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場如同戰場，經商猶如打仗。古往今來，戰場上少有常勝將軍，商場上亦然。成功的企業家各有各的成功訣竅,以下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的關於企業家的成功之道，歡迎大家前來閱讀!
企業家的成功之道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經過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冶煉，作爲一個獨立的階層，中國企業家已經裂變爲國有企業家與民營企業家。根據對此間成功企業家奮鬥與打拼全方位的追蹤、考察、評估，可以將企業家的成功之道，歸結爲“忍·悟·運”三字。
心上一把刀，其實非常難爲的是這一個“忍”字。但是，如果企業家希望成就大業，就必須忍人之所不能忍。“嚴於律己，寬厚待人;勝不驕，敗不餒;平常心態，處變不驚;感恩惜緣，回報社會;”都是成功企業家艱“忍”人生偉大的光彩折射。
“忍”是企業家成功的基礎。一“忍”百“悟”生，即便是資質不高的凡人，在艱“忍”的涵養下，也能培育出良好的“悟”性。可是，雖然是有着良好悟性的天才人物，假若沒有艱“忍”求實的強力支撐，那麼也只會庸碌無爲地終老一生。
然而，從表面上看，“忍·悟”只是過程，“運”纔是結果。企業家做企業，即使是把過程全部做好，也不見得能夠獲得良好的成功結果。可是，社會對企業家的評鑑，最終還得要看企業家所取得的結果。換而言之，企業家能否把企業做起來、並且做大做強、以至於永續經營，這纔是一切問題的關鍵。
事實上，企業家能夠控制的僅是過程，至於成功與否的結果，企業家是無法通過人力去控制的。誠然，結果關係到社會對企業家的評價，確乎重要。可是企業家的價值，畢竟體現在他們是否做好了過程。
也許，現實給予企業家的結果，並不是他們原來所預期的結果，甚至於這個結果，本身就是失敗的。但是，唯有通過控制過程，才能影響到結果。只要成功的企業家，在面對失敗時毫不氣餒，始終保持着一種平常的心態，處變不驚、堅忍不拔，就一定會成功。
儘管企業家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盡可能地去預測、監控結果，但是這只不過是理性上的觀念，還必須要接受現實中實在的檢驗。並且，在實際生活之中，社會對於企業家成功與否的鑑別，主要還是通過企業家個體輝煌的表象結果來透視的。
可是，當追溯起企業家成功的緣由時，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說法確實讓人眼花繚亂。而且，特別是那些一向不爲社會所看好的羣體，諸如低學歷、出身低賤、行事卑瑣、負債累累此類等人羣，很難以理性與邏輯解釋出他們的成功，因此，就一律概略爲“命”好或交好“運”。
雖然“忍·悟”只是過程，“運氣”纔是結果;但是，有什麼樣的過程，便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換句話說，過程做好了，結果就一目瞭然。倘若企業家基於“忍·悟”的個人奮鬥，在冥冥之中撞上了時代涌動前進的潮流，必然會把他推向成功的輝煌。
此時，就是企業家主觀上想不成功也不行，或許這便是預測大師所說的“命”裏行好“運”。就連孔子都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所以，無怪乎走好運、八字好，就沿襲成了人類世代相傳的“命”“運”說。只不過，凡此以往，對‘命’或‘運’的闡述，過於消極、神祕罷了。
其實，如果深而究之，孔子的“命”是建立在奮鬥的基礎上，可以等同於“忍·悟·運”中的“運”，即與歷史發展大潮合拍的“運”。並且，就整個歷史發展的潮流而言，俱備堅“忍”、善“悟”等優良品格的企業家，只要生命依在，其“運”來也當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
而且，“忍·悟·運”不單單是企業家成功之道的經典刻劃，還是工界、農界、商界、軍界、政界、學界，乃至一切領域之成功的簡要描述。另外，由於導致企業家走向成功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主觀意志所無法改變的，人們只有通過自己的理性去認識它、適應它、把握它，假之以“運”也就不請自到了。當然，此中之“運”，與放棄奮鬥、追求、過程的迷信思想或宿命論中之“運”，在本質上有着涇渭分明的明晰界限。
根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統計表明，截至一九九七年底，中國首屆二十名優秀企業家，一人叛逃、一人病逝、五人離退休、六人辭、免、停職，仍在原企業任職的剩四人，僅有三人升遷。同時，亦有資料表明，後幾屆優秀企業家的結局，與此大致相仿。
無論是國有企業家，還是民營企業家，他們取得的輝煌業績，無不源自於忍·悟·運聯爲一體的結晶。相對於民營企業家日趨市場化的今天，國有企業家的選拔、使用、評價，在很大一定程度上，仍然沿用組織人事部門任免的辦法。因爲這種陳舊的落伍選拔機制，很難將優秀的人才，配備到國有企業家的崗位上去。
更兼之由於經營業績，不能量化成企業運行的首選目標，客觀上誘導企業家把相當一部分精力，用於處理複雜的人事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市場選配機制的運行。而成功的民營企業家，絕大部分都是以白手起家，他們往往歷經滄桑、飽受折磨，卻從不言放棄。
