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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工作者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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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思想交鋒緣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次,全國政協原副祕書長、時任中宣部理論局長盧之超來杭州,見到雷雲時,談及理論局正與教育部主編一本高校教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一事。聽說此書剛出版就有人“拍磚”,進行攻擊和否定。雷雲敏銳地感覺到,加強高校“兩課”建設,編出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的新教材,很有必要,此書出得及時,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商榷,但不能全盤否定。他表示,要寫文章支持,通過學術上的思想交鋒,把事實講清、把道理辯透,捍衛你們這種做法。盧之超回北京後果然在《光明日報》看到雷雲寫的一篇文章,旗幟鮮明地對否定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錯誤觀點進行駁斥。20多年後,盧之超對記者說:“從這件事看,雷雲是一個非常好的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非常忠誠,對黨的事業非常認真、敬業。”

新聞工作者的座右銘

1989年5月,雷雲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隨着身份的改變,角色的轉換,他對理論事業的追求有了一個思想飛躍,認爲寫論文搞思想交鋒,不單是個人和學術上的事,作爲一名領導幹部,準確研究、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對幹部、黨員進行正確引導,乃是職責所在。

第二次思想交鋒是蘇東劇變之際。有人對民主社會主義很感興趣,竭力宣揚。雷雲見勢頭不對,覺得作爲一名黨的理論工作者應旗幟鮮明地站出來,表明立場和觀點,便奮筆疾書,前後發表3篇文章,展開激烈的思想交鋒。雷雲的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形成發展講起,再剖析它的本質,講得十分透徹。還特別提醒,要警惕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中國的影響。

20年過去,現在再來看雷雲第二次思想交鋒時所闡述的觀點和結論,依然是正確的。這種提醒非常重要,並且越來越重要。

如果說,上述兩次思想交鋒反映出雷雲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浩然正氣,那麼,xx年的第三次思想交鋒,則讓理論界看到雷雲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一絲不苟的學者風範。

雷雲常給《求是》雜誌寫稿,還擔任《求是》雜誌的浙江聯絡員,後來又擔任第一讀者,每月要寫評刊意見。xx年該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作爲特聘的“第一讀者”,他覺得該文某些觀點不準確,不實事求是,因此寫了評刊意見寄出。據《求是》雜誌原編委李明三回憶,該文發表前,值班副總編輯對個別觀點也持有不同看法,竟與雷雲後來的評刊意見完全一致。

xx年上半年,雷雲寫文章認爲黨的思想路線應包含與時俱進的內容,建議把思想路線表述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爲此,《求是》雜誌內參把雷雲的觀點與另外幾位專家的類似觀點綜合起來,編了一個“專報”,報送中央。黨的xx大報告集中全黨智慧明確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這其中也凝結着像雷雲同志這樣一批黨的理論工作者的心血。此外,老雷的《實話實說:用徹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剖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一文,也受到理論界的廣泛關注。

最近,老雷發表《科學發展也是客觀檢驗標準》一文,提出要進一步深化和運用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以科學發展作爲檢驗我們的一切思想觀念、路線方針和實際工作的客觀標準,這一觀點在學界還是首次提出。對此,京城理論界對浙江的雷雲很是敬佩,認爲他不僅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紮實深厚,還對黨的理論創新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強烈的責任感。

“他與時俱進,對鄧小平理論、‘xxxx’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能正確理解,融會貫通,沒有出現忽‘左’忽右的搖擺。”對雷雲比較熟悉的《求是》雜誌社的一位領導認爲,“他的理論文章觀點比較準確,突出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無論在省委宣傳部還是在省社科聯當領導,雷雲憑着自己的理論敏銳性和高度責任感,踏踏實實做事,一方面在工作中自覺堅持真理,對一些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總要及時提醒,展開積極的思想鬥爭,打“防疫針”;另一方面,他又實事求是,保護和鼓勵專家學者勇於理論學術的探索創新。

1995年,一位大學教授寫的一篇理論文章,引起一些爭議。有的同志上綱上線,給省領導寫信告狀。雷雲調查、分析後,在向省委彙報時,力主把理論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得到省委領導的認可。這樣做,既分清了是非,又團結保護了同志。據瞭解,這些年來,浙江理論界沒有出現過一次因學術問題而挨批受處理的情況,形成較爲活躍、和諧、寬鬆、民主、團結的良好氛圍,一大批理論人才脫穎而出,理論創新成果越來越多。

誰能知道,多少年來,爲做好浙江的理論工作,老雷操勞過度,已身患胃癌絕症!1993年做了胃全切除手術,先後10次化療,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

雷雲說:“患絕症嚇不倒我,覺得應以唯物主義態度泰然處之,但真正讓我傷心的是我的理論生涯可能從此終結,但我不甘心就此完結,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要與理論結伴一天。”

