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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正讀着的書，是前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上世紀60年代初寫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這是一部堪稱大型的回憶錄，120萬字。應該說，這是愛倫堡的一部心靈史。而我讀的卻是花城出的一本作家與52位文化名人交流的文字的節譯本。直到今天，我才斷斷續續地讀到了藍英年先生譯的全本的《人·歲月·生活》。
1937年末，愛倫堡從西班牙內戰前線奉調回國工作，現實的嚴酷、恐怖遠遠超出他的想像。一批又一批人不斷地被“清洗”，他認識的不少外國革命者也未能倖免，他後來任職的《消息報》社各處室的領導像走馬燈一樣，往往今天剛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對當時的“日常生活”和人們的精神狀態，愛倫堡儘可能地作了細緻的描述，爲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關於前蘇聯的“大清洗”，藍英年在《肖洛霍夫死裏逃生》一文中這樣記敘：“1934年11月5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和人民委員會通過《內務部附設告別會議》的決定，賦予內務部不通過法律程序任意懲治危險分子的權利。這是斯大林採取的重要步驟，給予只聽命於他的內務部更大的權利。內務部的人可以不要罪證、不經審訊逮捕、關押和槍斃他們所認爲對社會有危害的人。”
顯然，這是組織上爲大清洗擬好的計劃。一個月後，全國性的鎮壓無辜黨政幹部、高級將領、知識分子、普通工人和農民的大清洗開始了。
但誰也沒有料到，這場“大清洗”是如此的迅猛、荼毒、殘忍。起初，人人自危。保護自己最有效的辦法是檢舉別人。向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表忠心，自己先清洗自己。後來，人們都在清洗的日子裏感到驚慌不安和感到活着的無望。愛倫仲堡寫道：“在我的熟悉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人相信明天，許多人都準備了一隻裝着兩套內衣的小皮箱，隨時準備着一去不返。”是呵，他剛回來，他向一些熟人打聽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時，大多數人只是向他擺擺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開。人們儘量少與外界的人來往。朋友之間也相互提防，甚至斷絕來往。一個朋友對愛倫堡悄悄地說：“現在一個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說知心話，而且夜間要用被子蒙着頭……”儘管十分小心，可這位朋友不久還是被槍決了。
“大清洗”中濫殺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所以，深夜的任何動靜都使人神經高度緊張。有個老頭，抓的人還未上去，他就跳樓摔死了。他說：1938年3月間的一些夜裏，常常驚恐不安地傾聽電梯的聲音，“當時我想活下去，同許多人一樣，我準備好了一個裝着兩套換洗衣服的皮箱”。但是，到了1949年3月裏，“我沒有換洗的衣服，而且是幾乎無所謂地等候着結局的到來，每夜都等候着鈴聲。”
愛倫堡在他的回憶錄中幾乎是流淚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憎惡漠不關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絕的殘忍和殘酷。當我寫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時，我有時曾放下工作，走到窗前，像出席集會的人們那樣站着，想向已故者致敬。我既未看樹葉，也未看雪堆，我看見了一張我覺得是和悅可親的臉。本書的篇頁都是在愛的主使下寫出來的。我愛生活，對於已往的生活與經歷，我既不後悔也不惋惜，我感到難過的只是我有許多事沒有做完，有許多東西沒有寫完，我沒有受完苦，也沒有付出更多的愛。但是大自然的規律就是這樣……”
2
我曾讀這較多的敘及蘇聯大清洗的泣血的文字，在不同的文字中間，我一樣看到了火光，暗夜，革命者，告密者，懺悔者，還有閃爍在鐵網中的眼睛；一樣聽到昂揚的和暗啞的歌聲。
子彈的銳叫，鐐銬的叮噹，嘶喊，呻吟和嘆息交織着，……
