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大都市研究已成爲學術界爭相關注的焦點，已呈現方興未艾、炙手可熱之勢。有關這方面的專著目前尚未多見，但論文卻是汗流充棟、著述頗多。大多數是探討在後工業化時代，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大都市的特徵、性質、發展趨勢，特別是信息化時代西方大都市發展的模板，然後對所構建現代大都市理論和政策進行能動地“複製”進而在中國特色的大都市發展的藍圖上粘貼一下，從而形成中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發展之路。借鑑西方大都市發展的經驗固然要提倡，但學術界對國際大都市的濫觴的問題關注不多，沒能從歷史視野看待，實乃遺憾，本文試圖探討，對國際大都市產生於近代西方的歷史原因的問題，其着力點在於論述自商業殖民主義時期西方大都市誰主沉浮的歷程，並分析了這些大都市爲何在商業殖民主義階段向現代工業主義階段轉型經歷中，產生不同命運的根源。
一
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特說“城市的本質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是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的投影”（3）同樣，社會經濟結構極其運行方式每一次變遷也推動着城市的轉型，從而在多樣化的歷史空間裏呈現出多樣化的性質、特徵、功能。那麼，集聚化功能張力更大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人類社會產業結構變遷是城市發展的根本原因”（4），每個歷史階段的經濟結構的內核特徵決定大都市的功能的地殼式運行方式，現代國際大都市就是在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經濟活動方式的演進中螺旋式上升發展。
二
在農業文明時代，城市是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小生產的經濟結構基礎上的，因兩次社會的分工產生剩餘產品和財富的增加，導致商品交換和商品經濟的繁榮，因商品經濟和軍事防禦、政治統治需要產生了古代的城市，當然也產生了具有很大規模的大都市，如唐朝的長安，元朝的大都，西方的羅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它們都是各個時代享有盛名的國際大都市，不僅發揮政治、軍事、文化、宗教中心的功能，而且也體現了對地區經濟活動一定的集聚整合的功能。如羅馬帝國“它的勢力和規模使它控制了貿易、交通要道使整個地中海地區統一市場形成了”（5）。前工業文明興起的這些大都市，可看作是各個王朝帝國繁榮昌盛的標誌，它們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堡壘，而且也發揮地區經濟、貿易、商業的聚合的經濟性功能。但是這些大都市的經濟，所釋放的能量是難以與現代意義上的大都市望其項背的。“在前工業社會，農業始終是社會經濟佔統治地位的，城市不過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爲基礎的”（6）。因而紮根於農業生產和嫁接之上的手工業，所生產創造的社會產品的含量以及商品活動波及的範圍畢竟是有限的，這樣的大都市，其本身經濟結構的落後性難以產生社會經濟生產的中心，進而對聚合擴散地區社會經濟貿易的範圍是有限的，而運行這種經濟活動的手段方式，大多數都體現着軍事、政治行政性或自給自足性的非市場化的色彩比較濃。以東方大都市更爲突出，“中國傳統城市消費者的主體是自己自足的權力者和財富所有者，即生產者是靠自己參與農業生產獲得生產和生活資料，而所有者統治者是通過超經濟關係以貢賦形式獲得。”（7）這種在權力化下單向的進行經濟運行方式，是中國古代城市商品經濟落後的一面。
除了經濟活動能力的脆弱性這個“軟傷”之外，這些大都市發展還有一個致命的“硬傷”，就是當時世界交通方式的落後和征服自然地理障礙的能力的不足，使大都市無法讓彼此在相互隔離、各自分散的經濟活動中整合起來，發揮巨大的聚集和輻射功能。因而前工業文明大都市經濟結構的農業性、小生產型，經濟運行方式處於簡單商品經濟階段，這種城市性質和功能使城市的空間佈局呈現簡單、粗糙，平面化的特徵，“顯而易見，前工業文明城市自然佈局和社會結構與現代城市工業城市迥然不同，當時城市中心主要具有宗教職能。”（8）相對於農村來講，城市並沒有產生很大誘惑力的力量進而能整合大量人口，相反城市被認爲是“最骯髒的地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前工業時代的這些大都市總體上處於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社會發展階段，且存在着對周圍農村腹地經濟嚴重依賴，自身生產技術水平落後導致對農村拉力的作用不強的情況。與此同時，農村生產技術水平的低下對人口、資源、財富推力不夠，經濟集聚功能不強，這樣的大都市在和平環境下隨着帝國的擴張尚能維持一時的繁榮，但一旦面臨自然災害、對外戰爭受阻以及王朝興衰帶來的政治權力的變更時，它們所承受其破壞力就顯得極其脆弱。羅馬城由於蠻族的入侵而衰落不堪，君士坦丁堡隨着奧斯曼帝國的衰退而江河日下，中國曆代古都，都因王朝變遷的權力失衡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