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
宋希濂(1907.4.4-1993.2.13)，湖南湘鄉人，國民黨陸軍中將，愛國將領，軍事家。
宋希濂於1907年四月四日出生在一個富裕中農家庭，其“先世多爲文人”。曾祖父宋蟾桂曾隨左宗棠鎮守西北邊關，在甘肅省任過縣知事、知府等職。祖父宋公卿和父親宋憲文均飽讀經書，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鄉耕讀自娛。母親姓彭，閨名玉貞，秉性慈祥，篤信佛教。宋希濂共有六姊妹，其排行第六。
宋希濂幼年時，就由父、叔教讀古文詩詞，八歲那年，就讀鄉村私塾，隨後又在國小讀了五年。1921年，考入長沙長郡中學。因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他的作文成績很好，與同學曾三意氣相投，合作創辦了《雷聲》牆報，文中充滿了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禍國殃民的憤懣，洋溢著愛國熱情，深受國文教師熊亨翰(熊於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賞識。次年，湖南軍閥趙恆惕殺害了工人運動領袖黃愛、龐人銓，他和同窗好友在《雷聲》上發表文章，猛烈抨擊當局。幸得一些師生的同情和支持，沒有受到當局的迫害。
1923年冬，宋希濂經熊亨翰的介紹考入廣州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設在廣州的陸軍講武學校。翌年1月，他說服親人，自籌路費，輾轉漢口、上海、香港，到達了廣州。3月下旬，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在第一中隊第三區隊。6月上旬，加入國民黨。12月，他畢業被分派在黃埔軍校剛成立的教導第二團四連任副排長。半個月後，升任該連一排排長。
1925年春，在討伐叛軍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中，宋希濂參加了攻克淡水城和棉湖戰役。戰後，升任第四連副連長。5月下旬，接任連長。不久，帶領四連參與鎮壓滇系軍閥楊希閔、桂系軍閥劉震寰部的叛變。攻克了滇桂軍設在廣州郊外的軸心陣地瘦狗嶺。隨後，經陳賡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9月下旬，廣州國民政府舉行了第二次東征，宋希濂參加了攻克惠州、潮州、汕頭、海豐、河婆、阿田、橫岡諸戰鬥。不久，升任副營長，隨部駐防潮州。“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便與中國共產黨脫離了關係。他說：“在當今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革命政黨，目標是一致的。由於軍隊方面要求軍官不要跨黨，爲避免發生不必要的麻煩，我打算不再跨黨；”“我可以保證，決不會做有損於國共合作的事!”隨即被調任廣州新編第二十一師六十三團第一營營長。
1926年7月，宋希濂帶領一營隨部北伐。從廣東韶關出發，翻越大庾嶺，進入江西，經贛州、吉安、鷹潭、上饒，長驅直入浙江。孫傳芳部的孟昭月軍據杭州外圍之桐廬頑抗，宋希濂率領第一營爭山頭、搶渡口，多次與孟部進行肉搏，攻克了桐廬，自己也身負重傷，被送進杭州醫院治療。以後轉到蘇州教會醫院養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宋希濂在醫院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說：“學生爲黨爲國憂慮，切望校長百忙中賜教。”並勸蔣對那些“有爲青年”，“不宜任意殺戮”。不久，便被蔣召回南京，提升爲中校。年冬，又被蔣送往日本陸軍步兵學校深造。
1928年，日軍制造了濟南“五·三慘案”。宋希濂得知消息後，與在該校學習的四十多名黃埔同學一起，組織東京的一千多名中國留學生，在中華青年會館召開大會，抗議日軍的侵略行徑。他擔任大會主席團的主席，首先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講演，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正當準備出發遊行時，宋希濂等被警察拘留，關押半個月之久。後經中國政府駐東京領事館交涉才被釋放。事後，他與一些同學上書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要求罷學回國，參加對日作戰。但沒有得到批准，只好修完學業。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宋希濂被召回國，任國民政府警衛軍教導一師中校參謀。隨後調任營長、副團長，在大戰中，因戰功卓著，提升爲該師第二團團長，後調任該軍第二師第六團團長。年冬，又升任該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
