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占山
馬占山(1885.11.30—1950.11.29)，字秀芳，河北豐潤人，陸軍上將，抗日名將。
馬占山祖籍河北豐潤。清朝嘉慶初年，祖父馬萬龍和祖母劉氏逃難來到東北．定居在懷德縣毛家城鎮毛家城子村西炭窯屯。後來，劉氏生下馬占山的父親馬純，一家三口過著無依尢靠的貧苦生活。
馬純長大後，家貧如洗，長年給本屯地主扛活。後來與本屯一家劉姓的女兒結婚。他們辛勤勞動多年，買了幾畝薄地，又向本屯地主租賃幾畝地，維持全家生活、馬純爲人老實厚道。目不識丁，婚後不久生了一男一女、男爲馬占山。出生於1885年11月30日。
馬占山自幼體質非常瘦弱，但由於他長年經受困苦生活的磨鍊，養成了剛毅倔強的性格，而且膽量過人。七八歲時，他爲本屯地主放牧，敢於習練騎馬賽跑，很快成爲一個精於騎術的出色牧童。
一天，一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婦領著一個十歲的女孩，來到馬家乞討。馬占山的母親劉氏問知他們姓杜，是從關內逃難過來的，見其十分可憐，便將杜氏一家留在炭窯屯定居。不久，杜老夫婦看馬家人好，便把女兒杜贊義送到馬家當了童養媳。
馬占山和杜家姑娘從小在一起，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但是，貧困的生活給他們全家接連不斷地帶來了災難。1897年間，他的母親生下一個雙胞胎。由於家中無糧，懂事的杜贊義，挎著籃子到處乞討和求借。一次，到一家借糧，那家不但不借，反而奚落說：“人有臉，樹有皮，王八還有個硬蓋子，也沒有像你們那樣今天借明天還借……”贊義只有噙著眼淚，空手回到家中。劉氏見這情景，痛心疾首，百感交集，一氣之下，得了重病。幾天後，她和雙胎兒女相繼死去。
劉氏死後，丟下了三十五歲的丈夫馬純和十二歲的兒子佔山，還有七歲的女兒和十五歲的童養媳。爲了謀生，馬占山到蒙漢交界地方蒙族有錢人家放牧，換回幾個銅錢，同時也使他得到了學習蒙族騎射技術的機會。幾年功夫，不管什麼樣的烈馬，他只要抓住馬鬃翻身上去，都能降服。
1903年，十九歲的馬占山爲了多賺點錢，回到本鎮姜崴子村，爲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馬走失，姜大牙硬說是他把馬偷賣了。馬占山矢口辯駁，姜就叫人把他綁送毛家城子鎮警察分局，非叫馬家賠馬不可。警察見是大地主姜大牙送來的“偷馬”人，不容分辯，立即綁住馬占山兩手的大拇指吊在棚頂上，拷打逼供。倔強的馬占山，不管警察怎樣毒打，總是說：“沒偷就是沒偷，打死我也沒偷!”警察見拷打無效，只好將他關了起來。
凶信傳到父親馬純和妻子杜氏耳裏，翁媳急得無法，只好將自種的麥青全部賣掉，賠了姜大牙的馬錢，纔算了事。馬占山回到家中，知情後，氣憤地埋怨父親膽小怕事。幾天後，丟失了的馬跑回來了，但愛錢如命的姜大牙，一口咬定馬沒有跑回來，不肯將馬錢退回。賠了馬錢捱了打的馬占山，這時更是恨透了姜大牙，他決心要報仇雪恨，於是瞞著父親和妻子，離家落草去了。
他被逼上黑虎山(即哈拉巴喇山)後，結識了早巳在這裏落草爲寇的“兄弟”數十人。由於他精明強幹，兼有一身善於騎射的好功夫，加上他爲人豪爽，講義氣，不久便被推爲頭目，過著佔山爲王的草莽生活。
幾個月後的一天晚上，馬占山帶著十幾個“弟兄”闖進姜大牙家。姜家的人見勢不妙，一齊跪倒在地上，向馬占山叩頭求饒，承認過去的罪過，說：“要什麼都可以，留命就行!”馬占山狠狠地痛打了姜大牙一頓，警告他說：“今天不殺死你，讓你們這些有錢有勢的東西，認識認識老子們的厲害!”
1904年，日俄戰爭在我國東北爆發。馬占山親眼看到家鄉民衆遭受到帝國主義蹂躪的苦難，非常憤慨，再也不願在綠林中混跡下去，決心尋找一條出路，爲民族立功建業。
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侵略軍撤出懷德一帶。清政府爲恢復對地方的統治，發佈了收編民團，招撫“綠林好漢”的通令。馬占山聽到這個消息後，決定“金盆洗手”，帶領手下數十名“弟兄”，下山接受清政府收編。地方官看中馬占山是個人物，便委任他爲游擊隊的哨官。從此，他開始了新的行伍生活。
1908年，馬占山的游擊隊，被進駐昌圖府的提督張勳收編爲清政府的直屬部隊。不久，馬占山在追擊陶克陶胡和白音大賚兩股叛匪中，顯露了頭角。特別是他的槍法和騎馬作戰的技能，十分出衆。在一次追擊戰鬥中，他一馬當先，緊追不捨，幾個叛匪齊向他射擊，只見他在飛奔的戰馬上身子一斜就鑽到了馬肚側面，大家都爲他捏了一把汗。可一忽兒，他迫近逃敵，腳挽馬蹬，將頭探在馬首下，叭叭的幾槍，幾個敵人應聲墜馬，部下無不爲之驚服。在這次剿匪中，他率領的馬隊衝鋒陷陣，一直追逐到八百餘里之外大興安嶺的索倫，取得了剿滅叛匪的最後勝利，立了戰功。
馬占山待人“俠肝義膽，見義勇爲”。他常對人說：“朋友有困難，等他來始幫助，那不是朋友。”人們也都說他“凡出一言，行必踐之，不知虛假。性雖剛直，心實慈善。”因而他交的朋友很多。幾年行伍生活的磨鍊，使他成爲一個頗具作戰經驗的小軍官。1911年，他得到清軍奉天后路巡防營統領吳俊升的賞識，吳任他爲四營中哨哨長。自此，隨著吳的青雲直上，馬占山也步步高昇。
1913年，吳俊升部改編爲中央騎兵第二旅，吳任旅長，馬占山擢升爲該旅第三團少校連長。1916年，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蒙古巴布扎布，糾集四五千人，由海拉爾一帶南下竄擾，企圖在東北建立所謂“滿蒙帝國”。同年7月，巴市扎布又打起“勤王師扶國軍”旗號，反對張作霖，張即命吳俊升率部鎮壓。馬占山受吳的指揮，在突泉激戰中，以少勝多，斃匪徒五百餘人。因剿匪有功，被提升爲營長。兩年後，他跟隨吳俊升督軍赴黑龍江省駐防，升任團長。1925年，他被任命爲第十七師第五旅旅長。不久，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馬旅調至河南新鄉駐防。直奉戰爭結束後，馬部回防東北。途中，他“目睹民衆當兵燹之餘，疫死枕籍，遂減馬糧之半，分贈民衆。”11月，爆發了郭鬆齡倒戈事件。馬占山率部至新民縣境的白旗堡附近，將郭軍擊敗，並乘勝向營口方向追擊。不久，活捉郭鬆齡和其夫人韓雲秀，受張作霖之命，馬部之營長王永清將郭夫婦就地槍決。由於對郭作戰有功，馬占山於次年被張作霖任命爲騎兵第十七師師長，旋又提爲騎兵第二軍軍長。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後，他被調任黑河警備司令。
