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爲而治”是《道德經》國家社會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是老子認爲最好的管理方法。 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道德經中無爲而治的思想內涵，歡迎閱讀。
一、“無爲而治”思想的提出
《道德經》共81章，5000餘字。其中，第2、3、10、37、38、43、48、57、63、64等章都用了“無爲”一詞，有許多章雖然沒有使用“無爲”一詞，但也闡述到“無爲”思想。可見“無爲”思想在《道德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道德經》強調“爲無爲，則無不治”（第3章），但並沒有直接說“無爲而治”。“無爲而治”的提法是孔子說的。在《論語衛靈公》中，孔子說：“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但“無爲而治”的確是老子的主張。或者可以認爲，孔子講的“無爲而治”本來就是對老子思想的概括。
“無爲而治”是老子國家社會管理思想的中心內容。對這一思想，我們的中國哲學史教學用書基本上持否定的評價。以往的評價的標準首先是按統治階級的思想還是勞動人民的思想、進步階級的思想還是反動階級的思想“劃線”，然後各種思想基本肯定還是基本否定也就定論了。這樣來評價文化傳統經典中的思想，其科學性是十分值得懷疑的。例如，《道德經》第53章說那些統治者“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朝庭宮殿豪華卻十分**，農田己荒蕪，倉庫己空虛，官服卻很華麗，官員佩帶鋒利寶劍，美食也己食厭，個人財產多得用不完。此類人只能稱爲盜魁賊首！”）如此痛罵統治者，還說“無爲而治”思想表面上是對統治者貪得無厭提出批評，要統治者少點慾望，實際上是爲行將滅亡的奴隸主統治者總結一套保持統治地位的**。這樣的分析能令人信服嗎？那麼，《道德經》痛罵統治者，是不是表達勞動人民的思想呢？也不能這樣簡單地下判斷。將文化遺產套在階級對立的一分爲二框架中去評價，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要對“無爲而治”思想作出恰當的評價，首先要拋開以往不科學的評價標準。
其實，“無爲而治”是老子認爲治理國家社會的正確方法，即《道德經》第8章說的“正善治”。要做到“正善治”，就必須“無爲而治”。
至於《道德經》何以特別鮮明地主張“無爲而治”？則要從老子所處的社會現實和他特殊的社會地位去分析。
老子約生於公元前580年，卒於公元前500年，曾做過周朝的史官。那個時代，按孔子的描述，是“禮壞樂崩”，也就是天下大亂。江瑔《讀子卮言 》中有《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一篇，謂：“上古三代之世，學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民莫由登大雅之堂。唯老子世爲史官，得以掌數千年學庫之管鑰而司其啓閉，故《老子》一出，遂盡泄天地之祕藏，集古今之大成，學者宗之，天下風靡，道家之學遂普及於民間。”當史官的，掌管圖書資料文祕一類的事情，對歷史特別熟悉並頗有研究，屬於“知識分子”（中國古代的“士”）的階層的人物。上層統治者在那裏爭權廝殺，下層百姓有苦難言，唯獨這個階層的人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且博古通今，瞭解社會現實卻又無力改變現實，只能在思想領域思考和發議論，成爲時代憂患意識和社會批判意識的承擔者。
《道德經》中多處論到統治者和老百姓的關係：“民之飢，以其上（此‘上’字，帛書《老子》甲、乙本均作‘取’）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輕死，與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第75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第74章）社會上爲什麼會出現如此昏亂爭鬥的局面？面對這樣的局面怎麼辦？在《道德經》第57章中老子清楚地作了回答：“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大意是：我爲什麼主張無爲而治？就是因爲我本來主張“以正治國”，但現在的治國者自以爲是，搞了那麼多戒律、條例、禁令、法律和刑罰等等，這些東西越多，百姓越是無所適從，或越有空子可鑽，結果是越治越亂。其實，有許多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主張反其道而行之，來一個“以無事取天下”。）如果說提出無爲而治有什麼價值標準的說，那麼正義就是這一主張的價值標準（“以正治國”）。怎麼能達到正義就怎麼去治國，無爲而治最能達到正義，所以無爲而治是最好的治國方法。這裏其實沒有什麼站在統治階級立場還是站在勞動人民立場的問題，有的是“士”（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主張公平正義的立場。