1931年，警衛軍第一師改編爲第八十七師。宋希濂任這個師的第二六一旅旅長，率部駐南京的小營、馬標一帶，以“拱衛京畿”。
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宋希濂“深感形勢嚴重，非奮起抗戰無以圖存”。1月31日下午，也請見了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代表第二六一旅全體官兵請纓，開赴淞滬前線抗倭，表示說：“國家面臨亡國之禍，”“軍人報國在今朝。”當要求被拒絕時，就與何吵了起來。這天晚上11時，他又鼓譟所部營長以上幹部三十多人，乘車闖至何的住宅，再次請願，與何一直爭執到凌晨1點多鐘，使何不得不答覆說：“如有必要，再派你們這個旅開往上海蔘戰。”
2月初，宋希濂奉第五軍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張治中之命，率部入滬參戰。9日，到達十九路軍軍部所在地——上海附近的南翔。他和本軍的第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副師長李延年、旅長楊步飛、錢敦體向全國發出通電，說：“值此國家存亡關頭，爰本中央團結禦侮之旨，請命殺敵。現已全部開抵上海，聽命於蔣(蔣光鼐，時任十九路軍總指揮)總指揮。誓與我十九路軍親愛將士，喋血沙場，共同生死，……寧爲戰死之鬼，羞作亡國之民。”
18日，末希濂將部隊佈防於胡家宅至吳淞西端曹家橋一線。21日下午，日軍數百人在炮火掩護下，企圖強渡蘊藻浜。他立即組織火力阻擊，激戰兩小時，將敵擊退。第二天下午，敵人集中優勢兵力向廟行鎮方面猛攻，情況十分緊急。張治中徵詢宋希濂的意見，抽調第二六一旅的一個團前往增援。他回答說：“如果情勢需要，自當遵命照派。”但“一個團開往廟行，至快要四五個鐘頭才能趕到，緩不濟急”，建議“以本旅主力立即渡過蘊藻浜，向敵軍側背攻擊，藉以減少正面的壓力”。得到張治中的同意後，他即率部過河，令第五二一團向右首先奪取齊家宅，繼而向北孫宅、西港方向攻擊；第五二二團向左先攻佔陸家橋，再向南孫宅、顧家橋宅一帶攻擊。這樣，使日軍受到第五軍及第六十一師的三面夾擊，不得不調出約兩個大隊的兵力和一部分炮兵防守側後，放棄了中間突破的計劃。
24日，宋希濂奉張治中的命令，將部隊撤回北岸守備原陣地，只留一小部在南岸監視敵軍的活動。3月1日，日軍在江灣、廟行一線發起全面攻擊。從日本國內海運來的增援部隊，同時在瀏河附近登陸繞攻，威脅著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左側背。宋希濂認爲，“部隊必須迅速到達瀏河”，“搶佔茜涇營，拒止或遲滯敵軍前進”。否則，敵軍“先我佔領瀏河，對整個戰局將會發生嚴重的不利影響”。可是，當他奉命率先頭營經劉家行、羅店到達瀏河時，日軍巳先登陸，佔領了瀏河屏障茜涇營，他便令部隊與敵軍展開激戰。這時，蔣光鼐已命令各部於晚間轉移陣地。宋希濂即按照張治中命令撤出戰鬥，向太倉集結，警戒西竹橋、橫瀝橋、太倉城、西胡川塘一線。5月5日，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第二六一旅調至南京整訓。不久，宋希濂升任第八十七師副師長。
1933年8月，蔣介石爲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將第八十七、八十八師的四個補充團編成第三十六師。宋希濂任該師師長，率部於9月中旬抵達江西撫州，併兼任該城警備司令。
