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熱爾圖：鄂溫克的文學狩獵人
烏熱爾圖 原名塗紹民。1952年出生。鄂溫克族。黑龍江甘南人。著有小說集《琥珀色的篝火》，兒童故事集《森林驕子》等。
曾經的少數民族文學旗手尋根80年代
烏熱爾圖：鄂溫克族，著名作家、攝影家。1952年4月出生在嫩江畔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自幼受達斡爾族、鄂溫克族民間文化、漢族文化的多重影響。1968年底國中畢業後，在鄂溫克遊牧部落中生活十年之久。他的短篇小說《一個獵人的懇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連續獲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5年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先後出版短篇小說、散文隨筆集《七叉犄角的公鹿》、《烏熱爾圖小說選》、《琥珀色的篝火》（日文版）、《你讓我順水漂流》等一百多萬字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還主持編輯出版了《美麗的呼倫貝爾》、《額爾古納風光》等大型攝影集。
“我可以挺直了腰桿說，我沒有疏遠，
也沒有背叛這一片對我恩重如山的土地。”特約攝影 鮑昆
圖爲烏熱爾圖鏡頭裏的呼倫貝爾。
烏熱爾圖的經歷是上世紀80年代的獨唱。作爲一個鄂溫克族作家，他原本或許只能充當主流文化的註腳。但是這種命運卻在一個特殊年代因緣際會地產生了倒錯。
從1981年到1983年，烏熱爾圖連續三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另一方面也獲得了以李陀爲代表的體制外文化圈的高度評價，這在80年代初期十分罕見。烏熱爾圖一時成爲當時最爲走紅的短篇小說作家，成爲少數民族文學的一面旗幟。1985年，烏熱爾圖擔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進入了中國作家的“中心地帶”。以烏熱爾圖爲代表的少數民族作家的異軍突起背景複雜。無論是陳丹青的西藏組畫，還是馬原的“西藏題材”小說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形式的少數民族風情熱，或源於原創性或流於庸俗的跟風，與各種思潮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道耐人尋味的獨特風景。
鄂溫克部落收留的“孤兒”
1965年，我進入呼倫貝爾盟海拉爾第二中學。“文革”開始不久，學校停課了。我的父親是滿歸鄂溫克民族鄉黨委的負責人，“文革”一開始，他被誣陷爲民族分裂分子，烏蘭夫的爪牙。我受牽連，在學校，什麼活動都不許參加。
1968年，開始上山下鄉。大部分同學去了農區，一部分在學校等分配。我因政審不合格，沒地方接收，就只有回家，回滿歸鄉了，也就是現在的敖魯古雅。那時的敖魯古雅，儘管已經由國家出資建造了一些供獵民居住的房屋，但鄂溫克族仍然過着傳統的狩獵生活，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山中度過，他們狩獵、飼養馴鹿。
1968年底，經過各種努力，我終於來到敖魯古雅東方紅獵業生產隊，成了一名獵民。我是城鎮里長大的鄂溫克孩子，對鄂溫克獵民的生活全然陌生，當時連鄂溫克語都不懂。但是，因爲父親曾在這裏做過幾年書記，人們敬重他勤勉、忠厚的爲人，所以沒人歧視我。
父親的一個朋友送給我一支獵槍。這是一支7.62口徑的俄式步槍，鄂溫克獵人都使這種槍。要成爲一名好獵手不容易，在鄂溫克人中，只有好獵手纔會受人尊重。
在與鄂溫克獵手們一同狩獵不久，我決心獨自出獵，證明自己可以成爲一名合格的鄂溫克獵手。我每天都起早上山轉悠，一天終於在樹林裏發現一隻狍子，我屏住呼吸，一槍中的，興高采烈地揹着獵物回來。獵人們發現我也能打到東西，開始對我另眼相看了。此後，我打到的獵物越來越多。
18歲，一個成熟的鄂溫克獵手
一天，大雪紛飛，天沒亮，獵人們就聚在一起，雖然獵馬都牽走了，大家還是想出獵。有人說，要往東山去，有人說要往西山去，我說，我往南山去。沒有人提出異議，就這樣，我爲自己在鄂溫克獵手中爭取到了平等的位置。
那天，我冒着大雪，一直往南走。終於發現了狍子的行蹤，我用各種方式跟蹤靠近，最終打中了一隻很大的狍子。放到背夾子上才發現，它太大了。我用力揹着這隻大狍子走了很長時間，可雪越下越大，把我來時的腳印掩埋了。結果，我沿着相反的方向走了很久。最終不得不把狍子丟掉，剝下了狍子皮揹回來，以證明自己並非空手而歸。
那時，除了飼養馴鹿，狩獵仍是鄂溫克人的生活依靠。每天，獵人們出門前吃一頓飯。身上帶着乾糧一直撐到晚上。開始的時候，我不習慣，帶着餅也不願吃，心裏着急，怕空手而歸，結果晚上回來的時候，累得幾乎完全走不動了，在雪地裏走幾步，就要歇一下。冬天入山前，父親很認真地告訴我出獵時必須遵守的三條原則，是這三條“戒律”保證了我在野外的平安：
一，火柴放在特製的樺皮盒子裏，不能受潮，無論何時身上都要揣着它。它就是生命。
二，走累了不能坐在雪地上，要坐在幹倒木上。否則一旦出透了汗，就會腰腿抽筋站不起來了。
三，地形不熟的時候，一定要記住自己的腳印，順着腳印走回來。
在當獵人的四年中，我參加的最大的一次狩獵是打黑熊。我們一共四個人帶着兩條狗和十幾頭馴鹿追蹤了好幾天，最終成功地找到了黑熊的藏身之所，獵取了它。能夠參加小組性的狩獵黑熊行動，證明我已被認可爲一名成熟的獵手了。那年，我剛過18歲。
被髮掘的少數民族文學新秀
在鄂溫克獵民中度過了四年的狩獵生活，我連寫封信都困難了。獵人在山裏不看報，聽不到收音機。有一天，我發現自己的認知能力已降到了最低點。父親恢復工作後，我被安排到清林部門當了一年的檢尺員。平時沒事的時候，我抱着本字典，寫字認字，重新從最基本的識字開始。