馬占山隨著官運亨通，軍閥的惡習日益滋長起來。他抽大煙成了嗜好，“一日都不可缺少。”而且他和一般軍閥一樣，嫖女人，娶小老婆。除了原配杜夫人外，另娶有四房姨太太。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兵不血刃地侵佔了我國東北遼寧、吉林兩省，接著又於11月3日集中兵力向我黑龍江省大舉進犯。馬占山率部奮起抗擊，血戰江橋，重創日軍，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
馬占山對日寇侵略我國東北的行爲，早已積憤於胸。還在1928年6月4日，日寇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和他的老上司吳俊升，他就誓言要“公仇私恨，必報復之”。“九·一八”前，日軍在東北挑釁，他對蔣介石命令東北軍“不予抵抗，力避衝突”，極爲不滿。“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又密電張學良：“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爲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外交涉，聽候中央處理。”馬占山埋怨張學良不該執行這一不抵抗主義政策，使東北軍有的不戰而潰，有的不戰而降，國土淪陷，民衆遭殃。當日軍準備向黑龍江省大舉進犯時，他突然接到張學良任命他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兼軍事總指揮的委電，心情十分激動，決心與日寇血戰一場。他認爲日軍進犯，來者不善，一場死戰難以避免，但國難當頭，不能退縮，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10月19日，他果斷地率步兵李青山團來到省城齊齊哈爾。
20日下午，馬占山在省府新建成的大禮堂舉行就職典禮，與會官員及來賓約三百人。日本駐黑龍江省領事清水八百一世混進會堂，假惺惺地表示祝賀，以刺探馬占山的動靜。大會開始，馬占山正式宣佈就職視事，並在會上說：“目前最重要問題，即爲維持地方治安，望各位羣策羣力，共相贊助，各司其事，各盡其職。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擾亂治安者，決以全力剷除之，以盡我保衛之責。”會後，他分別向南京國民黨政府，各院部會，北平張副司令、錦州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各省、市，及黑龍江省各縣發出通電：“佔山遵電令於本月20日馳抵省垣，就職視事。當茲邊圍垂危，幹鈞一發，犧牲所惜，隕越堪虞，惟望遠錫箴視……”表示保衛國土的決心。
他就職後，即任命樸炳珊爲黑龍江省城警備司令，著其嚴行防範，加強治安工作，並募編步兵一個團，充實省防兵力，他報請張學良批准，將原興安屯墾軍步、炮約四團兵力，改編爲新編黑龍江省省防第一混成旅，委任苑崇谷爲旅長，調駐富拉爾基，加強對付景星方面來犯之敵。他命董文瑞代替自動辭職的汪伯城省府祕書長職務。並指示董，召開各行各業代表會議，恢復金融及地方治安事宜；通諭各商不得任意提高物價，囤積居奇，擾亂國計民生，否則嚴懲不貸；將各商組織起來，由商民組織自衛團，實行互保，武器由官廳發給，團兵由商號攤派，一切開支經費，亦由商家分擔。爲了振武揚威，激勵將士，瓦解叛軍，他發出懸賞張海鵬首級的佈告。他在佈告中指出：“張海鵬，老邁昏憒，貪利賣國，乘外患緊張之時，勾結外人爭政權，實爲國人所共棄。”“至此次張賊叛變，罪止張賊一身，其部下如不反抗國軍，決不橫加誅連。爾軍民人等，如能將張賊活擒來轅獻俘，或攜其首級來獻者，在職軍人立即加升二級，並獎大洋一萬元，百姓賞大洋二萬元。”
馬占山剛到省城，日本關東軍就對他進行恫嚇。26日，日本駐齊齊哈爾領事館武官林義秀等人，突然來到省府要見馬占山，並致書說：“考察現在之時局，如欲避免戰禍，維持地方治安，其唯一方法爲馬主席即行下野，同時將黑省政府交與張海鵬……此外決無良策。”馬占山將此書拋至一旁，拒絕答覆。27日，林義秀等人又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離江橋，並保證日方修理江橋人員的安全。馬占山立即回答說：“南滿鐵路對於洮昂路僅有借款關係，債權者不能代債務者修理工程，且洮昂路並非江省政府所屬，不能代爲承認由滿鐵興修，可由江省政府代爲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可也。”林義秀等人無言以對，悻悻而去。但日寇決不就此罷休，緊接著通牒馬占山：“嫩江橋不得爲戰術上使用；至11月3日止，南北兩軍務由橋樑撤退十公里以外地點，至修竣爲止；不承認上述要求或防礙修理者，認爲對日軍有敵意，即行使武力。”
面臨日寇軍事進攻的嚴重局面，他立即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應敵之策。會議中，大漢奸趙仲仁認爲，日寇來勢兇猛，不可抗禦，主張撤出陣地。並說：“鹹以庫空如洗，兵無利器，請馬氏顧全地方，歡迎張海鵬。”馬占山聽了趙仲仁的投降論調，按捺不住心頭的火氣，拍案大怒，聲色俱厲地說：“吾奉令爲一省主席，守土有責，不能爲降將軍。且吾出身綠林，位重未閣，亦何惜一死……”“不抵抗主義，無殊拱手讓人，若積極抵抗，子我全力，尚有幾希挽回之望。”現“已到間不容髮之時，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不戰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盡天職。”此時，衛隊團長徐寶珍立即站起，掏出手槍大聲疾呼：“在座諸公，有敢言降者諸死之……”會後，馬占山當即調東北屯墾軍少將統帶苑崇谷率領步兵三團、騎兵一團、炮兵一營，由景星繞道來省，開駐大興以西佈防，調騎兵到富拉爾基以西，對景星方面加強警戒，以待來犯之敵。