12月，宋希濂奉命帶領該師，經金石谷、資溪，進入福建，參與鎮壓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次年1月，協同劉和鼎部攻打延平。這裏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江的會臺點，位於閡江上游，東、南、北三面環水，西北是九峯山，城內駐有第十九路軍的一個師，易守難攻。在預定攻擊的頭一天，末希濂帶著各旅、團、營長，對九峯山的地形及守軍陣地的構成、工事的強度，進行了詳細的偵察。第二天，他“聲東擊西”，以第二一一團向第八、第九峯攻擊。並集中全師炮兵支援，接連攻下幾個守軍陣地；令第二一五團，利用夜暗隱蔽接近第四、第五峯間的地帶。當守軍判斷失誤，抽調右翼陣地的部隊增援第八、九峯時，他立即命令第二一五團發起衝鋒，一舉攻佔了第四、第五峯，致使守軍防線全部動搖，很快奪取了九峯山。守軍失去屏障，無法繼續抵抗，只好出城投降。戰後，蔣介石親寫一封嘉獎信，空投給宋希濂。信中寫道：“三十六師已攻佔九峯山，使餘喜出望外。……原先九峯山地形險峻，工事堅強，故只要三十六師助攻，以牽制敵軍兵力。因此，餘沒有叫炮兵支援你們的攻擊，而你們英勇奮發，竟一舉攻克九峯山要點。此種精神，實堪嘉獎。”當晚，蔣又通電全國軍隊，表揚第三十六師這支新編成的部隊，“於討伐叛亂戰役中首建奇功”。
攻克延平後，宋希濂率師向古田推進，追擊撤出福州的第十九路軍餘部，經福清、蒲田，直至惠安，迫使該軍全部接受改編。
鎮壓“福建事變”不久，宋希濂將部隊集結於福建新泉附近，參加“圍剿”中央蘇區紅軍。9月中旬，奉顧祝同之命，進攻白依洋嶺的紅軍主要陣地。27日，他首先指揮炮兵向紅軍的前沿警戒陣地猛烈射擊達二十多分鐘之久，接著，以“主力從左面突破，正面作爲有力的進攻牽制”，在飛機的支援下，連續發起攻擊，於當日晚奪佔了白依洋嶺。正當他洋洋自得時，突然遭到隱蔽在山林中紅軍戰士的射擊，身負重傷，轉到後方療養。
1935年5月，宋希濂仍回第三十六師任原職，率部駐福建長汀。就在他住院治療期間，瞿秋白遭福建省保安團逮捕。三十六師根據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的命令，將瞿秋白轉押到師部。宋希濂在青年時期，曾瀆過瞿秋白寫的文章。他對瞿說，造成蘇區人煙稀少，田園荒蕪是共產黨人搞階級鬥爭的結果，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勸瞿放棄共產主義信念，遭到瞿秋白的嚴厲駁斥。6月，他奉蔣介石“著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具報”的命令，殺害了瞿秋白，叫人買了一口棺材裝殮，埋葬在長汀中山公園旁側。晚年，他回顧此事時說：“我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革命家和文學家……竟死於我之手，將我碎屍萬段，亦不足以蔽吾之事!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1935年夏，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調到蘇州一帶修築工事，準備應付日軍入侵。 “西安事變”後，他“感到惶惶不安”，考慮“蔣介石是否會喪失生命?今後政治局勢的演變如何?”12月13日晚，奉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之命，率領第三十六師，沿隴海路，開往陝西潼關，準備“討伐”張學良、楊虎城。後來，“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其部便進駐西安，他即兼任西安警備司令。
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的當晚，宋希濂奉“火速赴上海蔘戰”之令，即揮師南下，進入江灣天寶路及大場一線，與日軍展開了逐街逐屋的激烈爭奪，周旋了兩個多月。在這期間，其部先後補充了四次兵員，官兵傷亡達一萬二幹多人。8月20日，他指揮第二一六團，擔負主攻任務，一舉衝過了唐山路、東熙華路、百老匯路，直逼日軍重要據點匯山碼頭。敵人不支逃竄至外白渡橋，向橋南英軍投降，“死傷不下四百餘人”。
10月下旬，宋希濂升任第七十八軍軍長，仍兼第三十六師師長，奉命將部隊撤至蘇州河南岸據守，曾多次擊敗日軍的強渡。11月6日，日軍集中炮火，掩護工兵架橋，強渡成功。陣地被突破後，宋部於9日傍晚向崑山方面撤退。因與上級指揮機關失去聯絡，又撤至蘇州。17日晚，與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取得了聯繫，將第三十六師開往南京。
11月22日，宋希濂率領第三十六師殘部三幹餘人參加南京保衛戰，歸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指揮。補充兩個團的兵員和一批槍支彈藥後，擔任紅山、幕府山、下關、挹江門一線的防禦任務。12月9日，南京外圍陣地基本丟失。16日晨，唐生智命各部分路突圍。宋希濂指揮部隊掩護長官公署及直屬部隊渡江，並負責控制其餘部隊按指定方向行動。但各部隊都爭先涌至下關，覓船過江，無法控制局面，便率部於當晚12時渡江撤退。
