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姓名：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15年
出生地：波蘭
國籍：中國
職務：全國政協常委、《今日中國》雜誌（原《中國建設》）名譽總編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福利會理事等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出生于波蘭，自幼隨父母定居中國。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報》任新聞工作。1937年任美國聯合社記者。1939年在香港參加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負責宣傳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他努力向世界人民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解放區和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日本投降後，他在美國積極參加反對干涉中國內政的鬥爭。1951年應宋慶齡之邀，回中國參與《中國建設》雜誌創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國籍。現任全國政協常委、《今日中國》雜誌（原《中國建設》）名譽總編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福利會理事等職。
愛潑斯坦與宋慶齡有着長期交往的經歷，是宋最信賴的朋友之一。因此，宋生前曾謝絕了許多人爲她作傳的請求，而獨將作傳之事授權於他。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一見我就笑了。他說，你的文章我讀了，很好，但是開篇的那一段裏描寫的頭戴黑禮帽、身穿繫着長帶子黑長袍的猶太人，是憑想像寫的，那樣裝束的猶太人只是一個教派，人很少，我在天津18年，18年裏從未看見過。他還指着配文發表的天津第一飯店的照片說，這個地方我也住過，1937年我幫助鄧穎超同志去延安，她也在這裏住過一夜。
這位86歲高齡的新聞前輩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令人欽佩。他所說的“你的文章”，是指去年發表的《尋訪二戰猶太難民在天津的足跡》一文，而他，是我迄今爲止找到的惟一一位天津猶太人。
時光倒溯至1920年。
中國從不“排猶”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馬可·波羅路，搬來了一戶姓愛潑斯坦的猶太人。這家人人口很簡單，一對年輕夫婦，一個獨生子。父親拉沙爾在一家公司做會計，母親鬆亞是位助產士，自生了兒子小愛潑斯坦之後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裏料理家務。伊斯雷爾·愛潑斯坦這年纔剛剛5歲。這一家人雖然人口簡單，但遷徙之路卻充滿艱難困苦。他們原來生活在波蘭華沙，因爲參加猶太人勞動聯盟反抗沙皇的殘酷統治，拉沙爾坐過沙皇的監獄，鬆亞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拉沙爾被公司派往日本開展太平洋方面的業務。德軍逼近華沙，鬆亞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爾萬里尋夫，通過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乘船跨海到達日本。兩年以後，一家人遷居中國的哈爾濱。
到了哈爾濱，他們仍然沒能逃脫沙俄反猶主義的魔掌。那時，沙皇的白俄軍隊被新生的蘇維埃打敗，大批逃往哈爾濱，也把排猶的恐怖活動波及到哈爾濱。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猶太青年記者在哈爾濱街頭被白俄軍官追趕射殺；法國猶太族鋼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綁架，兇手將他的耳朵割下來送到他有錢的父親那裏勒索贖金。愛潑斯坦一家只得南下，離開哈爾濱來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時隔72年之後，愛潑斯坦出席了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討會，這位在中國生活了近80年並已加入中國國籍的猶太人對世界說：“在猶太人的經歷中，像中國這樣沒有土生土長的反猶主義以及猶太問題的國家，是不多見的。”
伊斯雷爾在天津長大
後來愛潑斯坦一家從意租界搬入舊德租界，住在武昌路的一棟公寓裏。父親拉沙爾開了一家小洋行，做進出口生意，但他不善經營，他的家就不能像那些有錢的外國人那樣買別墅、僱中國保姆帶孩子。伊斯雷爾７歲時，父母送他進入一所美國人辦的國小讀書。這所國小在馬場道，上學下學很方便。伊斯雷爾的中學時代是在英國人辦的文法中學（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學）度過的。國小、中學進行的都是英語教育，這一點他與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國孩子一樣。那時，天津的猶太社會有三千人左右，但只有一個孩子在中國的學校裏讀書。對於中國文化，父親拉沙爾持積極交流的態度，他認爲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猶太移民都學會了他新祖國的語言，併爲那裏的文化做出了貢獻，也創造了當地的猶太文化，而在中國的猶太人仍卻生活在“歐洲文化廢料”中。他曾經措詞激烈地說道：“中國人會因爲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嗎？不會。但在這裏長期生活的猶太人會的。他們沒有任何當地的生活背景，他們在可能永遠生活的土壤上沒有任何根基，他們的子女也會如此。”