1994年3月還在進行化療時,老雷不顧家人反對和醫生勸阻,爭取到每天1個半小時看書和寫作。1995年1月出版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本問題》一書,25萬多字竟然是在化療中寫成的。後來,他又在身體尚較虛弱的情況下,寫出27萬多字的《論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科學體系》一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雷雲從寫作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力量,從而一次次笑對死神,闖過了“鬼門關”。因年齡原因,他於1994年從副部長崗位上退下來,專任省社科聯主席,直到1999年底退休。

伴隨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雷雲的智慧得以盡情迸發,才華得以充分展示,取得碩果累累: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發表約400萬字的理論文章或專著;3次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優秀理論文章獎;在省級社科理論研究成果評獎中,2次獲特等獎、16次獲一等獎。其中100多萬字是退休以來完成的,集結成《黨的三大理論成果研究文集》和《社會主義理論研究文集》(即將出版)兩部論文集。

曾參與負責全國“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章評選工作的中宣部社科規劃辦主任張國祚告訴記者:“我爲什麼會注意到雷雲呢?不僅是他三次能夠入選‘五個一工程’文章評獎,而且,他也是北京以外當時唯一靠基礎理論研究入選的理論工作者。”

儘管步入生命的黃昏,一生篤信馬列的雷雲,老而彌堅,認爲黨的事業要傳承和發展,黨的理論創新也要不斷探索發展,因此,自己要活到老、學到老、寫到老。

xx年的春天,智者雷雲又看到陡漲的春潮在向弄潮兒召喚……3月6日,他接受本報記者獨家採訪時透露:今年他有許多重要事情要做,特別是要從理論的角度,圍繞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60年這個總題目寫幾篇文章,向共和國60週年大慶獻禮;還要到黨政機關、高校作幾次理論輔導報告,讓幹部、黨員和學界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更堅定一些,從而也使自己的人生意義更大一些!

第一次思想交鋒緣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次,全國政協原副祕書長、時任中宣部理論局長盧之超來杭州,見到雷雲時,談及理論局正與教育部主編一本高校教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一事。聽說此書剛出版就有人“拍磚”,進行攻擊和否定。雷雲敏銳地感覺到,加強高校“兩課”建設,編出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的新教材,很有必要,此書出得及時,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商榷,但不能全盤否定。他表示,要寫文章支持,通過學術上的思想交鋒,把事實講清、把道理辯透,捍衛你們這種做法。盧之超回北京後果然在《光明日報》看到雷雲寫的一篇文章,旗幟鮮明地對否定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錯誤觀點進行駁斥。20多年後,盧之超對記者說:“從這件事看,雷雲是一個非常好的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非常忠誠,對黨的事業非常認真、敬業。”

1989年5月,雷雲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隨着身份的改變,角色的轉換,他對理論事業的追求有了一個思想飛躍,認爲寫論文搞思想交鋒,不單是個人和學術上的事,作爲一名領導幹部,準確研究、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對幹部、黨員進行正確引導,乃是職責所在。

第二次思想交鋒是蘇東劇變之際。有人對民主社會主義很感興趣,竭力宣揚。雷雲見勢頭不對,覺得作爲一名黨的理論工作者應旗幟鮮明地站出來,表明立場和觀點,便奮筆疾書,前後發表3篇文章,展開激烈的思想交鋒。雷雲的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形成發展講起,再剖析它的本質,講得十分透徹。還特別提醒,要警惕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中國的影響。

20年過去,現在再來看雷雲第二次思想交鋒時所闡述的觀點和結論,依然是正確的。這種提醒非常重要,並且越來越重要。

如果說,上述兩次思想交鋒反映出雷雲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浩然正氣,那麼,xx年的第三次思想交鋒,則讓理論界看到雷雲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一絲不苟的學者風範。

雷雲常給《求是》雜誌寫稿,還擔任《求是》雜誌的浙江聯絡員,後來又擔任第一讀者,每月要寫評刊意見。xx年該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作爲特聘的“第一讀者”,他覺得該文某些觀點不準確,不實事求是,因此寫了評刊意見寄出。據《求是》雜誌原編委李明三回憶,該文發表前,值班副總編輯對個別觀點也持有不同看法,竟與雷雲後來的評刊意見完全一致。

xx年上半年,雷雲寫文章認爲黨的思想路線應包含與時俱進的內容,建議把思想路線表述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爲此,《求是》雜誌內參把雷雲的觀點與另外幾位專家的類似觀點綜合起來,編了一個“專報”,報送中央。黨的xx大報告集中全黨智慧明確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這其中也凝結着像雷雲同志這樣一批黨的理論工作者的心血。此外,老雷的《實話實說:用徹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剖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一文,也受到理論界的廣泛關注。

最近,老雷發表《科學發展也是客觀檢驗標準》一文,提出要進一步深化和運用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以科學發展作爲檢驗我們的一切思想觀念、路線方針和實際工作的客觀標準,這一觀點在學界還是首次提出。對此,京城理論界對浙江的雷雲很是敬佩,認爲他不僅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紮實深厚,還對黨的理論創新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強烈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