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珍藏的這一副柺杖，鋁合金材質，精緻、輕巧。要說起來，除卻它來自異域意大利之外，與其他的柺杖相比並無“特別”之處。但對於我來說，它卻蘊含着一份“特別”的紀念意義，隱藏着一段我們遠洋海員血淚交織的小故事。
1992年，我在中國遠洋運輸集團散貨運輸有限公司（原天津遠洋運輸公司）的“衡山”輪電臺工作，隨船跑中——非航線，運送中國大米到西非塞拉利昂的首都海港——弗里敦。
奉中遠總公司調度電令，我輪在弗里敦卸空後，須在原地裝載若干空集裝箱去意大利的熱那亞港。爲公司節省海外港口使費，這些空箱由我們船員自己動手綁紮加固，以免在航行中遇大風大浪時貨箱移位造成不堪設想的損失。
在參加這次甲板部的綁紮過程中，由於長長的鋁梯腳打滑，我不慎連梯帶人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甲板上。我爬不起來了，躺在甲板上直哼哼。右手臂蹭破了一長溜的皮肉，鮮血直流；右腳踝骨骨折了，又麻又痛，痛得我呲牙咧嘴，揪心撕肺。汗珠像黃豆似地滾出來，淚珠也在眼眶裏涌出來了。
聞訊，汪滿明船長當即聯繫船舶代理叫來了一輛救護車。身材魁梧的機工長丁世昌同志不辭辛苦把我背上背下。汪船長和老丁他們一直把我護送到弗里敦醫院。急診室的白人大夫和黑人護士立即爲我拍片檢查，推拿復位，然後上石膏固定。只聽白人大夫說：“基本上就這樣了！其實，你們中國的骨傷科方面的醫療技術是世界一流的！”
這白人大夫的一番話，似乎提醒了我們什麼。汪船長問我：“主任，我們權衡一下，看該怎麼辦最合適。你是想乘飛機回國治傷，還是回船養傷？我的意見，無論是從公司角度考慮，或是我們派船員陪護你回國，包括選擇最合適的康復手段，目前這個局面，我認爲你留船康復該是首選。我們可以從醫院準備一些骨傷敷藥帶回船。到了意大利，你還可以繼續下地複診。回船後，我再請示一下公司。”
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自從我上“衡山”輪工作結識汪船長以來，我親身感受到這個年輕有爲的少壯派船長並非等閒之輩，多才多藝，幹練沉穩，又是性情中人。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載修得共枕眠。”我能與汪船長風雨同舟，一起工作，那是一種緣分呵！於是，我很認真坦然地回答他：“船長，捨命陪君子。沒說的，我聽您的。留下來，我們趕緊回船，開航吧！”
當晚，“衡山”輪一刻也不耽誤，按原計劃開航，駛離西非弗里敦港。我們沿大西洋的西非海岸北上，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入地中海，進而駛入亞得里亞海，來到了意大利的熱那亞港。
在熱那亞港，汪船長給了我一個好大的驚喜：他讓該港船舶代理送來了一副嶄新的意大利柺杖。這真是雪中送炭，讓我喜出望外，感動不已。
在沒有這一副意大利柺杖之前，船從弗里敦港到熱那亞港的10天航行中，一開始，我起身走動走動，只能依靠船醫王建東同志或其他船員同志陪伴，我的手搭在他們的肩膀上。後來王醫生弄來了一根廢舊的拖把柄稍作修整後給我當臨時柺杖，湊合着用。我想，人的生命固然是脆弱的，卻也是頑強的。我在絕對臥牀休養了一週後，便掙扎着嘗試要重新站起來。我經歷了從搖搖晃晃到抖抖索索、顫顫悠悠的艱辛康復過程。應該說，傷後的康復大有進步，痛，卻快樂！
自從有了這一副意大利柺杖，我便如虎添翼，我可以得心應手地隨時隨地撐着它，自個兒可以去餐廳，去衛生間，去洗澡。還可以去甲板上透透新鮮空氣，看看海上風景；可以多練走路，加快肌體功能的恢復。
船從熱那亞開航了，我們繼續去烏克蘭的敖德薩港裝貨，直至回程上海寶鋼碼頭。在那最後兩個月的時間裏，我用這副意大利柺杖逐漸恢復船上的日常生活和我的學習工作。這不，我的電臺報房在駕駛臺這一層，我養傷的病房牀鋪在甲板這一層，我每天得數次地爬上爬下，這一上一下相當於陸地上的五層樓高之差哩！自從有了這一副意大利柺杖，它極大地方便了我的學習和工作。人在，電臺在！電臺在，陣地在！我頑強而圓滿地完成了這個遠航航次的無線電通信聯絡任務。
在寶鋼碼頭，我撐着這副意大利柺杖下了舷梯，走回了自己的家。只有經過寒冬的人，纔會深切體會到太陽的溫暖。嗨！一個差“一點兒”命喪西非的遊子，浪跡天涯的遊子，總算活着回到了祖國，回到了上海。我慶幸呵！我說這回家的感覺真好！看那上海灘萬家燈火，在楊浦區的一條街道上則有我老王家的一盞燈火，多麼珍貴，多麼溫馨，多麼美好呵！