伊斯雷爾從小就接受了父母關於民族平等的教育。父親拉沙爾對中國民衆充滿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學術上的朋友告訴愛潑斯坦，說當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密銷的文件中有一份報告，說拉沙爾·愛潑斯坦在當地猶太人中進行募捐活動以援助西北地區飢餓的中國人，這項活動受到了一些人的敵視。那時，許多在中國的西方人普遍認爲“猶太人等於布爾什維克”。父母經常告誡小伊斯雷爾：“我們猶太人是受歧視的，我們決不能再歧視任何人。”10歲時，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幾個外國小孩在毆打一箇中國孩子，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幫助那個受欺負的中國孩子。
1931年，伊斯雷爾15歲了，長成了一個富有正義感、同情心的翩翩美少年。他中學畢業後便進入京津泰晤士報社當了一名記者。
天津猶太人的昔日生活
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辦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討會上，愛潑斯坦這樣描述1920年至1937年的天津猶太人生活：
“天津猶太人基本的經濟來源是做皮毛及腸衣生意。猶太採購員爲猶太公司從鄉下中國批發商那裏買來產品，再由公司將產品出口到紐約、倫敦和萊比錫。還有一些猶太小零售商爲採購員尋找貨源，以此來賺取微薄的佣金。做這些國際貿易的猶太商人，資產雄厚的通過外資銀行往來貨款，小商人就直接通過猶太人開辦的小儲蓄信貸所。猶太人受僱於西方大企業，這些企業只當他們爲當地僱員，而不是本國僱員，做同樣的工作，他們拿到的錢只有西方僱員的四分之三，回家探親也沒有任何資助。
“天津的俄國猶太人最常去的聚會場所是猶太俱樂部（坐落於和平區曲阜道，原建築已拆除），在那裏能夠閱讀到圖書館訂閱的數十種當地和國外報紙。當發生重大國際事件時，猶太人聚在一起收聽一臺短波收音機，到公告欄瀏覽一天兩次更新的路透社新聞。俱樂部大廳用來慶祝節日，開音樂會，上演歌劇和公衆討論。猶太人在俱樂部吃喝、交談、玩牌和下象棋，還能夠上不同的短期培訓班。我就曾經在那裏聽過一位以前在莫斯科州立大學做講師的猶太人講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來天津的猶太人當中，只有很少的上了年紀的人讀過大學。他們大多是學醫的。因爲在沙皇俄國，歧視性的配額限制了猶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天津猶太青年除少數家庭有經濟能力能夠被送到英美求學外，一般上完中學以後都會找份工作，在天津從業。上了年紀的猶太人，甚至沒上過大學的，通常都比他們能講兩種語言的子女受教育要強。”
京津泰晤士報館坐落於現在的解放路，利順德飯店以北，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小樓，地下室作印刷廠，上邊是編輯部。這家英國人辦的報紙是當年天津三家英文報紙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兩地發行。報館人手很少，愛潑斯坦從打字、校對、採訪、編輯到寫社論、拼版，樣樣都要幹，小小年紀就鍛鍊成了一個全能報人。
1933年末或1934年初，報社將一本書交給愛潑斯坦，要他寫一篇評論發表出來書名叫《遠東戰線》，作者是埃德加·斯諾。讀着讀着，愛潑斯坦被該書的內容和寫作風格深深打動了。他打聽到斯諾住在北京，就在一個週末乘火車去拜訪。那時斯諾在燕京大學教新聞學，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裏。愛潑斯坦只有18歲，比斯諾夫婦整整小10歲，但他們很快就成爲好朋友。這種週末的拜訪成了愛潑斯坦天津生活中相當重要的內容，許多時候，他會在京津之間的火車上度過。1936年，斯諾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祕密採訪紅軍，10月以後的幾個月裏，西北之行是他們之間最熱烈的話題。斯諾給愛潑斯坦看了許多他拍回的照片，愛潑斯坦還閱讀了《西行漫記》的手稿，這些照片和手稿後來轟動了世界。與斯諾的交往，決定了愛潑斯坦後來生活的整個道路。
愛潑斯坦與斯諾一起投身於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幫助愛國者和革命者離開敵佔區到根據地去。斯諾有時到天津來找愛潑斯坦，讓他協助尋找安全的住處並將他們轉移出去。1937年5月，鄧穎超從根據地經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療肺結核。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鄧穎超以李太太的身份進城，住在地下黨員張小梅家裏。不久，斯諾親自護送她來到已經淪陷了的天津，找到愛潑斯坦協助返回西安。愛潑斯坦安排她住進有些猶太人常住的泰來飯店，然後買了到煙臺的船票，走海路從煙臺上岸，安全抵達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鄧穎超與愛潑斯坦笑談那次天津之行，時隔44年，鄧大姐對初見愛潑斯坦的情景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