兩年後，我回到敖魯古雅鄉，做了一名派出所民警。我的工作任務就是領着獵民打獵，保證他們的安全。1974年，敖魯古雅開始受到外界關注，一些記者來到這裏瞭解鄂溫克人的生活。這一年，鄉黨委叫我當宣傳委員，接待外來的記者們。我經常給那些記者講述鄂溫克人的傳說和生活故事。當時，有位來體驗生活的作家——慕及春先生，人非常好，對我影響很大，他鼓勵我動手寫點東西。我也逐漸感到，自己的這一段生活經歷是有價值的。於是，我開始嘗試着寫些小文章。
1976年，我作爲鄉宣傳委員爲報紙寫了些小報道，並開始嘗試寫一些兒童文學。一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發表在內蒙古的刊物《草原》上。1978年，《人民文學》主編李季先生提出要辦一期少數民族專號，派編輯趙則訓同志到黑龍江組稿。他聽說，在敖魯古雅鄉有一個年輕人對文學很感興趣，就找到了我。他看過草稿後，對我說寫得可以，希望我同他一起到北京修改。
當時的鄉黨委書記是鄂溫克人，我父親的老同事，他特批了路費，讓我去了北京。幾個月後，《森林裏的歌聲》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過了一年，《少數民族作家短篇小說選》出版，其中選載了我的這篇小說。冰心老人爲《小說選》寫了序言，她在序言中特別提到了《森林裏的歌聲》。當時我讀書很少，甚至都不太知道冰心是誰，只知道她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作家。那一次，對我鼓舞很大。
全國短篇小說獎的“三連莊”
1981年，我的短篇小說《一個獵人的懇求》獲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中國作協組織了一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班，這個班在文學講習所舉辦，我成爲其中的一員。這個創作班對我的創作來說是個轉折。參加創作班的有36個民族的作者，時間跨度近一年。我被分在著名小說家王願堅先生的門下，由他親自輔導寫作。王願堅先生熱心、認真，真是少見的好人，他對短篇小說創作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在創作班學習期間，我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七叉犄角的公鹿》。在小說即將完成的時候，我把草稿交給王願堅先生，他很中肯地提了意見，我接受了他的修改建議，改動了小說的結尾。1982年，這篇小說再次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之後，《小說選刊》特地請王願堅爲《七叉犄角的公鹿》寫評論，當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但他還是很爽快地答應了，並十分認真地寫了一篇文采飛揚的評論。他在這篇精緻的短文中，對我的這部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十分讚賞。我讀到他的文章之後，有一種難以忘懷的感動。
1983年，我的小說《琥珀色的篝火》再次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回想起來，我的小說連續三年獲獎，應該說與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作家協會主持工作的馮牧等前輩作家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分不開。
從《一個獵人的懇求》到《七叉犄角的公鹿》，我的小說創作發生了一些變化。《一個獵人的懇求》帶有明顯的傷痕文學色彩。當時，我是帶着一種強烈的憤懣情緒創作的。但不久後，我意識到，這樣的東西讀起來過於表面化，創作不應被個人的情緒所牽引，小說應該表現更深沉的東西。
1983年，我與李陀相識。他是多年來對我的創作產生持續影響的人。李陀在讀了我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後，主動找到我。一見面，我們就談得很對脾氣。李陀是達斡爾族，而我的母親也是達斡爾族，我們自然有一種親近感、信任感。李陀有很高的文學鑑賞力，他對小說創作的態度愛憎分明，面對好小說不吝讚美，而他覺得不好的小說，敢翻臉大罵。他對我的小說一直給予很高評價。但也曾直言不諱地對我說，我的創作思路變化緩慢，寫實因素太多，受海明威影響太重。我很長時間吸收不了他的批評，仍保持着自己的寫作慣性。
從中國作協迴歸呼倫貝爾
1985年，我被推選爲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之後，我被作家協會從呼倫貝爾盟借調到北京，白天到作協坐班，晚上在宿舍裏讀書、創作。1986年，我得到了一個開闊視野的機會，與邵燕祥先生一同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中心的邀請，赴美寫作、考察。愛荷華大學寫作中心是由詩人保羅·安格爾與他的夫人聶華苓創建的。此前，王蒙、蕭乾、馮驥才和張賢亮都曾應邀到這個寫作中心寫作。
我在美國呆了四五個月，特意參觀了印第安保留區，對印第安人在美國的生存狀況有了初步的印象，當時的感覺並不太好。回國後，我總結自己的感受，覺得美國之行無非使自己多了觀察世界的參照點，反而使自己更加珍愛呼倫貝爾這片土地。我重新確認了自己的價值觀。我認爲，一個作家能夠有自己獨特的聲音，能夠有一塊屬於自己的馳騁想象的土地，那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1988年，我推託掉作協的一些工作，回到了呼倫貝爾，精力投放在讀書和寫作上，主要研究地方史，關注本民族的傳統文化。
30多年過去了，如今我變成了一名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的志願者，與有共同志向的同事們，組成了環境保護協會。我可以挺直了腰桿說，我沒有疏遠，也沒有背叛這一片對我恩重如山的土地。
（口述：烏熱爾圖 採寫：《新京報》記者 張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