二、“無爲而治”思想的內涵
關於老子無爲而治的思想，以往普遍的理解是一種“消極”的主張。從字面上講，“無爲”就是無所事事，什麼都不做，可見是一種“消極無爲的政治態度。”認真體悟《道德經》，不難發現，這樣理解無爲而治甚爲偏頗。
無爲而治作爲一種國家社會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老子的“道”的哲學思想基礎上的。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這裏老子說得很清楚：我爲什麼知道“無爲”很重要呢？就是因爲“無”是一種無堅不摧的力量。這也就是《道德經》說的“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第37章）可見，要領悟老子“無爲而治”思想的內涵，首先要深入理解“無爲”一詞中的“無”的含義。 在老子的哲學中，“無”並不是一個用來說明“什麼都沒有”的概念。“無”本身是一種偉大的力量，“無，名天地之始”（第1章），“無有入無間”。“無”這種力量不僅創生萬物，而且在任何事物中都起作用。老子說：“有無相生”（第2章），而在有無相生中，無的作用更大，因爲“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40章）在這裏，我們不妨將老子的哲學和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作一簡單的比較。黑格爾思辨哲學的邏輯起點是“有”，其第一個“正、反、合”是有、無、變。老子哲學的邏輯起點是“無”，強調的是無和有的對立統一。在以“有”爲起點還是以“無”爲起點上，老子的哲學和黑格爾的哲學是不同的；但在“無”是一種偉大的力量的看法上二者則是共同的。
“無”既然是一種偉大的力量，那麼“無爲”也就可以理解爲是一種偉大的作爲。或者說，“無爲”並不是對“爲”的`簡單否定，而是必須看到，“無爲”本身就是一種“爲”。對於“什麼都不做”，《道德經》是用“不爲”這個概念來表述的。這也就是說，“無爲”不是“不爲”，而是“爲無爲”。正因爲“無”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所以“爲無爲”才能達到“無不治”的效果。這裏說明，如果說“無爲而治”的“治”指治理、管理，屬於管理學的範疇的話；那麼，首先必須將其放在哲學範疇中，才能準確地理解管理意義上的“無爲而治”的內涵。
“無爲而治”中的“爲”和“治”，可作在國家社會治理或管理中做什麼來理解。我們將《道德經》中有關論述的各章內容綜合起來可以看到，《道德經》中講到四種“爲”：“無爲”、“不得已”而爲、善爲和胡作非爲。以“兵”（指戰爭，見第31章）爲例：首先，老子是反對戰爭的（“有道者不處”），不打仗是“無爲”；你不想打仗，敵人打進來怎麼辦？那就“不得已而用之”，反侵略戰爭就是不得已而爲；再次是“善治”或者說善爲，通俗他說，就是屬於管理者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好；最後是胡作非爲，將戰爭當作“樂殺人”，就屬於胡作非爲。
老子在將“治”分爲“無爲而治”、“不得已”而治、善治和亂治四種之後，對“治”又有一個總的要求，那就是要治的事情要不斷地減少，直至“無事”。《道德經》第48章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意思是：學問要日有所進，學道要不斷地減少慾望，減少又減少，直至達到無慾無爲的境界。達到了自己可以無爲的境界，那麼天下你不用去管也不會出什麼事情，那天下的管理就做得最好了。如果要去管的事情越來越多，那就說明你對天下的管理是失敗的）這裏說明，“無爲而治”不是我什麼都不做就馬上可以實現的，而是一個“無爲而不爲”、需要不斷地努力才能實現的過程。
以上的分析說明，老子《道德經》中的“無爲而治”思想，決不是要人們消極無爲，反而是要人們積極有爲，而積極有爲的最終目的，又是爲了管理者可以通過“無爲”而達到社會自我管理。
三、實現“無爲而治”的途徑
從對國家社會的管理來說，《道德經》將達到“無爲而治”看作是國家社會管理的理想境界。既然是理想境界，也就是說現實離這個境界還很遠。那要怎樣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呢？這也是《道德經》着重要回答的問題。《道德經》中的許多內容，都可以看作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首先，要做到“無爲而治”，必須深刻理解它的含義和道理。“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我不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被褐懷玉。”（第70章)意思是：我的話本來很容易懂，也很容易實行。但天下卻沒有多少人能懂我的話，沒有多少人照着去實行。我的話是有宗旨和前提的，我要求做的事是有主見的。可是人們不去領會我講的哲理，沒有弄清我講的真義。懂得我的哲理的人實在太少了！如果能按照我講的道理去實行，那真是太寶貴了！要知道，聖人的外表披着粗布衣裝，懷裏卻藏着美玉。）這說明，只有從哲理的深度理解了“無爲而治”的思想，將這一思想作爲自己行動的指導貫徹到行動中去，“無爲而治”纔有望實現。