什麼是歷史？我以爲它應該是和人類密切相關的偉大的集體記憶。因此，除了可供實證的故址和文物之外，歷史的構成，還必須包括經由回憶錄、日記、書信、自傳、傳記等形式披露的不同人物的內心真實。甚至可以說，那些袒呈的個體生命的千瘡百孔的靈魂，比歷史學家的關於民族、國家、政黨的一鱗半爪的記載，或者梳理得整整齊齊的材料更真實，更可靠。對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來說莫不如此。這些年來，我喜歡讀這樣的書籍和文章，我讀《人》這本書，彷彿就在讀一部真實的歷史。
伊利亞·愛倫堡（1891—1967）生於基輔的一個猶太人的小康家庭，父親是個工程師。在莫斯科第一中學讀書時，受1905年俄國革命的影響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1908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出獄後，流亡巴黎，脫離了黨的組織，從事文藝活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愛倫堡受聘擔任莫斯科《俄羅斯晨報》和彼得格勒《市場新聞》駐巴黎戰地採訪員。十月革命後他回國在蘇維埃政府任職。不久又以蘇聯的報刊記者身份，長期在國外。18歲從監獄中出來，他說他領到了“一個成熟的畢業證”，然後帶着一顆深重的心和一個更爲深重的皮箱，從此開始了到處亂跑、逐水而居的流浪生涯。此後的歲月裏，他以革命者的身份反反覆覆出沒在柏林、巴黎和西班牙，也見證了革命之後的莫斯科。1931年，他周遊西班牙、德國、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敏銳地感覺到處在經濟危機中的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法西斯主義擡頭，指出：“法西斯開始起來了，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之後，他作爲一名反法西斯社會活動奔波在歐洲各國。憂鬱和孤獨曾經使他握起詩筆寫下了大量的詩歌，戰爭的火光照射和特殊環境的不祥烏雲，又使他在進攻德國的勝利之夜，反而前所未有的想到了自己的國家，想起了“痛苦，勇氣，愛情，忠誠”，於是他寫下了《勝利》這首詩：
“我曾經像等待情人那樣等待她，
我曾經像瞭解自己那樣理解她，
我曾經在鮮血、泥濘、悲傷中呼喚她，
時候到了——戰爭結束啦！
我向家走去。她迎面起來，
但我們卻互不認識啦。”
3
很難想象，愛倫堡是用怎樣的一種手法把十月革命、西班牙內戰、二戰直至冷戰等本世紀一連串驚天動地的大事，像揉麪條似的，毫不費勁地揉進這本書裏，且不帶絲毫斧琢的痕跡。忽而大氣磅礴、排山倒海，忽而精巧剔透、秋毫畢現。
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納粹德國面臨滅亡，希特勒下令要吊死兩個人，一個是卓別林，一個是愛倫堡。他痛恨卓別林，因爲卓別林在電影《大獨裁者》中惟妙惟肖地扮演了希特勒，而且極力醜化，氣得他咬牙切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痛恨愛倫堡，因爲愛倫堡在戰時，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揭露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的面目，就像一顆顆子彈穿透希特勒的胸膛，使他無法忍受。
愛倫堡戰時在《真理報》和《紅星報》上發表了了大量的政論，幾乎每天一篇，蘇聯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者讀了都無比痛快淋漓，愛倫堡說出了他們心中的滿腔仇恨，他也就獲得了崇高的敬意和愛戴。據說在蘇聯，有人拿報紙捲菸吸，發現有愛倫堡的文章，馬上就收藏起來。愛倫堡的最大成就，是他作爲一名新聞記者，從蘇聯反法西斯衛國戰爭開始，始終和紅軍一起戰鬥在最前線，冒着生命危險，不分晝夜地在戰鬥、掩蔽部式避彈坑裏採訪編寫新聞，幾乎每天都發表那種充滿戰鬥精神的論文和通訊描寫，後來收集成《戰爭》一書，厚厚的三大卷。
如前所述，正是1937年末“大清洗”正在高潮之時，愛倫堡從西班牙內戰前線奉調回國。他深知許多被清洗的熟人朋友都是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堅信斯大林是人民的救星，那些罪行不過是他們強加的。同時，他對這個社會的正義性似乎深信不疑。因此，他對許多事情感到難以理解，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內心極度痛苦。他兩次寫信給斯大林，要求重返西班牙，投入反法西斯前線。他最終如願以償，內心的矛盾得到一時的解脫，同時又保全了他的性命。