南京失守後，宋希濂調任榮譽第一師師長，駐湖南瀏陽。1938年5月，調任駐防河南的第七十一軍軍長。當時，侵華日軍統帥部調動四路大軍會攻徐州，並以土肥原的十四師團從菏澤北面的雙口附近強渡黃河，截斷隴海鐵路，阻止國民黨軍隊東進增援。蔣介石以薛嶽爲前敵總指揮，集中了六個多軍的兵力，圍殲土肥原師團。宋希濂奉命率第七十一軍的八十七師及軍直屬部隊和第二十七軍爲西路軍，自西至東，向儀封、內黃、馬王砦攻擊。5月21日，令其一個團向儀封寨東北一帶突擊，一個團向儀封南面迂迴，威脅日軍的側背。日軍害怕被包圍，乃棄寨向西南竄逃。22日，他督部與第六十四軍分兩路向西攻擊前進。但因東路軍的桂永清和邱清泉連吃敗仗，丟失戰略要地蘭封城，使土肥原師團擺脫了被包圍的局面。不久，蔣介石增調兵力，重新策動圍殲土肥原部。宋希濂負責指揮攻擊蘭封城，第八十七師攻城東北面，第八十八師攻城西南面，經過兩天激戰，收復蘭封城。這時，由魯西南下的另一部日軍，突破了黃傑第八軍的阻援，又被迫放棄對土肥原師團的圍殲。宋希濂部也隨主力部隊撤至河南郟縣一帶，進行整補。
在保衛武漢的會戰中，宋希濂率領四個師，在史河地區阻擊從六安西進的日軍第十二師團荻州立兵部及十六師團一部。他令第三十六師、第八十八師分別抗守富金山要地的左右兩翼，第六十一師佔領固始陣地，竭力阻止敵軍西進。從9月2日開始，與日軍在富金山激戰了十天。日軍十二師團傷亡過半，五次補充兵員也未能侵佔山腰一線的主陣地。這時，日軍又從側背迂迴包圍，夜襲宋部指揮部。他即以第八十八師進行伏擊，殲敵五百人以上。日方報紙報道說：“此役由於受到敵主力部隊宋希濂軍的頑強抵抗，傷亡甚大，戰況毫無進展，”“我軍遇到強手，束手無策……”
隨後，日軍又以另一部攻陷固始，進擊商城，威脅富金山陣地之側背。9月11日，宋希濂奉命放棄原陣地，將部隊轉移至沙窩、小界嶺一帶防守。他和第三十軍軍長田鎮南的指揮所同設在一個村莊，共同協商，密切配合，兩面夾擊，致使日軍月餘未能突破防線。在這兩次戰役中，第七十一軍受到國民黨軍委會的嘉獎，宋希濂獲得華胄榮譽獎章與獎狀。
10月中旬，日軍撇開宋部陣地，從潢川、羅山進擊，攻佔了河南信陽。隨即越過桐柏山脈，佔領應山。防守武漢東北地區的部隊面臨陷入包圍圈的危險。宋希濂奉命率部從小界嶺一線撤退，經花園、雲夢、京山向鍾祥以西地區轉移。其部轉至花園附近時，已處在日軍大包圍圈中。他分析判斷：“如再向西前進，可能鑽入敵軍口袋，有被殲滅的危險。在此觀望坐延，敵軍將包圍圈縮小，亦有被殲的危險。”於是，將部隊分散隱藏在三裏城、宣化店、七裏坪一帶及花園的東北地區；命令所有無線電臺，停止與外部聯繫，同時，派部隊監視黃安、花園、應山方面的敵軍動態，伺機突圍；當他了解到敵人白天出來活動，晚上龜縮城內的行動規律後，便在一天晚上，突然率領所部兩萬多人，安全跳出了包圍圈，然後，渡過淮河，經息縣、駐馬店，轉至南陽地區集結整訓。這一舉動，獲得了蔣介石、何應欽的電令嘉獎。
1939年冬，宋希濂兼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翌年春，因病請假解除第七十一軍軍長兼職。9月，又兼中央訓練團副教育長。
1941年11月，宋希濂升任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次年《月底，其所轄的中國遠征軍第六十六軍，在緬甸被日軍戰敗退到雲南後，一些高級軍官利用兵額空缺，大肆貪污。他知情後，即向軍事委員會報告，經批准後，撤銷了該軍和所轄的新編第二十九師的番號，並將軍長張軫、師長劉伯能、馬維驥革職查辦。該軍殘部五千多人，重新組編爲新編第二十八師，歸入第七十一軍的建制。第三十六師則改爲獨立師，由本部直接指揮。
5月4日，宋希濂率部沿滇緬公路西進，阻擊佔領緬甸臘戍繼續東進的日軍第五十六師團。8日上午，他指揮第三十六師殲滅渡過怒江的日軍四百餘人。從此，雙方在怒江兩岸對峙，爲中國遠征軍主力準備反攻爭取了時間。
1943年4月，中國遠征軍開始反攻。宋希濂率領第十一集團軍防守怒江東岸。他主動抽調三個加強團，渡過怒江，攻擊日軍。5月11日，新編第三十九師的加強團在惠通橋上游附近渡河成功，第二天攻佔了紅色樹東北各高地。第七十六師、第八十九師的加強團，於12日分由三江口、攀枝花渡河，會攻乎戛，使日軍退往芒市。這樣，有力地配合了第二十集團軍的反攻。
次年5月25日，宋希濂第十一集團軍爲左集團軍，渡過怒江向龍陵、芒市攻擊。他分南北兩路首先進攻龍陵。以第七十一軍及配屬的第五軍山炮營爲北路，先令一個師攻擊臘勐、松山吸引日軍注意力。爾後，主力向龍陵攻擊；以第二軍(含新編三十三師、第九師一個團)爲南路，令其一部固守孟定地區，佯攻滾弄；一部進攻乎戛，主力即向芒市方向進擊，切斷芒市、遮放日軍的聯繫。以第六軍的一部繼續攻擊紅色樹，進襲騰衝，協助第二十集團軍作戰；一部負責拋石渡一線的江防。6月4日，新編第二十八師進攻松山遇到守敵頑強抵抗，他即調第八軍榮譽第一師增援。6月5日至13日，北路的主力切斷了龍(陵)芒(市)公路和騰(衝)龍(陵)公路，佔領了龍陵外圍要點。6月14日，日軍從騰衝、芒市抽調三幹餘人，分頭馳援龍陵。第七十一軍的兩翼即受到日軍的猛烈反擊，被迫退出龍陵外圍據點，轉移黃草壩西南地區防禦，與日軍激戰九天，陣地犬牙交錯，宋希濂又將配屬的何紹周的第八軍榮譽第一師投入戰鬥。7月13日，重新佔領了龍陵外圍要點。