江橋位於三間房、泰來之間，是洮昂鐵路跨越嫩江的必經之道，南北交通要衝。日本帝國主義要進犯黑龍江省省城，首先必須佔領江橋陣地。11月4日，日軍以飛機七架掩護，派兵四千，在四列鐵甲車和數十門山炮配合下，向江橋、大興車站發起猛烈攻擊。馬占山立即命令守軍奮起還擊，聲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戰遂全面爆發。馬占山率先垂範，親臨前線指揮。在他的激勵下，全體官兵視死如歸，與敵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反覆衝殺，屢挫敵鋒。
日寇向江橋陣地的多次攻擊被打退後，於當日黃昏偵知江岸無人防守，遂駕百餘艘船偷渡而來。馬占山察知後，令徐寶珍的衛隊團潛伏於江岸蒿草裏，以伏擊戰法打擊靠岸之敵。徐部遵照他的指示，設下伏兵，待敵剛一靠岸下船，突然槍炮齊射，打得敵人暈頭轉向，人仰船翻，血染江水，狼狽潰逃。5日，日寇變更部署，驅使張海鵬的僞軍爲前隊，日軍在後督飭向馬部猛攻。馬占山命吳松林旅和徐寶珍衛隊團，堅決扼守橋頭和江岸陣地，頑強抗住敵僞攻擊，並命張殿九的步兵第一旅由昂昂溪南下增援。正當戰鬥打得最激烈的時刻，第一旅前鋒部隊適時趕到，守軍全體官兵頓時上氣大振，越戰越勇，與敵反覆衝殺，終於在午後2時，將敵擊退。據日方發表，這一天的苦鬥，日僞死傷官兵一千四百餘人。
日寇不甘心失敗，星夜從四洮路調來援軍。6日晨，日軍以濱本步兵聯隊、高波騎兵聯隊和張海鵬的僞軍三千餘人，配以重、野炮五十餘門、飛機八架和鐵甲車四列，向馬部展開更猛烈的攻擊，形勢異常危急。馬占山立即趕到前線陣地，在硝煙瀰漫的火線上，他不顧空中飛機轟炸和地面槍炮射擊，泰然自若地指揮作戰。激戰至十時，他見敵我反覆爭奪，僵持不下，即令騎兵爲先鋒，迂迴包圍江橋南側日軍。快速的騎兵部隊抄至敵側後，迅猛地橫衝直殺，與正面守軍合力殲擊，致日軍濱本步兵聯隊幾乎被全殲，高波騎兵聯隊亦傷亡殆盡。緊接著，他趕赴江橋北部鄴河套一帶指揮，命張殿九旅增援守軍實施反擊，又將張僞軍擊潰。這一天的血戰，在馬占山的靈活指揮下，日僞軍被打得狼狽不堪。日軍哀嘆是自到東北以來空前損失的一次。
此戰雖勝，但馬占山清醒地看到形勢的發展日趨嚴重。連日的激戰，敵機狂轟濫炸，重炮齊轟，工事全部毀壞，江橋陣地已無屏障可守，部隊又傷亡甚重，一時得不到補充；日軍雖敗，但已調來精銳之師長谷旅團和天野旅團，在敵我力量懸殊之下，如下采取斷然措施，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於是他當機立斷，將主力部隊乘夜撤至三間房、紅旗營子整頓，以利再戰。
江橋抗戰，馬占山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政策，進行武裝抗日，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反應。各地人民、各界人士、愛國學生寄發的電文和慰問信，有如雪片飛來。各界慰問團攜帶豬、羊等慰勞品和現洋，奔赴前線，慰問馬部全體官兵。北平抗日救國會的電文說：“此次暴日侵我黑省，舉國同憤，將軍保土衛民，孤軍血戰，忠勇義烈，欽佩莫名，尚祈整飾軍旅，繼續奮鬥，收復失地，還我河山……”上海《生活週刊》給馬占山的專電說：“奮勇抗戰，義薄雲霄，全國感泣，人心振奮。”上海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特製“馬占山牌”香菸，暢銷中外。當時我國著名的教育家、詩人陶行知寫了一首《敬贈馬占山主席》詩：
神武將軍天上來，浩然正氣系興衰；手拋日球歸常軌，十二金牌召不回。
世界各國的報刊，對江橋抗戰也大加評論。《京津泰晤士報》社論中說：馬占山是“在充滿災難的中國裏，中國高級官吏堪稱道僅有的一人……”來自四面八方的慰問電和聲援信，把馬占山譽爲“抗日英雄”，這更激起他的愛國熱情。
他率部退至三間房後，鑑於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又是孤軍奮戰，後繼無援，只好變攻爲守，重新調整部署，組成三道防線，阻止敵人的進攻，並電請國民政府，火速予以增援。他在電文中說：“佔山守土有責，一息尚存，決不使失寸尺之地，淪於異族。惟有本我初衷，誓與周旋，始終堅持，絕不屈讓”；最後，他懇請國民政府和“全國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
江橋一戰，日僞軍傷亡慘重，一時援軍未到，兵力不足，乃由軍事進攻爲主的方針，改爲政治攻勢爲主、軍事爲輔的方針，對馬部施加壓力。自馬占山退至三間房後，日軍每天以少數騎兵實施騷擾，配合飛機低空轟炸，使馬各部時刻處於應戰狀態，得不到休整時間。同時大肆宣傳，說馬占山所以打敗了日軍，是“與蘇俄密結”，“俄人加入作戰，，的結果，妄圖挑動抗日武裝內部的混亂。馬當即通電說：“所有佈置前方者，僅我數千久共患難之將士，爲國捐軀，亦正我軍人應盡之天職，並無求援外人之事……”義正辭嚴地予以駁斥。日軍還製造謠言說：“由於馬占山與張海鵬打仗，日本駐齊齊哈爾領事清水八百一遇害。”企圖藉此引起國際輿論的壓力。消息傳開後，張學良怕引起國際爭端，致電黑省當局詢問真相。馬覆電說：“江省日領事清水八百一，現仍安居江省恆，並無危害情況。”他人捏詞反宣傳……太無根據。”日寇的各種伎倆被馬占山揭破後，其關東軍司令長官本莊繁，步兵少佐林義秀，日特海西，接連三次發出通告書，要挾馬占山立即下野，將黑省政權移交張僞海鵬。對此，馬占山和謝珂於11月10日發出灰電，使全國人民和國民政府瞭解黑省軍民抗戰的真實情況，灰電發出後，立即得到國內愛國同胞的熱情贊助和聲援。張學良也致電嘉獎他：自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和軍事總指揮以來，“親臨陣地，威聲傳播，中外交推。”並任命他爲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所駐黑省軍隊一律歸其節制指揮。