蘇聯文學專家草嬰有《愛倫堡的骨氣和運氣》一文，說到了另一件事，即1953年初發生的“醫生案件”。這件案件其實就是斯大林一手炮製的又一個冤案。這是戰後他開展“大清洗”的序幕，矛頭直指貝利亞等政治局委員。當時，有一批醫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其中有不少猶太人。斯大林向來痛恨猶太人，他於是強迫一些猶太著名學者聯名寫公開信給《真理報》，以譴責被誣衊的猶太醫生。愛倫堡是猶太人，且是同內外有影響的人，當然逃不過被迫簽名這一關。但他考慮再三，覺得這樣良心過不去，併成爲千古罪人，遂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就索性等待專政機關來抓他。他心裏明白，斯大林看信後一定大發雷霆，決不放過手無寸鐵的愛倫堡。何況極權專政統治下還不曾有一個人敢於這樣斗膽寫信公然反對他的“英明決策”。出人意料的是3月5日，蘇聯向全世界廣播：斯大林死了。這消息從此改變了蘇聯的歷史，而愛倫堡也就逃卻了又一場生死浩劫。故此，說愛倫堡有運氣，一點也不過的。
1935年愛倫堡曾回國在克里姆林宮參加了一次工作者大會，第一次看到了狂熱的乃至病態的個人崇拜。斯大林出現時全體起立，開始瘋狂地鼓掌。“偉大的斯大林，烏拉！”“光榮屬於斯大林，烏拉！”歡呼聲長達十幾分鍾。受到這種羣衆性狂熱氣氛的感染，他也不由自主的鼓掌，事後才感到了手痛。
他說：“但是我還是說服了自己，我不理解羣衆的心理，總是以一個知識分子，而且是在巴黎度過半生的知識分子的眼光判斷一切。”
“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一個人的命運不像是一盤棋，而是像抽彩。”
“如果我是個信教的人，我大概會說，上帝的安排是難以解釋的。”（見《人·歲月·生活》）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羣島》中說：“一旦謊言消失，暴力也隨之裸呈，衰弱，無能，一觸即潰。”
愛倫堡對世事人情冷酸、深刻的感嘆，更是讓人如醍糊灌頂、猛然警醒。有人說，沒有經歷痛苦的人生不深刻。愛倫堡就是在一種痛苦的時代中一步步走了過來，纔有了這一句句精煉、睿智的至理哲言。對於法西斯，他“所有豐富的語言中只剩下一個字‘殺！’”對於藝術，“我確信，只有一條腿是不能前
進的，沒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會變革、任何科學發明都不會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幸福”。還有他對人類和平的熱切期盼和四處奔波，他對斯大林時代的“個人崇拜”的不以爲然，都構成了這本回憶錄的獨特魅力。
若論認識名人之多之深，交遊國家之廣之久，我想在他同時代衆多作家中是無人可比擬的，甚至於今時今日也沒有哪位作家堪與比肩。讀完愛倫堡，便可很自然地窺看到許多聲名顯赫的人，從文學巨匠到藝術大師，從政壇豪客到科學偉人。這些人紛紛從平時的神堂上走進書裏，才華橫溢的畢加索，憂鬱善良的法捷耶夫，浪漫樂觀的戴高樂，正直慈祥的愛因斯坦等等，這些名人生活中鮮爲人知的一面讀來特別親切，三言兩語中就能挖掘到一個名人內心平凡而真實的感情，猶如面前站立的只是我們生活中一個個熟悉的人。這或許正是愛倫堡在前蘇聯作家羣中顯得璀璨耀眼的原因之一吧。
2006年3月15日
我已經積分190分,這篇上次出現了亂碼,故又發來,望編輯審閱!(作者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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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正讀着的書，是前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上世紀60年代初寫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這是一部堪稱大型的回憶錄，120萬字。應該說，這是愛倫堡的一部心靈史。而我讀的卻是花城出的一本作家與52位文化名人交流的文字的節譯本。直到今天，我才斷斷續續地讀到了藍英年先生譯的全本的《人·歲月·生活》。