8月14日，宋希濂指揮部隊第二次圍攻龍陵市，佔領了近郊要點。日軍又先後從遮放、芒市調集三千餘人增援，雙方進入相持階段。這時，第二軍奪取了平戛。9月7日，第八軍又全殲松山的日軍第五十六師團一二三聯隊。
松山克復後，宋希濂見炮兵部隊陸續開到前線助戰，補給源源而來，以爲“一舉殲敵之際”已到。恰在這時，他被軍委會派去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
宋希濂受訓完畢就前往新疆，擔任中央軍校第九分校主任。抗戰勝利後，獲國民政府的最高勳章——青天白日勳章和美國政府的棕葉自由勳章。1946年3月，又兼任剛成立的西北行轅參謀長，10月，被委任爲新疆省警備總司令，在軍事上爲蔣介石坐鎮新疆。
1947年6月5日，宋希濂率部擊退了進攻新疆北塔山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從繳獲的一份作戰命令中發現：敵軍稱“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被華軍侵佔。驅逐華軍，鞏固邊防，是我們的神聖任務”。他即派專人將文件送到南京國防部。
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宋希濂在南京參加了國民黨“最後一次”全面的軍事會議。會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召見他說：“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現調你爲華中剿總的副總司令兼一個兵團司令，位置於鄂西北地區，主要是防止共軍進入四川及阻止共軍在宜沙一帶渡江竄入湘西。”不久，他就任華中“剿總”副總司令(總司令爲6．崇禧)兼第十四兵團司令官。9月上旬，在湖北沙市組設第十四兵團司令部，負責指揮第二軍(三個師)、第十五軍(三個師)、第二十軍(三個師)、第二十八軍(三個師)、第六十五軍、第七十九軍(三個師)和第十四、十六、十七縱隊及湖南保安第一旅。他認爲：“必須於一定時期內肅清在漢江以西地區活動的共軍力量，使鄂西北成爲一個安定區，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豐富資源和人力，培養實力。這樣，東進可支援武漢，北進可窺復中原。”於是，以第二十軍主力和第二十八軍的一部扼守襄陽。宜城、倒口、利河口、塘港、石牌鎮、沙洋之線，防止桐柏山區和江漢軍區的解放軍進入鄂西。令第二十八軍的八十師，從當陽、遠安，逐步向北推進；第五十四師的蔡時彥團從荊門，逐步向西北推進，第七十九軍的先頭部隊從南漳，逐步向南推進，企圖一舉殲滅駐紮在東鞏的人民解放軍江漢軍區地方武裝黃德魁的主力。並令各縣的保安團隊，負責“肅清”境內的游擊隊。
正在這時，淮海戰役開始了。宋希濂被調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他卻以“對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爲由，拒絕任命。11月，他奉蔣介石之命，率第十四兵團馳援徐州，以解雙堆集黃維兵團之圍。但是，白崇禧爲逼蔣介石下臺，力阻第十四兵團東進，並拉宋希濂合作。他嚴辭力拒：“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難，廳死不辭。”經過反覆周旋，白崇禧除讓先頭到達漢口的第二十、第二十八軍東凋外，其餘部隊全卡住不放。對此，蔣介石也無可條何，只好對已到南京的宋希濂說：“你還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區好好經營一番，藉以屏障四川。”
末希濂回到鄂西后，先後組建了第一一八軍和第一二三軍(兩軍共四個師)。1949年初，他被任命爲湘鄂邊區綏靖公署王任。他以第十五軍、第七十九軍、第一二二軍編成第十四兵團，自請解除該兵團司令官之兼職，推薦黃埔一期老同學、與其長期合作的部下鍾彬繼任；以第二軍、第一二四軍編成第二十兵團(陳克非爲司令官)；以第一一八軍爲公署直轄部隊。同時，還先後收編了田載龍的新編第一師、周燮卿的新編第二師、陳子賢的新編第三師、羅文才的新編第四師、汪援華的新編第五師、陳策勳的新編獨立第一旅、土匪張玉琳的新編第一軍等湘西地方武裝，總計兵力達十四萬人。