日軍的政治攻勢被馬占山粉碎後，接著，又開始了強大的軍事攻勢。12日，日寇調關東軍勁旅多門師團所屬步兵第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七十聯隊，騎兵第二、第二十八聯隊，野炮兵第二十六聯隊等部隊，向馬部展開攻勢。日軍先以騎、炮兵連隊約五百餘人，向烏諾頭，張花園等處進行試探性的攻擊，被守軍吳松林旅擊退。緊接著，以天野、長谷兩旅團長分別爲左、右翼指揮，滿鐵守備司令森連爲中路指揮，督部衆七千餘人，在炮兵和八十架飛機支援下，採取大包圍態勢向三間房守軍進逼。馬占山採取守反結合的戰術，連續挫敗敵人的攻勢。14日的一場反擊戰，將敵擊退三十餘里。但日軍不斷增加兵力，戰鬥越來越激烈。戰至18日，馬部所剩不過二千餘人，新立屯、大興站、昂昂溪等陣地先後失守，而且彈盡糧絕，後方無援，腹背受敵，無法再戰，被迫率部退到省城齊齊哈爾。
他率部撤退前，接到叛逆張景惠的電話。張對馬說：“無論如何，兵士先退，君可不退，留在省城，與日軍從長計議。”他回答說：“佔山自信系一好男兒，絕不降日本；閣下如降日本，則人各有志，不必相強，斷然拒絕了張逆的誘降。
20日，馬占山率部到達克山。張景惠又派張南均、李含川至克山勸馬降日。馬忿然地對他們說：“張系東北老長官，一切措施如不受日軍支配，則吾甘願聽其驅使；否則，爲亡國奴之奴，吾決不幹，且以應付敵人之方法應付之!”講得張、李二人赧然而去。
19日，日軍自長春調來的增援部隊到達後，立刻向馬部進攻，妄圖一舉攻入齊齊哈爾。馬占山見省城無險可守；爲保存抗日力量，乃一面抵抗，一面率軍政兩署作有計劃的撤退，20日到達克山。22日，他將北上的部隊集中扼守塔哈爾河、寧年站、富海站、泰安鎮，鰲龍溝諸要點，採取以守爲主，相機出擊的戰術，阻滯敵軍進攻，掩護其在海倫重組抗戰政府，以利領導全省軍民進行抗敵鬥爭。
海倫抗戰政府成立後，馬占山積極向國內外宣傳堅決抗日的主張和抗戰決心；整頓軍事，編組新軍。他委任苑崇谷爲步兵總指揮，程志遠爲騎兵總指揮。將來自省內外自願參加抗戰的人員，充實作戰部隊，並新編了一個一千五百人的“學生團”。他給正在廣東召開的反蔣派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陷電說：“東北若失，國將不國，才懇積極設法消弭黨見，喚起民衆，一致對外，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爭地位，黨國庶有豸呼屍
江橋抗戰後，馬占山的兵力損失了三分之一，軍械糧餉、財經等方面極爲困難，在這種極端困苦的條件下，雖有廣大愛國同胞的支持和捐助，但得不到民國中央政府一槍一彈、一兵一卒的支援，退到海倫後，日寇多門二郎師團，繼續調其步兵第四、十六、二十九、七十九聯隊，騎兵第二、第二十八聯隊，野炮兵第二十六聯隊等主力，從齊齊哈爾出發，由呼海、齊克兩路向馬占山部實施夾攻。12月1日，日寇從北寧路調來的鈴木旅團已源源開到，並糾合張海鵬僞軍，齊向馬部襲來。至13日，儘管馬部連日奮戰，但已陷於日寇重重包圍之中。爲了擺脫困境，他向民國中央政府主席林森、外交部長陳友仁急電呼籲，希望中央早作決策，以挽救黑龍江省之存亡。他在電文中說：“江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魚，環境實屬危險”。“惟懇迅即決策。設法交涉，以解危亡。”但電報發出後，有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他遂集中兵力於塔哈爾、林家甸主要方向，對付不適應北滿滴水成冰的嚴寒氣候的鈴木旅團。在17、18兩日的激戰中，馬部勇猛反擊，斃傷日軍三千餘人，迫其後退。此時，日寇主力尚在遼西，多門二郎師團和鈴木旅團遭此一擊，一時不敢輕舉妄進，就地防守，以待援軍。馬占山認爲，戰局相持只是暫時現象，日寇援軍一到，結局不可設想。他見省城空虛，便調程、苑、吳各部，集中於齊克路，準備以攻其不備的突然行動，奪回齊齊哈爾，力爭主動。他把這一計劃報請北平的張學良，但遲遲未得到答覆，只好將調集的兵力暫駐於鱉龍溝、寧年兩地待命。
馬占山反攻齊齊哈爾的企圖，很快被敵人發覺。但此時，日本內部對解決馬占山的辦法發生分歧。侵略東北的關東軍主張，調集重兵對馬部“一氣呵成”，“予以殲滅之”；而陸軍部則主張“使其不戰而屈服乃是上策”，要以溥儀爲首的漢奸、親日派，在東北成立僞滿洲國，認爲對擁有實力的馬占山，如能使之就範，較張海鵬、張景惠之流更爲得力。於是，日寇在調兵遣將進行軍事進攻爲主的同時，仍千方百計對馬占山進行誘降。
這時，馬占山部全體官兵鬥志未減，他們仍希望民國中央政府趕快組織或調集各地義勇軍，收復失地。1932年2月4日，馬占山和全體將領聯名發出支電，分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弱點，認爲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擊敗的。馬占山在電文中指出：“傾日本全國陸軍不能與吉黑軍及義勇軍決最後之雌雄，天津則被擊於保安隊，一蹶不振，錦西則被義勇軍截擊，至再至之，傾日本全國之海軍，而不得逞於上海一隅，提襟見肘，伎倆已窮”；“日本主幼臣強，藩國以牘武爲兢政發財之捷徑，內閣太阿倒持不能統一政局，政象蕩激迭見，意見至爲分歧。北煽白俄以啓釁於蘇俄，雖爲一種阻俄助華之用意，遠擯國聯以動列強之隱怒，實無異效當年之德意志而自殺。忽而熱吉，忽而津沽，忽而瀘寧，忽而汕粵，其軍事步驟及程序，似已全盤俱亂，毫無主張”；“重洋渡戰，接應爲難，中國軍事家最喜背孤擊虛，最忌背虛擊孤。以此種理例證之，日本雖三次用納音屬金流年對外之作戰，而本年形勢終必大敗，無可諱言。”他認爲自救辦法，“宜仿今上海人士自救之新法，有錢者醵金助餉，無錢者出命赴敵，買頭買牘，典簪易彈；由各省純粹人民自治團體，召集義勇軍大省五萬人，小省二三萬人，大市一萬人，小市三五千人，咄嗟之間，一百萬義勇軍，不難即日集合完竣。”“以上三十萬人助江海各岸，以七十萬人開赴山海關外”，“首先驅逐東三省日軍，恢復失地；繼則索回臺灣，扶助韓國獨立，懸此目的，不達不止。”
此電發出後，得到海內外有識之士的讚許，但在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方針下，馬占山的抗日主張遭到了國民政府的擯斥。而日本帝國主義，更是加緊對馬占山施加軍事壓力和誘降攻勢。日寇從錦州調遣部隊北上後，使多門二郎師團、鈴木旅團得到了增援，立刻以重兵壓境之勢，向馬部縮小包圍圈，步步緊逼。馬部頓時處於聚而被殲的危險境地。