1937年末，愛倫堡從西班牙內戰前線奉調回國工作，現實的嚴酷、恐怖遠遠超出他的想像。一批又一批人不斷地被“清洗”，他認識的不少外國革命者也未能倖免，他後來任職的《消息報》社各處室的領導像走馬燈一樣，往往今天剛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對當時的“日常生活”和人們的精神狀態，愛倫堡儘可能地作了細緻的描述，爲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關於前蘇聯的“大清洗”，藍英年在《肖洛霍夫死裏逃生》一文中這樣記敘：“1934年11月5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和人民委員會通過《內務部附設告別會議》的決定，賦予內務部不通過法律程序任意懲治危險分子的權利。這是斯大林採取的重要步驟，給予只聽命於他的內務部更大的權利。內務部的人可以不要罪證、不經審訊逮捕、關押和槍斃他們所認爲對社會有危害的人。”
顯然，這是組織上爲大清洗擬好的計劃。一個月後，全國性的鎮壓無辜黨政幹部、高級將領、知識分子、普通工人和農民的大清洗開始了。
但誰也沒有料到，這場“大清洗”是如此的迅猛、荼毒、殘忍。起初，人人自危。保護自己最有效的辦法是檢舉別人。向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表忠心，自己先清洗自己。後來，人們都在清洗的日子裏感到驚慌不安和感到活着的無望。愛倫仲堡寫道：“在我的熟悉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人相信明天，許多人都準備了一隻裝着兩套內衣的小皮箱，隨時準備着一去不返。”是呵，他剛回來，他向一些熟人打聽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時，大多數人只是向他擺擺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開。人們儘量少與外界的人來往。朋友之間也相互提防，甚至斷絕來往。一個朋友對愛倫堡悄悄地說：“現在一個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說知心話，而且夜間要用被子蒙着頭……”儘管十分小心，可這位朋友不久還是被槍決了。
“大清洗”中濫殺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所以，深夜的任何動靜都使人神經高度緊張。有個老頭，抓的人還未上去，他就跳樓摔死了。他說：1938年3月間的一些夜裏，常常驚恐不安地傾聽電梯的聲音，“當時我想活下去，同許多人一樣，我準備好了一個裝着兩套換洗衣服的皮箱”。但是，到了1949年3月裏，“我沒有換洗的衣服，而且是幾乎無所謂地等候着結局的到來，每夜都等候着鈴聲。”
愛倫堡在他的回憶錄中幾乎是流淚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憎惡漠不關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絕的殘忍和殘酷。當我寫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時，我有時曾放下工作，走到窗前，像出席集會的人們那樣站着，想向已故者致敬。我既未看樹葉，也未看雪堆，我看見了一張我覺得是和悅可親的臉。本書的篇頁都是在愛的主使下寫出來的。我愛生活，對於已往的生活與經歷，我既不後悔也不惋惜，我感到難過的只是我有許多事沒有做完，有許多東西沒有寫完，我沒有受完苦，也沒有付出更多的愛。但是大自然的規律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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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讀這較多的敘及蘇聯大清洗的泣血的文字，在不同的文字中間，我一樣看到了火光，暗夜，革命者，告密者，懺悔者，還有閃爍在鐵網中的眼睛；一樣聽到昂揚的和暗啞的歌聲。
子彈的銳叫，鐐銬的叮噹，嘶喊，呻吟和嘆息交織着，……
什麼是歷史？我以爲它應該是和人類密切相關的偉大的集體記憶。因此，除了可供實證的故址和文物之外，歷史的構成，還必須包括經由回憶錄、日記、書信、自傳、傳記等形式披露的不同人物的內心真實。甚至可以說，那些袒呈的個體生命的千瘡百孔的靈魂，比歷史學家的關於民族、國家、政黨的一鱗半爪的記載，或者梳理得整整齊齊的材料更真實，更可靠。對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來說莫不如此。這些年來，我喜歡讀這樣的書籍和文章，我讀《人》這本書，彷彿就在讀一部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