宋希濂認爲荊門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派所部戰鬥力較強的七十九軍(三個師)駐守。這年2月3日，解放軍江漢軍區發起了荊門戰役，很快佔領了文峯塔陣地。他急令第二軍第九師連夜出發，馳援荊門守軍。但到第二天上午，荊門失守，其第七十九軍(除第一九九師外)包括軍長方靖在內的五千多入，都成了解放軍的俘虜。
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宋希濂受白崇禧之命，統一指揮湖南嶽陽城陵磯至湖北宜昌南津關一線的江防部隊。5月初旬，在宜昌召集各軍軍長和兵團司令官研究作戰方針。他認爲“宜昌爲長江上游的咽喉，如果宜昌過早被解放軍攻佔，將使部隊補給發生嚴重困難”。於是，確定“鞏固江防，確保宜昌、沙市”，“以主力防守長江南岸，竭力阻止解放軍渡江；並以有力部隊守備北岸的宜昌、沙市兩大據點”。
7月初，集結於江漢地區的人民解放軍自襄陽南下，發起宜沙戰役。這時，宋希濂正在常德主持湘西地方上豪武裝受編會議。聞報後，他立即乘兵艦溯長江而上。途經古老背時，遇到解放軍的阻擊，兵艦被擊了許多窟窿，他嚇得躲在一塊鋼板後面。13日，解放軍截斷了江陵與沙市之間的聯繫，殲滅第十五軍兩個團。宋希濂見勢不利，急令第十四兵團的第一二二軍向大庸、第十五軍殘部向石門和慈利以西地區、第七十九軍及第二九八師向漁師關和五峯一帶撤退，並督令各部在宜昌東北地區頑強抵抗。解放軍即增兵向其左翼迂迴包圍。他看到解放軍“暫時緩和正面的攻擊，先從兩翼猛撲，堵住我軍退路，然後一舉殲滅”的進攻態勢後，便決定退出宜昌，命第二軍主力逐步向巴東、野三關(均爲鄂西地名)之線轉移，以一部位於三鬥坪及曹家畈(宜昌附近地名)以西一帶山地，扼險防守，阻滯解放軍的行動；以第一二四軍之第六十師，沿長江北岸逐步向西后撤，與駐守秭歸的第二二三師靠攏。
8月初，宋希濂被調任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其部隊改歸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指揮。這寸，陳明仁將軍舉電約宋共同通電起義。他認爲，“如投向共軍，恐絕無容身之餘地”，便以“事關甚大，正在慎重研究中”爲詞，拒絕起義。後宋，其部下又勸他祕密派人和解放軍接洽。他卻聽信白崇禧的謠言：“程潛、陳明仁起義後，部隊被繳械，陳明仁已被扣。”對部屬說，起義“這條路走不通”，目前“最要緊的，就是避免陷於被包圍的狀態”，“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國際局勢發生變化，則前途是大有可爲的”。8月11日，他和胡宗南在漢中會談，策定了將國民黨西南所有部隊的主力“退守滇緬邊境”的計劃。擬第一步先控制西康和川西，作爲逐步向滇緬邊區轉移的基地；第二步俟解放軍開始向西南進軍時，立即以主力轉移至滇西的保山、騰衝、龍陵、芒市一帶，“憑瀾滄江、怒江及高黎貢山之險，阻止解放軍的進攻”，然後再視情退列滇緬泰邊境和緬甸。
這個計劃被蔣介石否定後，宋希濂又擬定了“將主力部隊撤至烏江以西，縮短防線，節約兵力，從四川方面得到補給”的計劃，準備在川鄂黔邊區打游擊。但考慮“過早地放棄湘西、鄂西大片地方”，會遭到國防部的反對，便將陳克非的第二十兵團所轄的第二軍和第一二四軍佈防在鄂西的巴東至野三關之線；以鍾彬的十四兵團所轄的第十五、第七十九(殘部)、第一二二軍守備在湘西的大庸至湖北的五峯之線；以第一一八軍爲總預備隊，其中第二九八師和第五十四師分別調至川東的黔江、恩施附近訓練。他還責令保靖、永綏等地方政府，負責破壞川湘公路，以阻上解放軍的運輸補給。
10月15日，解放軍進軍大庸。宋希濂命第一二二軍向湘西永順撤退，但此時，該軍已被解放軍截斷退路，包圍在大庸縣城，很快被殲滅，軍長張紹勳、師長謝淑周、黃鼎勳均被活捉。
解放軍攻佔大庸和永順後，宋的部隊全部退集在恩施地區。他認爲“招頭寨的解放軍如果直取黔江，則所有的部隊均將被圍在咸豐地區”。因此，他命令第二軍主力及第五十四師先向招頭寨的解放軍攻擊，“阻止其西出黔江”。正在這時，他忽然接到黔江守車關於秀山(四川境內)已被解放軍攻取的報告，即命令第二軍停止對招頭寨的進攻，退至烏江以西佈防；命令第十四兵團的四十軍分別開到鬱山鎮(彭水北面約四、五十公里)、江口、彭水以西地區，集結待命。但在撤退中，他的第七十九軍、第一二四軍破解放軍殲滅在宣恩、咸豐地區；第一一八軍的五十四師在黔江爾破殲滅。這時，宋所指揮的六個軍中僅剩下第二軍及第十五軍的大部分和第一一八軍的第二九八師一部分。17日，蔣介石派蔣經國持其親筆信來到川東江口見宋希濂，勉勵他“與諸將士同心協力，艱苦奮鬥，鞏固川東戰線”。末當即問蔣經國，面對“貴州已被共軍佔領，可能一路進取昆明，一路出畢節，進攻瀘州，而川東情勢又是緊迫”，“總裁究竟打算怎麼辦”?他看蔣經國不能具體回答這些問題時，感到非常失望。