日僞對馬占山的誘降，在江橋抗戰時就已開始。溥儀曾以封馬爲北路總司令做誘餌，勸他歸順日本。乃至馬退到海倫，在受到日僞包圍威脅後，進行勸降活動的漢奸，特務更是接踵而來。日寇見多次對馬誘降均未得逞，便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爲首，率領隨從及《朝日新聞》、《明新聞》和英、法、德等國記者，在漢奸趙仲仁的導引下，不顧馬占山的反對，強行過江會談。當晚，馬占山首先分別接見了中、外記者團。他對記者說：“無論日人如何前來利誘威脅，我絕不能爲降將軍，或與日方妥協。”他還要求記者發表消息要一致，以免因日人來此而使外界發生誤會。直到午夜12時，才接見板垣等人。板垣向馬占山提出：“雙方以前衝突，已成過去，此後當各不相犯，以保持東亞和平；東北地方在目前環境支配下，中日兩方確應有徹底合作之必要。……希望貴主席能變更抗日舉動，對於關東軍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仍將黑省軍政權交由貴主席擔任。”馬回答說：“關於貴代表所提第一項，本主席極端贊成。……關於第二項，本主席亦極表同意，但必須尊重中國之主權，爲誠意的親善。東省爲中國領土，黑龍江此次所採取之行動，純屬自衛，本主席只知中國中央政府，不知其他。……”
會談後的第二天，日僞報刊大肆渲染，用大型合影照片，確證馬占山投降無疑。對此，他於9日發表通電，澄清事實真象。電文說：“佔山一介武夫，忝主省權，上維國家依畀之殷，下凜同胞責望之切，守土系屬天職，自衛斯爲神聖。敵軍入寇，不拒奚爲?……惟有謹率我黑省民衆從事自救，此身存在誓不屈服。夫人孰不死，與其奴顏婢膝以苟生，曷若救國爲民而早死，此中去從，已見決心……”
正在日僞頻繁地向馬占山誘降時，東鐵護路軍司令丁超和依蘭鎮守使李杜，率部加入了哈爾濱的抗日軍馮佔海部，在哈爾濱正式成立抗日自衛軍，並派人聯絡馬部共同對敵。對此，他欣然贊同，答應派兵過江增援，並補助槍彈五十萬發。1932年2月4日，日軍集中兵力，分兩路向哈爾濱推進，抗日自衛軍奮起抗擊。馬占山聞訊後，當即派苑崇谷旅前往助戰，但苑旅行至何家溝附近，不意遭日軍襲擊，傷亡甚重，前進受阻。5日，丁、李二部被迫退至賓縣，哈爾濱爲日寇佔領。
馬占山見丁、李二部失敗，苑旅傷亡甚重，部隊有被日軍包抄的危險，極爲震驚，決心找個“急救法子”，保存抗日力量。他曾說：“我看不行了，非想法子不可，不緩和一下，全軍有覆滅的可能。我於是決心假投降，同小鬼子較一較智能”，“以便整理部隊與他們再拼。”一天早晨，他突然過江到哈爾濱會見多門，談判息戰和處理黑龍江省的條件。
會見時，多門問馬占山，你以前爲什麼同日軍打仗，現在又因爲什；麼來找他?馬占山理直氣壯地回答：“因爲你們欺侮我們中國人，所以打你們，不管勝敗，必叫你們知道中國人不是好欺侮的。但是衆寡懸殊，打不過你們，只好同你和。”當多門問到嫩江一戰，日軍被打得很慘，現在一個人來，怕不怕日軍報仇時，馬占山毫不在意地說：“怕什麼!頂大不過一個死，可是我從打你們那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這時，多門問馬占山對黑龍江省的處理意見，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日本沒有領土野心；第二日本在黑龍江不得駐兵；第三黑龍江省的內政日本不得干涉。“你們若是能照這三條辦，我便同你們講和；若是真不能照這個辦，我至死也不答應。你們放我回去，我固然打你們；你們不放我回去，我的部下也是絕對打你們。”多門立即答應履行條件，並向關東軍司令部彙報與馬占山會見的情況。日寇認爲馬占山有被拉攏過來的可能，於是進一步對他施加逼降的壓力。
這時，漢奸張景惠在哈爾濱叫喊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以自救；臧式毅在瀋陽高唱“聯省自治”。2月6日，馬占山即接受張景惠的勸說，響應臧式毅的“聯省自治”號召。16日到瀋陽參加了“四巨頭”(馬占山、張景惠、臧式毅、熙洽)會議。他這個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土匪出身、沒上過學、矮個子、有特色的泥鰍相、北滿的統治者……”，一跨進會廳，立即被中外記者包圍得水泄不通，搶著爲他拍照。
他見這次會議並沒有討論“聯省自治，”而是通過所謂“新國家”建設大綱，知自己中了圈套，便聲稱頭痛，抱病不起，沒有參加起草所謂“獨立宣言”和簽字。18日，他返回海倫。24日，就任僞省長。3月8日，日本的土肥約他去長春接溥儀。9日，他參加僞國成立典禮，被委任爲僞軍政部長兼黑龍江省省長。
在他就任僞省長的第二天，日方發出公函，要馬對黑省一切事務不得擅自作主，必須取得顧問同意始能實行。僞滿洲國成立後，各省之總務、警務兩廳長都要由日本人充任。馬占山對這些要求既不敢拒絕，又不願接受，遲遲不予照辦。自此日本顧問對他大爲不滿，迭次提出要挾。他感到在日人的嚴厲控制下，實在難以自存。同時，日方還要編遣他的軍隊；又傳聞日方將追查他在江橋抗戰時所領軍費和所得捐款的下落。這些更使他疑懼交織，惶惑不安，遂起出走之心。
適在此時，張學良派韓立如潛回齊齊哈爾，勸說馬占山反正，並將國聯調查團將來東北調查的消息告訴了他。馬占山聽到這一消息，極爲振奮，認爲時機已到，遂決定率領抗日部隊出走。爲了麻痹敵人，他毫不露聲色，一連三天，在日本滿鐵公所(日人淫樂場所)“召妓侑酒，竹戰連圈(打麻將)，鬧至深霄，竟不回署”，並揚言“英雄用武無地，特以醇酒婦人終志”，“使日人對彼果不之疑。”
爲製造出走的機會，他還以視察部隊爲名，派少將參議韓述彭赴拜泉、海倫一帶巡視，暗示韓捏報部隊不穩，有譁變徵兆的消息。
3月31日，馬占山見日人已對他放鬆警惕，便將黑省鹽款一千四百萬元，呼海鐵路借款金票七百萬元，收稅款三百萬元一併提出，調集軍用汽車十二輛，將重要物資和軍馬三百匹悄悄運走。4月1日晨，他率領第三旅官兵二百餘人，攜帶兩署並防印信、重要文件、軍餉、辦公費及重要物資，“乘夜色迷茫，晨星未墜，逕趨北門，拔關而出”。爲了麻痹日寇，他事先派人到拜泉、海倫、黑河等地，按日發電給省城特務機關長林義秀。其中一電報稱：“佔山茲以拜泉及視察防軍有譁變之消息，爲撫慰防務起見，必須親往一行，遲二三日由哈爾濱繞道回省，臨行匆促，未及親辭，殊甚歉仄，兩日之內，即可旋省，所有軍民兩政，暫由參謀長張文鑄、祕書長董繼武分別代行。至省垣秩序，著騎兵第一旅長程志遠負責維持。”就這樣，他智脫日寇，遠走高飛，於7日抵達黑河，通電反正。
馬占山出脫日本的控制後，重新舉起抗日大旗，馳騁於東北邊陲的抗日疆場上。