其次，要做到“無爲而治”，從管理者的認識來說，管理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決不可自以爲是。《道德經》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第71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33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這些話都是告誡管理者頭腦要清醒，要知道在管理中自己有許多東西是不懂的，決不可誇誇其談，胡亂地發號施令。社會管理中的許多混亂現象，其實是管理者沒有自知之明，瞎指揮造成的。他認爲，不應將治國人爲地想象得太複雜，“治大國若烹小鮮”（第60章）是老子的名言。（已去世的前美國總統里根在競選時曾引用老子的這句名言）順其自然，不自作主張，也就能做到“無爲而治”。
最後，做到“無爲而治”，從管理者的行爲來說，要做好民衆的表率。《道德經》第3章是直接論述“無爲而治”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意思是：對那些聽話的人不特意給予高官厚祿的獎勵，民衆就不會爭權奪利了。不看重難得的珍寶，民衆就不會去搶劫偷盜了。不看到好東西就貪得無厭，民心就不會亂了。所以，聖人之治，應是使民衆經常保持平常心態，讓他們衣食無憂，削弱他們爭強好勝的志向，使他們身強力壯。常使民衆返樸守淳，不生妄想，使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也不敢輕舉妄動。這樣，對國家社會的管理就不需要特別的舉措，天下也能治理得很好。）反過來說，社會上爲什麼人人爭權奪利，盜搶成風，人心不穩？根本原因是管理者厚此薄彼，貪得無厭，不顧民衆的死活。如果是這樣，不論制定出多少嚴厲的懲罰措施，社會的混亂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無爲而治”思想的合理內核
成書於2500年前的《道德經》，其所提出的“無爲而治”的社會管理主張，不可能作充分的論述。就論及的內容而言，也難免帶有許多時代的侷限性。然而，《道德經》之所以成爲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的一塊瑰寶，在於其博大精深的智慧具有無窮的生命力。傳承民族文化傳統的目的，是爲了挖掘其中的合理內核，讓其中的智慧之光在現實中繼續生輝。
國家社會管理“無爲而治”的思想，其合理內核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國家社會管理的根本是培育社會的自管理能力。《道德經》並不否認國家社會需要管理，其中多次提到“聖人之治”，就是討論如何管理國家社會的問題。老子看到，好的管理，主要地並不是由管理者向被管理者發號施令，而是“民”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樸”，也就是能自我管理。那麼，社會能不能自我管理呢？按老子的觀點，社會在本質上就應是自我管理的，也就是“常自然”的。自然不接受任何外部的指令而形成秩序井然的世界，社會的產生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既然如此，在社會產生之初，與自然最爲接近，那時的社會，基本上就是無爲而治的。《道德經》第80章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一章，常爲人們所詬病，認爲老子主張復古，讓社會回到原始狀態。其實，這樣理解是對《道德經》的誤讀。從《道德經》着重主張無爲而治來看，老子的意思是，社會的原始狀態，是無爲而治的典範。這一章中說的“不相往來”，也不能解釋爲沒有聯繫，而是指沒有糾紛爭鬥。比《道德經》成書稍晚的《商君書畫策》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女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這裏直接說到原始狀態的社會是“刑政不用而治”的。孔子說“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也是說社會的原始狀態是“無爲而治”的。聯繫老子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來理解，老子的意思是，大國治理得好，就要如同“小國寡民”時那樣無爲而治。