宋希濂率部渡過烏江後，與解放軍先頭部隊的一個團，在黃草壩附近展開遭遇戰。撤至重慶的國民黨國防部，竟將這次戰鬥勝利宣稱爲“川東大捷”，蔣介石也誇耀這是“黃埔教導團的精神”。就在這寸，解放軍很快兵分幾路渡過烏江，向宋部的第九師施行反包圍。沿川湘公路西進的解放軍也以迅猛的攻勢，將宋部署在鬱山鎮、保家樓的第十五軍擊潰，向其司令部所在地江口鎮挺進。宋害怕解放軍截斷川湘公路，使己部陷於被包圍殲滅的境地，便立即率殘部沿烏江向武隆、涪陵方向逃跑。不久，其左翼的第十四兵團在白濤鎮地區被解放軍殲滅，兵團司令鍾彬被俘；右翼部隊亦在白馬山地區被解敗軍截斷後，從小道向南逃竄，脫離了其指揮系統，身邊僅剩勤雜部隊約一萬餘人。他對部下說：“事情很明顯，西南快保不住了，整個大陸都站不住腳了，蔣介石毫無辦法，我們也不可能到臺灣去，今後他管不了我們了，那又何必再去受氣呢!”將殘部分三路向滇緬邊境逃竄。
11月26日上午，宋希濂親自帶領一個縱隊(由司令部部隊及軍政幹部學校的學生組成，共約四千人)，準備經綦江等地到高店場與其他兩路匯合。可是，這時宜賓的郭汝瑰部已向解放軍投誠。他感到處境非常危險，便集中一百多名將校級軍官訓話，說：“我們在軍事上是被共軍徹底打垮了，我們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就目前的處境而論，坦率地對大家講，是十分艱苦，甚至十分危險。但是我們不願做共軍的俘虜……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是忠黨愛國的軍人，有一分鐘的生命，便應盡一分鐘的責任。現在，我們計劃越過大雪山，走到遙遠的地方去，找個根據地，等待時機。……”於是，率部沿岷江向西北方向逃竄。12月19日，宋希濂剛渡過大渡河，就被解放軍團團包圍。他抽出手槍準備自殺，被警衛排長袁定侯一把抓住。正在這時，解放軍也衝了過來。
宋希濂被俘後，化名周伯瑞，企圖趁混亂之際逃跑，結果被人認出，送到了峨眉縣俘虜營中，以後又轉至樂山縣。一名解放軍下部準備給末希濂拍照，他扭頭相抗，並和這位解放軍幹部吵了一場。事情發生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召見了宋希濂，說：“聽說，這些天你想法不少，很有點情緒，這並不奇怪。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那麼相信我們對俘虜的政策。下邊的入講的活，大概你更聽不進去，所以我今天特意把你找來。當然，彼此久聞大名，見見面也是應該的。”接著，楊司令又說：“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在長沙我們就研究、分析過你的情況，認爲並非沒有爭取你投誠、起義的可能。但是後來戰爭發展太迅速，彼此除賽跑之外，別的工作都顧不上了。眼下事情已經這樣，你就要從實際出發，對過去的事，你也不必太計較啦。現在你先安f心來，考慮一下怎樣度過自己的後半生。”後來，宋希濂隨著俘虜隊伍從樂山到達重慶磁器口白公館，他經常與同時送到這裏的好友、原國民黨第十四兵團司令官鍾彬和原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一起下棋，常爲一步棋、一個子的得失而計較、爭執。王陵基常爲倆人的認真勁兒捧腹大笑，戲謔末說：“你連兵團司令都旨讓給鍾彬，爲什麼一盤棋不肯相讓呢?”他說：“這完全是兩回事嘛，你別往一塊兒扯。”
1950年春，解放軍雲南軍區司令員兼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特地到重慶看望末希濂等三人。陳、宋是黃埔一期的同學，也是好友。兩人一見面，陳司令仍象過去那樣爽朗地笑著同末握手：“你奸啊!我們又有好久沒見面了，看見你身體這樣好，我很高興！”宋希濂激動地說：“慚愧得很，沒想到您還會來看我。”當他們談到最後一次在西安見面的情景寸，陳賡說：“那次我是奉周恩來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宋任西安警備司令)。記得當時我說，你是國軍師長，我是紅軍師長，十年內戰，干戈相見。現在又走到一塊來了!這該給日本鬼子記上一功！”中午，陳賡和西南公安局的負責同志一起，同宋等人邊吃邊談，直到下午4點才分手。臨別時，陳賡對宋說：“不要有什麼思想負擔，利用這個機會多看看書也很好。”