他離開齊齊哈爾省城後，當即發電給活躍於哈爾濱附近的李杜、丁超、宮長海、李海青諸抗日將領，約於三日內派員或本人齊集於拜泉會晤，研究抗日大計。4月2日，他低達克山後，召開了營團以上軍官會議。在會上，他作了激動心絃的講話。他說：“餘因不甘心爲亡國奴，特設計出脫日人之圈套，而與我甘苦共嘗之諸兄弟，重聚於此間。餘前此對日停戰言和，實系順應環境之一種權變手段”。“吾值此生死關頭，亟宜痛下決心，團結一致，奮鬥到底，貫徹初衷。益以強權世界，公理正道，昧而不伸，唯有鐵血，始堪自衛，徒恃衷嘆，焉有人生。況分屬軍人，志在以身報國，苟有一線之機不減。自應鼓舞勇氣，而爲國家盡其最後之犧牲。……至餘個人之譭譽得失，實無暇顧及，且亦不必顧及。餘一生之道德觀，有兩言可以概括之，即生命付諸造化，名譽但間良心。昔日江橋鏖戰之馬占山固如此，今日退駐黑河之馬占山仍如此，推而至於肝腦塗地後之馬占山，亦莫如此……”
3日，馬占山抵拜泉時，李杜、丁超等各部代表均已會齊。他即召開會議，商討如何對日聯合作戰問題。他認爲，東北各地的抗日浪潮，彼伏此起，日益走向高潮；但主要問題是分散作戰，易被敵各個擊破。只有聯合行動，方能制服日寇，保以自存。到會代表一致同意他的意見，決定分南、中、北三路軍，統一指揮，主動進攻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之敵，與日寇進行決戰。
7日，他到達黑河，重新組織黑龍江省政府和軍署機關，並以東北邊防副司令兼省主席名義，通令各縣：所有行政系統，一律聽從黑省政府之領導，“違者以叛國淪罪。”接著，他將綏蘭路的部隊調回嫩江，加強與黑河：廳面的聯繫；將原竇聯芳所率的五個保甲大隊，改編爲三個步兵旅，每旅配發機槍四十挺，大炮五門；電召潛居呼倫的苑崇谷和在齊齊哈爾的暫編第二旅速至黑河待命。
5月初，他返回海倫，聯合黑吉兩省抗日義勇軍進攻哈爾濱。此時，活躍於黑省東部的民團、抗日義勇軍，計有七萬餘人。他們聯合省內各縣抗日力量，成立了黑龍江救國軍，並一致推馬占山爲總司令。15日，他親自統率三軍，併兼前敵總司令，吳松林爲副總司令，石蘭斌爲前敵總指揮，向哈爾濱方向挺進。23日，由於馬部出敵不意，在呼蘭地區將日寇打得大敗，一氣將敵驅至松花江邊。不料，作爲內應的馬占山舊部程志遠，在關鍵時刻爲日寇收買，叛國投敵，率部反戈回擊，切斷了呼海路上的各支抗日部隊，援救了退哈之日軍。
潰退的日寇得到程部叛軍的掩護後，即調天野旅團、平賀旅團、廣賴師團和僞軍張海鵬、程志遠部，在飛機轟炸配合下，向位於呼海線的馬占山部發動了強大的攻勢。由於敵強我弱，呼蘭、綏化、蘭西等地相繼失守，馬部被迫退到通化，望奎一帶。31日，馬在海倫召開會議，決定在強敵進攻面前，採取能守即守，不能守就走，在運動中出其不意、擊其不備的機動戰術，與敵轉戰。但當馬部攻入安達縣境後，日僞軍突然向海倫方向推進，6月3日，海倫失守。此後，馬率部向省城齊齊哈爾方向推進，轉戰齊克路。7月“日，日寇第十四師團和第八師團，向馬部發起總攻，經過三晝夜激戰，馬部傷亡很大，突圍後轉入深山——興安嶺，但日寇尾隨緊迫，不久，馬部又被重重包圍。一場激戰，部隊被打散，而且傷亡慘重，馬占山身邊僅剩下官兵五人。後來，他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只剩十一粒子彈，加其餘五人，子彈也不足百粒，他們搜山，我們藏於樹內。眼見有八個日本兵託著槍，凶神似的，一步一步搜來。……我們看他們行近，一槍一個，將八個全打死，又拾起他們的槍，用他們的子彈，打出重圍。”負責攜帶關防印信的少將參議韓述彭，在突圍中不幸壯烈犧牲。韓參議人矮小，五十來歲，鼻下留著鬍鬚，很像馬占山，又帶著馬占山的名章和關防印信，日人誤認爲是馬占山。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得知馬占山已被擊斃的消息，高興若狂，立即向東京陸軍省和天皇報功請賞。
馬占山突圍後，收集餘部不到百人，潛入大青山，以草根樹皮充飢，歷盡千辛萬苦，在密林中輾轉了五十多天，才脫離險境，到達龍門縣。9月9日，馬在龍門縣聯絡各路義軍，於10月16日兵分三路攻打齊齊哈爾，但終因敵強我弱，兵力分散而節節敗退。緊接著，他又將各路義軍集結於拜泉、明水、青岡、巴彥、訥河等地，似於12月初分六路進擊黑省敵寇。但由於事先暴露了計劃，日寇先發制人，集中重兵，分七路向拜泉進逼。馬部與蘇炳文部被敵分割，互相不能應援，12月3日，蘇炳文、張殿九部戰敗退入蘇聯。不久，馬部孤立難支，也被迫退入蘇境。
先後進入蘇境的馬占山、蘇炳文等部抗日官兵，共達三萬餘人。後經兩國政府商定，分八批借道新疆，轉回內地繼續抗日。但當他們回到新疆後，即被國民黨政府改編爲新疆地方部隊。馬占山、蘇炳文等高級將領，在遊歷了蘇聯、波蘭、德國、意大利、印度、新加坡後，於1933年6月6日，經香港回到上海。
在上海期間，馬占山見熱河失守，長城抗戰失敗，華北危急，決心“請纓”再戰。當探知蔣介石在廬山，他便親自上廬山找蔣。在蔣接見時，他劈頭就說：“我這次找蔣委員長是來要碗飯吃的……”弄得蔣介石十分尷尬，便委任他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的空銜，每月薪俸大洋五百元。請纓不就，卻獲得蔣介石的“恩賜”俸祿，馬占山哭笑不得。不久，便離開南方，回到他的家屬住地天津。
他的女兒馬玉文、女婿陶英麟也居住在天津。當時，河北省的省長爲東北軍將領于學忠。於將他家安住在英租界，並派人保護。所以，儘管日本特務機關在暗中盯梢，幾次對他下毒手都未得逞。1935年初的一天晚上，日密探偵知馬占山在公館打牌，遂由四男一女組成暗殺小組，約定以女密探手勢爲信號，將手榴彈從窗口擲進去。這天晚上幸好于學忠也在這裏打牌，於忽然得到天津警察局寧局長的報告，說是日本特務機關的五人暗殺小組，將要在今天晚上炸燬馬公館。於問知暗殺小組的行動計劃後，立即派人將五個特務抓住，對其中告密的馬跛子賞大洋五百元，其餘四個當即槍斃。
日特機關密謀暗殺不成，就變換手法，勾結石友三，在一家舞廳上綁架了馬占山的長子馬奎。石通知馬，要交出一百萬元才能贖回，逼馬離開天津。他聽到此事，十分惱火，拍案大罵：別說一百元，就是五萬元也不給。並登報聲明：“馬奎平時吃喝嫖賭無所下爲，已脫離父子關係，對馬奎的一切概不負責……”