正是由於他們堅忍卓絕的毅力，才從他們的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當然，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一律都可以歸結爲民營企業家。因爲，任何一位國有企業家，都或多或少地支配着一定數量的國有資產，絕無白手起家之說。可是，並不能就此認爲民營企業家會比國有企業家更加高明些。
事實上，很多民營企業家在自認爲做大做強後，君主式大老闆的氣派也就隨之而來了。這些人再也沒有當初創業時候的半點善“忍”的作派，他們聽不進半句忠告，身邊只能容納善察言觀色、見風使舵者。當然，這樣漸進式地長此以往，該民營企業家無異於自掘墳墓，最終被市場經濟大潮淘汰出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所以，企業家落馬並不可怕，假如還要重塑輝煌，也未嘗不可。關鍵卻在於，這些人是否可以總結經驗教訓，能否做好過程，再出奇兵以制勝。不過，話又說回來，落馬的企業家要想重踏成功，確實是需要非常艱韌的意志與勇氣，再修“忍·悟”的過程。當然，也只有等到過程確實做好，“運”纔會隨着時代的潮流奔涌而來。
柳傳志式謙卑：一代民營企業家的成功之道
一般意義上，如果將錢生錢的金融手段作爲“虛擬經濟”，國民經濟中的其他產業可以粗略地認定爲“實體經濟”。由於金融領域主要是國有企業在主導，談及實體經濟，我們將更多面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崛起這個事實。由於企業家在企業發展中的中流砥柱和領袖作用，談及實體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轉型，就會更多談及民營企業家的發展。
可以粗線條地將1979-1992年中國確定建立市場經濟這段時間作爲民營企業發展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民營實體企業開始恢復與初步發展。第二個階段是1992-20xx年上半年，民營實體企業及其企業家隊伍崛起，並因全球性金融危機遭遇挫折。第二階段大浪淘沙後，民營企業進入第三個階段，代表事件是中國全面進入信息時代和電商時代，很多民營企業站穩了腳跟，崛起的民營“新經濟”表現出“完勝”國有同行的某種態勢。
民營實體企業艱難轉型
我們暫且擱置對民營實體企業發展第一階段的討論。民營企業發展第二階段的典範事件是溫州的金融風波。本來溫州就是中國地緣政治格局中比較邊緣的一個地方，直到1997年才因爲金溫鐵路的開通而與外界有相對方便的聯絡。
這樣，在文化相對落後的局面下，當房地產作爲中國的支柱產業開始崛起之後，溫州企業家紛紛捲入“炒房團”，企業資金被抽走，企業僅僅是作爲融資平臺在運轉。這是後來地方性金融危機在溫州發生的制度經濟上的根本原因。內蒙古的鄂爾多斯(600295,股吧)也是如此。
或許是中國的社會結構決定了無論溫州企業家多麼機智靈活，無論溫州的地方性改革如何創新，第一流的民營企業不會在溫州產生，而是在杭州、北京和深圳等地毅然崛起。
杭州的典範是淘寶和阿里巴巴的崛起。作爲新科技的代言人，馬雲被很多溫州民營企業主作爲“公敵”來對待。北京的代表人物是柳傳志。柳傳志的優勢是溫州那些國中高中畢業就下海的企業家絕對具備不了的。這位1966年畢業於西北電訊工程學院、業後任職於國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是他能將聯想培育成國內一流企業重要的科學文化基礎。在深圳等地的代表人物是馬化騰。對比在浙江的馬雲，馬化騰的性格要“內斂”很多。這種內斂多少是廣東和蘇南等地的企業家的典型特徵。
另一方面，由於相對溫州等地更居於中國的經濟中心地帶，廣東和蘇南的企業家隊伍，整體上比溫州企業家更加富有大都市氣息。對比之，溫州等地的企業家是草根社羣性的。
草根社羣亦有其優勢。最近幾年來，溫州企業家非常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在第一代人的產業得到大體保存的局面下，溫州人鼓勵自己的孩子學習哲學、數學等基礎學科。從這種格局中，或許我們能看到雖然溫州日益迴歸中國作爲一個三四線城市的本質屬性，這塊對比其他非省級政治中心城市更多具備思想和藝術個性的城市正在培育他們未來的“柳傳志”。民營企業家的這種分化和轉型還會繼續發生，註定對中國未來產生緩慢卻重大的影響。
客觀評估民營企業家的作用
中國社會對民營實體企業家一直有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奠基於某種社會批判理論的，認爲民營企業家不僅人品有問題，而且因其社會角色實際上所從事的就是“剝削”和“壓迫”的活動。我們在東南沿海很多城市考察，若不是理性的社會科學制衡，這個感覺會更強烈。在這些地方，工人常常被安排一週從事超過八九十個小時的工作。