1954年，宋希濂又轉移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他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翌年2月15日，到北京南郊公社參加勞動。1961年，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文史專員。同年，他與易吟先結婚。
1980年，宋希濂當選爲全國政協常委。同年赴美探親，與子女團聚。他任團長時，經友人介紹，結識了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及金陵女子學院的教師冷蘭琴，1933年春，兩人結爲伉儷。婚後生有子女五個，長子宋撫元、次子宋錦蓉(又名雲龍)，女兒宛蓉、晉元、蘇元。1949年6月，冷因腦溢血去世，時年三十六歲。這次，宋希濂在美國與久別的兒女相會，深感“夫人情莫重於親”。推己及人，甚念臺灣同胞。他說：“思親之切，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方能理解。”這年7月，宋希濂給臺灣方面的幾位老朋友黃少谷、袁守謙、黃傑(三人時爲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寫信，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於金門、廈門之間，隔日開航郵船一次；(二)信件以互通音聞爲主，不得涉及政治宣傳等問題；(三)雙方警務機構有檢查信件之權。並建議依此辦法實行半年，如一切順利，可進一步商討親人互相探訪問題。他希望黃少谷等三人將此建議提交國民黨中常委討論。
宋希濂在旅美期間，作爲首席顧問，參加了部分旅美愛國華人發起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成立大會。會上，他作了即席講演。他在淡到臺灣與祖國的分裂局面時說：“這個悲劇，……是人爲的!凡是人爲的事情，都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已經經過了許多不幸與坎坷，-我們不能再把這慘痛的經驗延續下去。由於我們身受的教訓，不管是站在國家民族立場，或站在人民大衆親人團聚的人道主義立場上，我們都應該呼籲並贊同祖國和平統一。”
1983年，宋希濂再次當選爲全國政協常委。次年2月1日，他同在美國居住的蔡文治、李默庵及在美國探親的侯鏡如成立了黃埔同學及其家屬聯誼會，並發表《宣言》。《宣言》中說：“回家第一，民族第一，統一至上，建設至上，切盼我全體軍校同學及其家屬奮發參加促進中國統一運動。”
這個“宣言”發表兩個月後，國民黨《中央日報》載文指責“宋希濂等甘爲中共鷹犬”。爲此，臺灣政論界人士李敖遍查國民黨文件中有關“宋希濂的記錄”，發現“滿篇都是‘黃埔之光’甘爲‘中國’(國民黨)鷹犬”的記載後，專門撰寫了一篇題爲《鷹犬將軍》的文章，發表在《北美日報》上，評價了宋希濂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經歷。該報還特加按語說：“宋希濂將軍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國，遠離國共兩黨，但因屢展出面呼籲祖國統一大業而爲人(指臺灣當局)爭議。這裏被爭議的焦點是宋將軍應該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還是應該效忠於政黨?甚至效忠於領袖個人?顯然宋將軍選擇的是前者。”宋希濂看到此文後說：這幾句活“是對我這位行將八十高齡的人一生的總結”，並將他在祖國大陸出版的《宋希濂自述》一書，定名爲《鷹犬將軍·宋希濂的自述》。
6月，宋希濂夫婦回到北京，參加黃埔軍校建佼六十週年紀念活動，被推選爲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隨後義旅居美國。他的兒女爲他們申請了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便在紐約定居。
因患嚴重腎衰竭，宋希濂於1993年2月13日在紐約逝世，享年86歲。其骨灰安葬在長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區”，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爲其墓碑題寫了"抗日名將宋希濂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