沒過幾天，有一個姓馬的老“乞丐”，說是到天津找他的兒子馬占山。走到馬公館門前，也不打招呼就闖進內宅，硬說馬占山是他的兒子。馬占山耐心向他解釋，老“乞丐”便大吵大鬧起來，馬占山只好叫人將他轟出門外。但這老“乞丐”在日特機關支使下，每天都到馬家門口大罵不停，併到法院控告馬占山不孝忤逆，要法院傳訊，法醫驗血，以證明父子關係。日特機關還登報大肆宣揚，企圖弄得滿城風雨，將馬占山搞臭，驅出天津。
他在天津期間，與東北愛國人士杜重遠、閻寶航、慄又文等交往甚密。在共產黨員孫達生等的影響下，他承諾聯絡張學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對孫說：在武漢見到張學良時，就批評了張旅歐回國後，不該宣傳法西斯能救中國，擁護蔣介石爲領袖，參加“剿共”內戰。他還說：“東北軍參加打共產黨是無期徒刑，是賣命換飯吃。共產黨打不完，東北軍先消滅光了。必須設法保存這點老本，爭取早日打回東北去。”
1936年12月，馬占山到達西安、贊助張學良、楊虎城逼蔣抗日愛國行動，參與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他在張、楊提出的“八項主張”上聯署，並被張委任爲騎兵總指揮。張學良送蔣回南京被扣留後，馬占山於29日回到天津。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馬占山從天津趕到南京，向蔣介石請命抗戰。是年8月21日，他被蔣任命爲東北挺進軍司令，兼管東北四省招撫事宜。他受命後，非常興奮地對隨從張鳳岐等人說：“你們今天也要殺敵，明天也要殺敵，這回敵人殺到我們頭上來了，趕快收拾，隨同我到前線上殺敵吧 ！”24日，他到達大同，即著手以劉桂五的中央騎兵第六師和李大超的國民兵團爲骨幹，編組挺進軍，成立挺進軍司令部。在大同時，他重視開展政治攻心戰，瓦解僞軍，先後招撫和收編了大量僞蒙軍，壯大了挺進軍的力量。他將張海濤部改編爲特務營，呂存義部改編爲第一騎兵旅，井得泉部改編爲新騎兵第三師，白海峯部改編爲騎兵第一團，韓宇春和揚毓青部合編爲騎兵第三旅，慕興亞部爲新編騎兵第五師。自此，他率領這支挺進軍，參加了綏遠保衛戰，長期轉戰於陰山山脈和黃河之濱，堅持抗戰到勝利。
綏遠地區轄有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彥淖爾盟東部和歸綏、包頭等地。日軍侵佔天津後，派其板垣師團和酒井機械化部隊，糾合蒙奸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和李守信、王英等僞蒙軍侵入察哈爾、綏遠地區。8月29日，張家口失守。9月13日，日軍進攻大同，剛剛組建挺進軍的馬占山猝不及防，退到豐鎮。日僞軍長驅直進，綏遠局勢十分危急。此時山西告急，傅作義留綏部隊調守太原，馬占山部苦戰綏東，孤軍無援。該月29日，日軍從大同進犯綏遠，馬率部奮起抗擊，他以劉桂五的騎兵第六師據守旗下營阻敵，自率呂存義的騎兵第一旅、白海峯的騎兵第一團和李大超部，共同防守綏遠城東的大黑河一線。自10月6日起，酒井機械化旅團，僞蒙第一、第二軍、在飛機、大炮和百餘輛裝甲車的支援下，連日向馬占山防地大黑河一線發動猛烈的進攻。馬指揮部隊固守陣地，頑強抗擊，大量殺傷敵人。戰鬥打到13日，挺進軍被敵人三面包圍，他率部苦戰到傍晚6時，險被敵擒，遂指揮部隊分批撤離陣地，放棄綏遠，退至包頭。16日，包頭陷落，他率部退守五原。
陰山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爲東西走向，西起狼山、烏拉山，中爲大青山、灰滕梁山，南爲涼城山、樺山，山間埡口自古爲南北交通孔道。日本帝國主義要侵入大西北，必須橫跨陰山。在這一帶，馬占山率挺進軍與日僞軍進行了一場拼死血戰。3月初，日軍以罔本部爲首，配以僞蒙軍三個師、大炮十餘門，戰車二十餘輛，分三路包圍駐在準噶爾大營盤一帶的馬占山部。馬率部突破敵人的包圍圈，採取由內線作戰改爲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沿黃河一帶轉戰陰山山脈，不斷襲擊日僞軍。16日夜，他親率所部，以奇襲方式進佔河口鎮。17日晚克復托克縣城，乘勝擊退三路來犯之敵。4月1日，他率騎五師、暫編騎一、二兩旅及特務營，由高隆渡口過黃河，向敵軍後方歸化、武川及百靈廟挺進。10日，夜襲平綏線察素齊車站，俘虜衆多僞蒙官兵。馬占山親自對俘虜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他說：“蒙漢一家，同是中國人，勿受日本人的欺騙，要切記‘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一句話；如果甘心附敵，爲國人所棄，亦國法所不容。”對這些俘虜的處理，採取“留去自便”原則，留者歡迎參加挺進軍，去者發給盤費，釋放回家。這種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後來，不少蒙族人員都前來參加挺進軍。
馬占山的挺進軍日益壯大和發展，引起日寇極大震驚。日方判斷馬占山可能率十萬之衆進行反攻。決定調集酒井師團、岡田部隊和僞蒙軍，採取包圍、迂迴、追擊等戰法，圍剿馬占山部。
15日，馬率部逼近張北敵人老剿，日寇慌忙調晉南、晉北四個師團兵力，從陰山山脈中段迎來。兩軍相遇，連續激戰七晝夜後，馬率部退往固陽一帶。不久，馬部被追擊之敵四面包圍。正在臥病中的馬占山聞訊後，立即翻身躍起，不顧警衛人員的攔阻，親率部隊奮勇衝殺。此時，敵機投彈如雨，他的警衛排長和身邊的警衛人員全部犧牲，隨從指揮官孟克敏也被炸彈震昏，馬仍然指揮部隊頑強拼殺。戰至下午5時，終於突出敵人的重圍，可是，在突圍中，與他生死與共的劉桂五師長不幸犧牲，馬占山萬分悲痛，含著哀淚率部向大青山轉移。
到大青山不久，馬部又遭到敵人的重重包圍。他指揮部隊與敵血戰八晝夜，在榆樹背一戰中將敵擊退，才得以突圍。五月初，他率領全軍經五原渡過黃河，抵達陝西府谷縣哈拉寨鎮。這時，蔣介石將他的部隊劃歸西北行營胡宗南統轄。
是月中旬，他帶領參謀長戴齊仁、祕書鶴齡，交際科長杜海山、副官張風岐等人，到重慶去請示蔣介石關於部隊的補充和今後作戰部署等事宜。8月下旬，由重慶返回時，他想到挺進軍的作戰和輜重運輸曾多次得到延安方面的援助，因而決心途經延安晉見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當他行至距延安五十里的稻草鋪附近，忽見路旁有許多山雞，頓時引起他的興趣。他操起獵槍，瞄準飛舞的山雞，“呼”的一聲，只見山雞應聲而落。正當大家高興時，忽又聽到一聲巨響，獵槍筒猝然爆炸，他右手的拇指、中指和食指全被炸斷。此後，他昏昏沉沈地被陝甘寧邊區政府中央交際處處長金城乘來的救護車，送進了延安醫院。
