺灣與陳誠面商此事。陳與顧祝同一樣，採取頤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對程思遠說：“蔣先生的事你是瞭解的，象囚禁張學良這件事，他從來不使別人過問，所以我也不聞不問。”程知道釋放無望，便返回上海。
不久，人民解放軍經過淮海戰役後，已逐漸迫近長江北岸。2月，國民政府國防部召開江防緊急會議，李宗仁等主張將主力自南京向長江上下游延伸，江陰以下江面遼闊，不易強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而掌握實權的江防司令湯恩伯，聲言此方案大違總裁意旨，要將主力集中於江陰以下，以上海爲據點，集中防守。並說：“這是總裁的方案，我必須執行廣有的人認爲這是自殺政策，在戰略及戰術上均屬下策，與其爭辯。湯卻說：“我不管別人，總裁吩咐怎麼做便怎麼做!”說著，把文件一推便衝出會場，揚長而去。李宗仁望著何應欽、顧祝同說：“這局面如何收拾?”
在經濟方面，李宗仁接過來的也是一個完全崩潰的亂攤子。原國庫裏的全部銀元、黃金、美鈔，蔣介石早已密令運往臺灣。爲了維持軍政開支，李宗仁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從臺灣運回一部分銀元、金鈔備用，但負保存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充耳不聞，無言抗命。這樣，李宗仁主持的國民政府便大量印發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元卷”，致使幣價貶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場完全崩潰。
面對這種情況，李宗仁在南京與黃紹竑、黃旭初等會晤。他說當前的處境，主要是溪口操縱，廣州背棄，府院分裂，一籌莫展。2月8日，他派黃旭初攜函前往廣州，訪問孫科、吳鐵城。孫表示：初到此地，佈置未妥，一時不能即返南京。12日，他又請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立法院院長童冠賢飛往廣州，勸行政院返京辦公。次日，於、童返京覆命，未能完成任務。14日，他命令內閣回京，孫科稱病不應。20日，李宗仁突飛廣州，向孫科伸出合作之手。次日，由吳鐵城主持，舉行聯席會議，就“和談”問題交換了意見。孫科在報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時說，此事已經研究多次，大家一致認爲：一、應在平等地位上進行和談，中共不能以戰勝者自居。二、依照國際準則，內戰不存在著「戰犯問題”。三、對政治體制的談判，不外下列範圍：(一)聯合政府形式；(二)邦聯或聯邦政府形式；(三)隔江分治形式。並說，後兩個方案“如果能夠盡善盡美，都可以招致長治久安之局”。李宗仁原來就是主張“隔江分治”的，因此對孫科提出的觀點，“有了深刻的印象”。這樣，孫科於28日就回到了南京。
這時，李宗仁又打算“致力促蔣出國”。在這之前，張治中與司徒雷登在南京有過多次接觸。他們都感到“蔣在溪口操縱一切，實爲南京政府進行和談的障礙”，主張“勸蔣出國一行，以便李宗仁得以集中政府權力，推行其企求和平的政策”。後來，張治中和李宗仁商討過此事，都表示同意。因此，3月3口，張治中和吳忠信乘飛機抵奉化，來到溪口。蔣介石同他們寒喧幾句後，就氣急敗壞地說：“你們是來勸我出國的，報紙已經登出來了。他們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後，我是個普通國民，哪裏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這裏是我的家鄉!”幾句話就把張、吳的口封住了。
李宗仁看到促蔣出國不成，便著手改組內閣。正好這時，孫科因“敝謄”藍妮的顏料案問題提出辭職。李宗仁與白崇禧等商討後，推舉何應欽爲行政院長組閣。何於23日就職，第二天，召集行政院政務會議，重新指定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等爲和談代表，並推張治中爲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團。4月1日，代表團飛抵北平，住在六國飯店。當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設宴招待。隨後，張治中等一面與李濟深等接觸，一面與林伯渠、葉劍英、聶榮臻、李維漢等聯繫及訪談，主要就戰犯問題和渡江問題，一再交換意見。但是，李宗仁的主觀願望，還是堅持解放軍不渡江，讓南京政府盤踞半壁江山，徐圖後計。這樣，不得不將正式和淡時間推延。直到13日晚9時，纔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舉行了第一次和談會議。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提出了《國內和平協定》。黃紹竑將《協定》最後修改案帶回南京後，李宗仁在備戰和談的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悲憤激昂的講話。他告訴黃紹竑說：“你回北平告訴張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團力爭，取消逮捕戰犯這一條，我願意以國民政府代總統的身份到北平去負荊請罪；內戰罪責，由我一人承擔，但不要再追究國民政府所屬的軍政人員過去的罪過。其他各條款，我們都願承認，並認真執行……”但當時白崇禧已作出“只要中共堅持渡江便不能接納和議”的決定。這對李宗仁又是一個制約，他不可能批准代表團在《協定》上簽字。
4月20日午夜，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的在和平協定上簽字的最後期已經到了。21日，中國人民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合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這時，李宗仁更加慌了手腳，一籌莫展。第二天，只好會同白崇禧等飛往杭州，與幕後操縱局勢的蔣介石會晤。行前，他與白商議，要同蔣介石“攤牌”：在中共大軍渡江以後，蔣、李只能擇一負責領導政府，要麼蔣復職，李出洋；要麼蔣出國，讓李擁有指揮政，府的全部權力。可是，當李宗仁一到杭州，蔣介石就拿出一份電稿說：“這是一份通電，準備由我們兩人聯名發出，聲明共產黨毫無誠意，和談已經破裂，中國國民黨政府昭告內外，將繼續作戰到底。”他不料蔣有此一手，就轉彎抹角地說：“我是爲和談而來的，如果繼續作戰，最好還是總裁復職。”蔣那時注意到美國人的態度，無意復職，便拍著李宗仁的肩膀說：“和談由你負責，戰爭也你負責。請你免爲其難，毋萌退志。”李宗仁無可奈何，悻悻然飛回南京。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當晚，城裏已經是一片敗退景象。他想到屢屢遭到蔣介石的暗算，不覺百感叢生，即與左右親信商議，決定同蔣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第二天，他乘“追雲”號專機飛往桂林後，接連數晚，與廣西軍政要員聚於私邸談論時局。他們認爲，失敗已經註定。蔣介石必然憑藉優勢的海空軍，退保臺灣一隅，建立一個小朝廷。到那時，我們在大陸全部潰敗，恐怕想進入臺灣謀一枝之棲也不可能。一些軍政頭目聯名向李宗仁提出：“廣西省內尚和平穩定，桂籍軍隊亦尚有二三十萬人，據險而守，與中共作有條件的和談。”然而，李宗仁要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必須得到白崇禧的支持。4月18日，他派程思遠專程去武漢，接白崇禧到桂林商事。自一見程思遠，就指責李宗仁“庸而好自用”，一誤再誤，“是一個扶不起來的人”，經程苦勸，才同意回桂林。可是，“cc”派的一些死硬分子秉承蔣介石的意旨，想方設法利用白崇禧來約束李宗仁，使其成了分道揚鑣的阻力。後來，在白崇禧等人的壓力下，李宗仁被迫前往廣州。5月21日，他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重申“戡亂”到底的決心，號召“反共到底”，在政治上又一次與蔣介石同流合污；在軍事上，提出把湯恩伯部凋往大庾嶺一線，與解放軍決一雌雄的部署。結果，上海解放，長沙起義，中國人民解放軍通往廣州的大門已經打開。蔣介石與李宗仁的關係又一次惡化。
