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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後感

讀後感 閲讀(2.0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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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後感

這學期的讀書計劃,我讀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文明世界的著作,雖然初讀有些晦澀難懂,但是深入其中讓我覺得收穫頗多。尤其是作者表現的謙虛、謹慎的科學態度(如反覆強調書中所研究問敍的範圍和界限;如多處強調概念的最終完善形式,不能在考察的開端而必須是在考察之後的研究原則;如撰寫了篇幅等同正文的註釋等)為後世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典範。馬克斯?韋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學術界一致奉為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宗教社會學理論的鼻祖。他的這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為世界名著。他致力於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即近代資本主義為什麼僅僅出現在西方,而同時期的東方卻呈現出停滯之勢?

韋伯作為一個在近代歐洲文明中成長起來的人,其所有研究都是圍繞着一個主題展開的,用他的話來説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問題。”為了考察這一問題,韋伯的社會學的核心部分之一是宗教社會學,通過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韋伯試圖回答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僅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現了一種被西方人所認為的其發展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究竟應歸結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而韋伯關於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首先就是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著作開始的。在這部著作中韋伯討論了伴隨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而出現的新教倫理以及後者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整個西方理性化進程的影響。

本書所思考的中心問題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徵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僅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作為一種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究竟應歸結於怎樣的一些環境?以往人們僅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方式,因而僅以經濟發展的角度論述資本主義的產生。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活動方式,更具有其內在的精神特性和精神內涵。由此,韋伯着重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同新教倫理之間的密切關係,認為新教倫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質是資本主義企業精神不可少的內容和動力因素。

他講的新教主要是指加爾文教,與被視為“舊教”的天主教相對,其新教倫理主要是講加爾文教的倫理。加爾文教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其認為光憑信仰還不行,還要有善功,這個善功不是中世紀天主教的善功,不是購買恕罪券,或者是參加十字軍東征、捐獻財產給教會,而是你勤勤懇懇的勞動、發財致富,這就是善功。他認為上帝派你到世界上來,是讓你創造這個世界的財富,把這個世界建設成人間天國,你把這個世界建設的越好,越説明你忠實的履行了上帝派來的職責。但是要記住,你創造財富不是為了個人的消費,不是為了個人的揮霍,而是增加人間的榮耀。這個觀點影響了很多人,加爾文教在新教主流三大教派中世界影響最大的,尤其影響了美國,美國的主流精神就是加爾文教的清教精神,清教徒就是加爾文教的一支。

他們認為創造了越多的財富,而且越是儉樸的對待你所創造的財富,就越有資格認定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人,這一種觀點恰如恩格斯所評價的,這種觀點恰恰無形中客觀鼓勵了資產階級的競爭。在競爭中勝利的、成功的、擴大財富、獲得財富的人最有資格認為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他的意義用我們的話來説,就在於使世俗的勞動獲得了神聖的意義,獲得了宗教的意義。用韋伯的話來説,就是加爾文這一套觀念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種合理性的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需要合理性根據,現在加爾文教提供給你,告訴你拼命的發財、拼命的創造,恰恰説明你被上帝所拯救,反過來你遊手好閒、坐吃山空、揮霍浪費,恰恰説明你可能是被上帝所拋棄的。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已經成為現代經典作品,它為人們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和新教倫理的社會影響和作用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和立論視角,引起了社會學、宗教學研究者的廣泛注意,並對社會科學領域的其他學科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它啟示人們在任何一項事業背後必然存在着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而這種精神力量又必然與該項事業的社會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淵源。

作為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德國社會學家、思想家馬克斯?韋伯運用他獨到的研究方法,使我們這些熟悉並精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人在不覺中顛倒了乾坤。與馬克思的切入點不同,韋伯關注的是人的價值觀、世界觀的改變對人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具體來説是信奉新教的地區普遍性地出現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趨勢,並促進着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然而他並沒有像馬克思那樣簡單地下了定論:新教倫理(或宗教改革)並非是資本主義的唯一決定因素。關於這一點,既使在韋伯的反對者那裏,批判的聲音也顯得分外無力:在加爾文宗教改革之前,合理化已經出現在基督教文明當中,阿隆認為,韋伯在這一點上也十分清楚:“他不否認解釋的多樣性,但強調解釋的完整性。”另外,我們也應注意到作者片面地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等同於經濟唯物論是很明顯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的最終根源應從時代的經濟條件中尋找,不應僅僅停留於時代的宗教這類意識形態上。正如韋伯本人也意識到的,應當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倫理在其發展中及其特徵上又怎樣受到整個社會條件,特別是經濟條件的影響,缺少了這方面的探究難免會陷入對文化和歷史僅作片面的唯心論的因果解釋。此外,韋伯把對歷史和文化的唯物論解釋視作一種片面性的解釋,也是我們必須予以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