老子提出社會管理“無爲而治”的理想狀態。這樣的狀態存在於最原始的社會中，社會未來的發展，到最高階段，應是向原始狀態的回覆，只是經過否定之否定後的回覆。《道德經》第65章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這一章常被引用爲老子主張**策。這也是對《道德經》的誤讀。在這一章中，老子說的“愚”，是自然質樸的意思。他說的治國者的“智”，是用盡心機玩弄權術的意思。他說“以智治國”和“不以智治國”兩種模式，這裏“不以智治國”就是“無爲而治”。這種狀態在古時存在，現在離那種狀態越來越遠了。只有往無爲而治的方向努力，才能“大順”。老子看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第59章）治理國家應是像“小國寡民”時那樣簡單，那樣治理，人民生活得很好，這就是積德。只有那樣去治理，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在這裏，老子是將社會最原始狀態（“莫知其極”）時代的“無爲而治”作爲治理國家的根本來看待的。
現代人視老子所在的時代爲“古代”，而老子在世時，視他以前的時代爲“古代”。老子將自然作爲“道”的法則（“道法自然”），“古代”總是比“現代”更“自然”。因此，他非常重視向“古代”人學習，才說出“古之善爲道者”的話。他更強調，“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第14章）他將用古人的智慧考察當今的事體，糾正當今存在的問題，作爲按道行事的法則。我們今天的社會與古代社會相比，已經現代化到不可同日而語了。然而，社會越是現代化，似乎毛病越多，越難管理。學學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許不失爲一劑良方。
二是社會管理必須限制管理者的權力。《道德經》強調“無爲而治”，並不是無的放矢空發議論，而是當時的統治者濫用權力，禍害百姓。《道德經》揭露當時的社會現實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第75章）這裏說的“上之有爲”，用現在的語言來表述，就是當官的濫用權力，胡作非爲。這是造成許多社會禍害的根源。面對這樣的現實怎麼辦呢？《道德經》說：“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32章）這裏的意思是說，本來管理者和民衆都能質樸自然是最好的，但後來有了官職（“始制有名”），既然有了官職，那就必須限制他們的權力（“知止”），限制了他們的權力，纔可以避免危險（不殆）。
限制管理者的權力，本來是“無爲而治”的題中應有之義。管理者權力範圍越小，無爲而治的範圍也就越大。反之，社會能夠無爲而治的範圍越大，需要管理者“有爲”去治理的範圍也就越小。在這個問題上，《道德經》給我們的警示在於，這不僅是管理範圍大小的問題，更是“難治”與“善治”的問題。就是說，越是不限制管理者的權力，國家社會就越難管理。現代的社會管理理論中，“善治”理論是最新的管理理論。“善治”這一譯名，大概就是來自《道德經》。而“善治”理論的要點，就是嚴格限制政府的權力，充分發揮社會自我管理的功能。這裏足可見《道德經》中包含的管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三是無形的管理比有形的管理更重要的思想。這裏說的“有形”管理指管理機構、條例、章法、獎懲措施等等。“無形”管理則主要是指管理者的榜樣、示範效應、社會文化環境及管理心理狀態等等。“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的名言。正因爲如此，爲了完善社會管理，管理者更應重視無形管理的效用。如果只是重視有形的管理，不僅達不到國家社會管理的目的，很可能是越理越亂。老子說：“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第29章)大意是：據我所知，想要依靠自己的作爲將天下治理好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治理天下這樣的事情非常神奇，不是靠管理者的本事就可以做到的。如果以爲只有靠自己的管理才能治理好天下，最終結果肯定是失敗，即便一時取得成果最後還是會失去。）管理者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須注意發揮無形管理的效用，從根本上說，也就是要做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第49章）意思是說，管理者不應有自己固定的成見，要按照百姓的觀點和意見去處理問題。百姓的意見，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認真地對待。管理天下要處處小心謹慎，將自己的想法和百姓的想法一致起來。百姓注視着管理者的一舉一動，管理者做到純樸不巧詐，像父母愛護自己的孩子那樣愛護百姓，成爲百姓的楷模，“無爲而治”也就可以實現了。可見，管理者的“德善”、“德信”是實現“無爲而治”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