他出院後，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專門召開了歡迎晚會。毛澤東主席代表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致歡迎詞，熱烈歡迎抗日名將馬占山將軍來延安訪問，並對馬占山將軍的抗日行動，給以高度的評價。此後，他在延安住了一段時間，通過訪友和參觀，對延安的一切又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直到9月下旬，他才抱著十分感激的心情，向延安惜別。
馬占山回到哈拉寨後，著手重新整編部隊，健全組織，堅持抗日鬥爭。時隔不久，馬占山被蔣介石委任爲第十二戰區副司令，率部防守黃河右岸，在左起胡四太行；右至馬棚區地區佈防。1940年5月3日，國民政府再度任馬占山爲黑龍江省主席。此後，他就以此身份進行抗日復土活動。
馬占山率部在哈拉寨住了七年之久。在這期間，雖然困守黃河，但他對當地的建設，特別是文化、慈善、教育等方面，是比較重視的。他在那裏建築了書院、育嬰堂等，特別是他爲紀念抗日犧牲的烈士修建了“忠烈祠”，頗受當地百姓的稱讚。當年傅作義將軍爲它題詞：“浩氣長存”；鄧寶珊將軍題詞爲：“碧血有痕留戰壘，青年無語拜碑亭。”當地百姓爲感謝馬占山所做的有益於人民的事，特意爲他立了一座“德政碑”。
他對部隊訓練抓得很緊，對部隊軍紀管束極嚴。對於嚴重違犯軍紀和損害老百姓利益者，都要在廟前敲鐘召集羣衆，當衆宣佈罪行，然後用牛車將犯人送到刑場槍決。所以當地羣衆流傳這樣一首民謠：“哈拉寨的牛車坐不得，大廟的鐘聲聽不得!”
1945年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爲搶佔東北抗日勝利果實，設東北行營和保安司令部，馬占山被任爲委員。9月初，他受蔣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義部進犯綏東和察西等解放區。不料，他的部隊渡過黃河，第一次與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打仗，就在幹綏路柴溝堡一帶被打得大敗。不久，他就請假去北京治病。1946年10月，他被調任東北副司令長官，但他仍在北平養病，未去就職。後來，在蔣介石几次動員，熊式輝、杜聿明多次電催下，他才於1947年4月17日到達瀋陽。20日，在市府廣場召開的歡迎大會上，他接受各界贈給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大錦旗一面。
在職期間，他深感自己這個掛名副司令，連動一兵一卒的實權都沒有，而且自己助紂爲虐的行徑，使得過去的影響，很快煙消雲散。到衛立煌上臺後，東北形勢更是急轉直下。他認爲大勢已去，蔣介石必敗，於是以治病爲名，於1948年lo月下旬，乘機飛往北平。
天津解放後，蔣介石用飛機接馬占山去南京，馬拒絕南逃。傅作義部隊裏的三位師長，慕新亞、欒樂山、劉化南，都是馬占山的舊部，關係極爲密切。馬占山拒絕南逃。也是想爲他們留一條後路，同時認爲有了三個師的兵力，可以隨時應變。一天，慕新亞到地安門找他請示應變措施時，他對慕說：“南下咱們不去。”“告訴欒樂山、劉化南，堅決不能走!”不久，馬的好友蔡運升陪同華北法學院俄語系教授王之相來找他，王與馬一見面，就對馬談到對時局的看法，和平解放北平的重大意義等問題。最後王對馬說：“馬將軍可以藉助友誼關係，勸告傅作義將軍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將感念不忘廠馬占山聽後很受啓發，高興地對王教授說：“你來得很好，說得對，咱們以後再談。”
馬占山和傅作義是“拜把兄弟”，關係密切，他與王之相會面後，便去見傅作義。傅見馬占山抱病前來，就對他說：“您是旁觀者清，今天抱病前來，我很感動，咱們好好談談廣馬占山當即講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認爲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勸傅作義早下和平交出北平的決心。此後，他又接受北平中共地下黨的要求，邀請鄧寶珊來平，一起勸傅作義和平起義。當傅作義接受和平談判，考慮談判代表人選時，馬占山又向傅作義建議，派鄧寶珊去比較適宜，傅採納了他的建議，從而促進了和談的順利進行。1949年1月上旬，傅、馬、鄧經過多次商議，決定響應和平號召，宣佈起義。
新中國成立後，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6月初，他接到毛主席託人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出席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一屆二次會議。他接電話後，心情非常激動，但因癌症纏身，沒有能參加會議。對此，他遺憾終身。11月，他見自己的病轉重，叫女婿陶英麟代筆，給長子馬奎、次子復興，孫兒慶六、慶祥等親人，留下了感人的遺囑：“……我親眼看見我中國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之領導下，全國人民獲得解放，新民主主義已順利實現，人人安居樂業。我生平中之新型國家，已建設起來。我雖與世長離，但可安慰於九泉之下。我囑爾等務須遵照我的遺囑，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下，誠心誠意去爲新中國的建設努力奮鬥到底，實事求是做事爲人，不可稍懈”。
是月29日，他的病情惡化，搶救無效，逝世於北京寓所。
出身於綠林，發跡於奉軍。“九·一八事變”後，他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政策。奮起抗日，血戰江橋，打響了武裝抗日的第一槍，成爲蜚聲中外的抗日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