這時，美國政府又一次乘虛而入。4月20日，克拉克專程飛往桂林，希望李宗仁與蔣介石分清涇渭，獨樹一幟。李宗仁到了廣州，克拉克又對他說：“美國政府非常奇怪，爲什麼在中國除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再沒有別的有政治影響的組織，如果有一種第三勢力存在，美國必樂於出面援助!”鼓勵李宗仁出面組織所謂“第三勢力”。他礙於自己代總統的地位，不好出面，便在幕後策動，捧出前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組織了一個所謂“自由民主大同盟”。但出籠不久便做鳥獸散了。
11月間，白崇禧所指揮的華中部隊徹底潰敗，李宗仁在政治上賴以生存的條件也就隨之而消失。11月20日上午，他從南寧乘專機飛往香港，當天就住進太和醫院休養去了。此後，他又嚴辭蔣介石派出的幾夥說客們的勸告，於12月5日由香港飛往美國，醫治胃潰瘍。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宣佈“復職”。李宗仁爲形勢所迫，不得不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盎格魯林鎮定居。從此，開始了他爲期十六年的漫長的流亡生活。
1965年7月18日上午7時許，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潔女士，乘搭波音707客機，從卡拉奇飛回了祖國。
這起轟動整個世界的歷史事件，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的，從開始醞釀到最後實現，前後幾乎經歷了十年的漫長時間。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非的二十多個國家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4月23日，在八個國家的代表團總聯席會議上，周恩來發表了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聲明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
李宗仁在報上看到周恩來總理的聲明，深感興奮。他認爲，周總理的聲明，爲解決臺灣問題指出了正確的途徑，凡屬愛國之士，均應竭誠擁護，併爲促其實現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國公開提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建議，鮮明地指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應該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美國政府是沒有權利來干涉的。”這是自1949年以來，李宗仁在政治立場上的一個重大轉變。
隨後，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遠，先後從香港五上北京，晉謁周恩來總理，爲李宗仁迴歸祖國進行準備。在這期間，他通過程思遠的往來，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祖國和中國共產黨政策的瞭解，葉落歸根的意願越來越強烈。
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來總理深謀遠慮的安排，離美赴歐旅遊。當他從紐約機場一上飛機，聯邦調查局的兩名高級偵探就形影不離地跟蹤上了。但在四個多月的旅遊期間，兩名偵探弄得精疲力盡，並沒有發現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動。到了蘇黎世，兩名偵探便跑到日內瓦尋歡作樂去了。這時，程思遠趕來與李宗仁會晤，傳達了周恩來對他的問候和“四可”的意見：第一，李先生可以回來祖國定居；第二，可以回來，也可以再去美國；第三，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第四，回來以後可再回去，如果願意回來，可以再回來。總之，來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聽完就說：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國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國。
1965年3月間，周恩來總理根據國內外形勢，果斷作出決定：時機已經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願，可以如願以償了。6月13日，李宗仁再次離美飛歐。7月21日下午2時，李宗仁、郭德潔和程思遠搭乘道格拉斯式客機飛離蘇黎世。當晚，蔣介石密令其駐卡拉奇的特務機構，要暗殺李宗仁一行。這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特命全權大使，也收到了從北京發出的急電。國務院的領導同志指令：要萬無一失地保證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1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機在卡拉奇國際機場剛一降落，一輛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車，立即把他們接到了中國大使館。蔣介石的暗殺陰謀破產了。
7月20日，李宗仁一行經廣州、上海，到達北京，受到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他一下飛機就宣讀了自己的聲明：“期望追隨我全國人民之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欲對一切有關愛國反帝事業有所貢獻”；“深冀我留臺國民黨軍政同志凜於大義……毅然回到祖國懷抱一致對外，爲完成國家最後統一作出有用的貢獻。”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著有《李宗仁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