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對書齋
作者：孫紹振
有人給我出個題目：“我的書齋”。這個“齋”字，高雅有點可疑。
在我們老祖宗看來，書齋並不僅僅是讀書的地方，而且是修身養性的所在，所謂“養心齋”之類的匾額，就透露了這樣的祕密。聖人要我們把我們修煉到嚴肅而謹慎的樣子(齋如); 達到無所不明,無所偏頗 (齋明)，嚴肅莊敬(齋莊)，專一莊敬 (齋肅)的境界。達到這樣的標準的“書齋”，肯定不是一般的斗室，而是很豪華的，要花一大筆銀子。唐代元稹在《遣悲懷》中透露：“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在經濟上闊氣，才能保證在心境上高雅。但是，這一切可能只適合著作等身，財源滾滾的金庸那樣的大師，一般平頭百姓，以爲只有在這樣的書齋裏，才能出好人格，好文章，就未免有點傻乎乎了。
就我而言，最令我驕傲的文章莫過於那篇《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1980年末，寫這篇文章的時間，一家三口，吃喝拉撒睡，就在一間十四點五平方米的小房間裏；並沒有劉禹錫的“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那樣的景觀。整個房間，只有一張直徑一米的白木桐油的桌子，兼飯桌和書桌雙重功能。通常是堆滿了雜誌、書籍、來信和講義。有時，次要書籍和草稿，上不得檯盤，就屈尊於地板上。吃飯的時候，用我太太當時的話來說，就是在亂紙堆中，刨一個坑；寫作的時候，就再刨一次坑。稍稍有異者，孩子坐到痰盂上，空氣中就瀰漫着某種氣味，然而，《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五千文字，一氣呵成。開頭一兩百字，還記得要分段，剩下的四千八百字，長達三頁，就懶得費心，讓它一段渾然。
八十年代初期，分得套房。臥室遂與六平方米“飯廳”分治；而書房仍告闕如。《文學創作論》，《論變異》、《美的結構》一百餘萬字，一字一句，一筆一畫，均完成於衣櫥前半平方米翻板之上。夏日炎炎，既無空調，亦無電扇，晶瑩汗水，如珠，如溪，如川。無書齋之雅，而學術生涯中奠基性著作大抵均完成於此時。
九十年代中葉參與集資建房，乃有一百二十平方米之“豪宅”，遂擁有八平方米之書室。兩面書架直頂天花板，一面供憑窗遠眺，正面空調、電腦、掃描儀、打印機一應俱全。坐擁書城之豪情油然而生。借互聯網之便，馭信息高速公路之風， “寂然疑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 坐享劉彥和神往之境界。儼然有文化南面王之感。
感恩科學技術，坐如此豪華之平臺。老妻得免於抄寫之勞，自家又免於遺失稿件之痛。
寫作之速度空前提高，年近耳順，蓄養胸中浩然之氣，作少年不平之鳴。於斗室中，發出“孫大炮”的吶喊，一炮，轟大學聯考一考，二炮，轟四六級英語統一考試。所喜，均非空炮。大學聯考分省自主命題，英語四級考試與大學生學位脫鉤，於國於民皆有裨益。
每思及此，於心常沾沾自喜焉。
書城頗大，藏蓄亦豐。研究資料，輒能自足。巡視書架上，聖賢、大師拱立待命，檢索電腦，當代思潮譜系胸前。生爲讀書人，與書爲伍，爲友，爲臣，爲僕，爲命。日日讀書，享人生之至樂，飲生命之醍醐，自撰格言曰：讀書之樂樂於當官。
然多年來，疲於應命，性命耗於作文者幾倍於閱讀，中年常嘆，壯志未酬。壯志者何？青年時代，聆何其芳先生教，有計劃缺課，順序讀文史；未半，爲大躍進運動所阻。又羨馬克思每年重讀莎士比亞之樂，乃重讀《沫若文集》，又中斷於下放山區。至今有閒之日在望，然又逢信息爆炸之時。知也，千倍於莊子時代之無涯，而生不加多。自家藏書，伸手可觸，曾有此生重閱一過足矣之想。然，書店購進，故人贈送，出版家奉獻，昔日門生，素昧平生者之作，源源不絕，一週之內，幾及等身，書城膨脹至客廳，至茶桌，至電腦旁，至沙發下，至沙發上，至書桌上，至坐椅後，至坐椅旁，至坐椅前，至書桌旁，至書桌中。
於是二十年前之舊狀重現，當其飲食、作文之時，又復從書堆中，作兔子扒窩狀，刨一小坑。 重閱架上之書，殆成空想。何況，電腦尚存有魯迅全集、二十五史、四部備要，四庫全書等等，遂悟生也有涯，嗜書之慾也無涯，乃人生一大矛盾，一大悲哀。乃有愧對“書齋”之嘆。
愧對書架上的歷代聖賢，從孔夫子到司馬光，愧對蔡倫後嗣，愧對北大方正，愧對激光排字；愧對電腦軟件，愧對愛迪生，愧對讓我佔有着比唐太宗更多資源的高科技時代，愧對生命。愧對有限的時間。唯一不感到愧對的是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西廂記》。文革期間，被強制做清潔工，從資料室竊取。隔離審查，整整七月，除了毛澤東選集（四卷精裝本）以外，就只有此書與我爲伴，捨不得一口氣看完，用寫交代的紙張，逐字抄寫。唯恐抄寫太快，遂用仿宋體，一筆一筆描出印刷的效果。
當其時也，書是有限的，紙是有限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時間，在我年輕的感覺中，我的生命，是無限的。
回想起來，好不令人神往也。（解放日報20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