我的工作單位在天津衛，但成家在上海灘。我的那個“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歷經四次喬遷，我都捨不得遺棄扔掉這副意大利柺杖。如今，更是睹物思人，睹物念情。我珍藏這副意大利柺杖，永遠懷念和感恩哪！——“衡山”輪的船長汪滿明同志，船醫王建東同志，機工長丁世昌同志和其他船員同志們！
我想念你們，我永遠懷念“衡山”輪！
我所珍藏的這一副柺杖，鋁合金材質，精緻、輕巧。要說起來，除卻它來自異域意大利之外，與其他的柺杖相比並無“特別”之處。但對於我來說，它卻蘊含着一份“特別”的紀念意義，隱藏着一段我們遠洋海員血淚交織的小故事。
1992年，我在中國遠洋運輸集團散貨運輸有限公司（原天津遠洋運輸公司）的“衡山”輪電臺工作，隨船跑中——非航線，運送中國大米到西非塞拉利昂的首都海港——弗里敦。
奉中遠總公司調度電令，我輪在弗里敦卸空後，須在原地裝載若干空集裝箱去意大利的熱那亞港。爲公司節省海外港口使費，這些空箱由我們船員自己動手綁紮加固，以免在航行中遇大風大浪時貨箱移位造成不堪設想的損失。
在參加這次甲板部的綁紮過程中，由於長長的鋁梯腳打滑，我不慎連梯帶人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甲板上。我爬不起來了，躺在甲板上直哼哼。右手臂蹭破了一長溜的皮肉，鮮血直流；右腳踝骨骨折了，又麻又痛，痛得我呲牙咧嘴，揪心撕肺。汗珠像黃豆似地滾出來，淚珠也在眼眶裏涌出來了。
聞訊，汪滿明船長當即聯繫船舶代理叫來了一輛救護車。身材魁梧的機工長丁世昌同志不辭辛苦把我背上背下。汪船長和老丁他們一直把我護送到弗里敦醫院。急診室的白人大夫和黑人護士立即爲我拍片檢查，推拿復位，然後上石膏固定。只聽白人大夫說：“基本上就這樣了！其實，你們中國的骨傷科方面的醫療技術是世界一流的！”
這白人大夫的一番話，似乎提醒了我們什麼。汪船長問我：“主任，我們權衡一下，看該怎麼辦最合適。你是想乘飛機回國治傷，還是回船養傷？我的意見，無論是從公司角度考慮，或是我們派船員陪護你回國，包括選擇最合適的康復手段，目前這個局面，我認爲你留船康復該是首選。我們可以從醫院準備一些骨傷敷藥帶回船。到了意大利，你還可以繼續下地複診。回船後，我再請示一下公司。”
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自從我上“衡山”輪工作結識汪船長以來，我親身感受到這個年輕有爲的少壯派船長並非等閒之輩，多才多藝，幹練沉穩，又是性情中人。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載修得共枕眠。”我能與汪船長風雨同舟，一起工作，那是一種緣分呵！於是，我很認真坦然地回答他：“船長，捨命陪君子。沒說的，我聽您的。留下來，我們趕緊回船，開航吧！”
當晚，“衡山”輪一刻也不耽誤，按原計劃開航，駛離西非弗里敦港。我們沿大西洋的西非海岸北上，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入地中海，進而駛入亞得里亞海，來到了意大利的熱那亞港。
在熱那亞港，汪船長給了我一個好大的驚喜：他讓該港船舶代理送來了一副嶄新的意大利柺杖。這真是雪中送炭，讓我喜出望外，感動不已。
在沒有這一副意大利柺杖之前，船從弗里敦港到熱那亞港的10天航行中，一開始，我起身走動走動，只能依靠船醫王建東同志或其他船員同志陪伴，我的手搭在他們的肩膀上。後來王醫生弄來了一根廢舊的拖把柄稍作修整後給我當臨時柺杖，湊合着用。我想，人的生命固然是脆弱的，卻也是頑強的。我在絕對臥牀休養了一週後，便掙扎着嘗試要重新站起來。我經歷了從搖搖晃晃到抖抖索索、顫顫悠悠的艱辛康復過程。應該說，傷後的康復大有進步，痛，卻快樂！
自從有了這一副意大利柺杖，我便如虎添翼，我可以得心應手地隨時隨地撐着它，自個兒可以去餐廳，去衛生間，去洗澡。還可以去甲板上透透新鮮空氣，看看海上風景；可以多練走路，加快肌體功能的恢復。
船從熱那亞開航了，我們繼續去烏克蘭的敖德薩港裝貨，直至回程上海寶鋼碼頭。在那最後兩個月的時間裏，我用這副意大利柺杖逐漸恢復船上的日常生活和我的學習工作。這不，我的電臺報房在駕駛臺這一層，我養傷的病房牀鋪在甲板這一層，我每天得數次地爬上爬下，這一上一下相當於陸地上的五層樓高之差哩！自從有了這一副意大利柺杖，它極大地方便了我的學習和工作。人在，電臺在！電臺在，陣地在！我頑強而圓滿地完成了這個遠航航次的無線電通信聯絡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