另外一種評價是將民營企業家作爲中國未來政治文明的開路者來對待。在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和社會科學院系統的學者對民營企業家的道德榜樣的吹捧甚至到了一個極其令人震驚的地步，譬如他們認爲中國社會的進步靠的就是柳傳志這樣的“社會立法者”，而不是靠一些有金融學、經濟學背景的專業型官員。甚而，在一些從事房地產業等更加傾向依賴私人性政商關係的民營企業家那裏，政治領域的不合適張揚也一度影響他們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貶低或是擡高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的影響，都不對。在這方面，柳傳志本人對自己的評價反而是中肯的。這位老人指出，“在商言商是說作爲企業家，我們更多的是要做實事，比如把企業做得更大、招收更多僱員爲社會解決就業、讓僱員享受更好的待遇、將社會風氣帶動得更好，不是逃避社會責任”。
溫州和潮汕等地的民營企業家多少也具備這種“謙卑”的品質。我們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發現，甚至對自己企業的工人被迫加班加點，他們會因爲特定的價值觀表達某種或多或少的內疚。在溫州等地，他們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公司這樣做是迫不得已;更何況，這些工人如果回到家鄉，連這種接近小康的生活都很難達到。真正讓很多企業家在行業競爭中遭遇挫折的是企業的家族化管理和個人對先進文化的知之不多。轉型可能超出了這一代人的能力。
在社會分工合作中壯大民企
由全國工商聯評選的“20xx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蘇寧控股集團以營收總額2798.13億元排名第一，聯想控股、山東魏橋以2440.31億元、2413.87億元分列其後，華爲、正威國際、江蘇沙鋼、華信能源、大連萬達、吉利控股、萬科，分列四至十位。20xx年民企500強入圍門檻爲91.22億元，較上年增加了13.5億元，增速爲17.38%。共有16家企業營收總額超1000億元，27家企業營收總額在500億-1000億元之間。即便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民營實體集團仍然可以說是大財團。如果我們相信“食利階層”有一天終究會因爲其固有侷限而面臨困境，那麼中國民企實體經濟的強大似乎已經指日可待。
僅僅是在20多年前，中國民營實體企業沒有這個地位。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民營企業不僅在法律上定位不夠清晰，而且自身定位也頗爲模糊。這個局面直到1997年私有財產權“入憲”之後才得以開始改變。換而言之，民營實體企業的成長，有賴於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隨着經濟自由的拓展所帶來的社會分工合作體系的形成。
堅持實體經濟初心不動搖，是多麼重要。例如清晰的產權、專業性的法治化保障、高等教育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強大支持(以高科技民企的教科研產一體化爲典範)，公司內部對職業經理人崗位的合理安排與再教育提升，如此等等，都是民企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豈止需要“在商言商”。如果將時空切換到40多年前，我們會承認，因爲計劃經濟，中國社會沒有多少分工，也說不上有多麼強大的合作體系。即便到了今天，在一個相對叢林法則化的市場裏，分工不清楚、專業不精湛、合作無誠意仍然是中國比較嚴重的問題之一。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社會的學者不像學者、高校不像高校、官員不像官員、律師不像律師，“跨界折騰”的現象非常嚴重。有些參與者，看上去初衷不錯，很快因爲制衡和規範不足而陷入極深的被動，以至於多少寶貴時間和可貴資源無端地浪費於各種“折騰”之中。
如果說中國民營實體經濟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柳傳志，作爲第二代民營創業者典範的雷軍，根本上表現出了這種能夠成全開放創新的務實主義風格。我們可以因爲堅持社會批判理論的價值而不喜歡他們的“保守”，但我們最好承認謙卑是人類的美德。惟其謙卑，人才能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進而感恩於他所得到的，進而在公司內部營建積極向上的社會分工合作體系。在對人才的尊重方面，那些從知識分子羣體轉變過來的民營實體企業家，對多樣性和自由創新的真正包容遠遠超過浙江沿海一些企業家。當浙江這幾年實體經濟進一步走向調整階段，而其他地域的民營差不多完成了轉型。其邏輯性奧祕，值得我們深入體會。
在轉型時期，如果說第一代、第二代民營實體企業家因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政商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的處理中顯得有些被動，對目前正在萌芽狀態中的第三代民營企業家來說，選擇一個相對獨立於外界的喧囂與嘈雜而更多依賴真正智慧的行業，趁他們的企業還小、還沒有被外界不健康力量盯上，可以爭取在源頭上清清白白，避免國家反腐傷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