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作爲近代詩壇上的兩大詩歌流派，湖湘詩派主“詩緣情”說，以《騷》心《選》旨爲宗；宋詩派好尚理趣，長於議論。然二派詩歌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咸豐、同治間，曾國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晉之詩，並與王闓運等有過密切的交往；“同光體”詩人陳衍所謂的“荒寒之路”與王闓運”不關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關”說又上及元嘉之詩；湖湘派詩人詩歌爲求新奇，時發議論，也旁資考證，鄧輔綸之學老杜詩、鄧繹不廢以文爲詩、龍汝霖之好韓孟皆與宋詩相近。湖湘詩派與宋詩派在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詩歌逐漸走向融合的趨勢。
【關鍵詞】 漢魏：宋詩；古雅；議論；融合
湖湘詩派是興起於近代初期而與宋詩派相抗衡的一大詩歌流派。其代表作家“湘中五子”結“蘭林詞社”，以《騷》心《選》旨爲宗，取法漢魏詩歌形式，抒發心中悲情，在近代詩壇上形成了一股感傷文學思潮。近代宋詩派在精神上則已有宋詩張宋學的傾向，尚理趣，好議論。二派論詩歌主張似乎水火不相容，歷來學者亦多指責湖湘詩派復古之論而稱道宋詩派詩歌之典雅，但是二派詩人之間卻有密切的接觸，在創作中也相互影響。從近代早期的曾國藩、郭嵩燾與王閩運到晚期的陳詩與寄禪，都有唱和之詩。二派的相互影響促進了近代詩歌的發展。今舉其大者，考述如下：
一、曾國藩與湖湘詩派
在近代詩壇上，曾國藩與崇尚《騷》心《選》旨的湖湘派詩人明顯存在着差異。作爲湘籍詩人，曾國藩論學尚宋學，論詩宗江西。“咸豐、同治間，爲清詩一大轉變：所尚爲杜甫、韓愈以及黃庭堅；而曾國藩以望重位高，實爲倡導。”嘗自謂：“自僕宗涪翁，時流頗忻向”，是當時宋派詩人的領袖。
曾國藩與湖湘詩派詩人雖然取捨不同，但並不排斥湖湘派詩歌。曾國藩詩歌不多，但集中就存有《酬王壬秋徐州見贈之作》，詩中稱：“遲君紹微言，毫芒辨素絢。高揭姬、孔情，洪熙消積霰，湖湘增景光，老懷亦忻忭。”詩中對閩運倍加推崇，雖然所看重的是王氏“高揭姬、孔情”，但是“湖湘增景光，老懷亦忻忭。”讚賞之情溢於言表。與湖湘間其他尚宋學與宋詩的文人相比，曾國藩更能容納異己的思想，曾國藩承桐城之學，詩歌以載道爲務，而湖湘詩派競有“詩不論理，亦非載道”之言，詩不論理則不近宋詩，詩不載道則不近宋學。“蘭林詞社”初立，李壽蓉在曾軍中稱道“湘中五子”，羅澤南不以爲然，曾國藩卻能容納。可見兩派思想之差異，同時也表明了曾國藩思想的複雜性。
曾國藩論詩雖主江西，但對魏晉也有所取，並不排斥《騷》心《選》旨，論五古的境界與江西之好議論與脫胎換骨完全不同：“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餘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惜也。”文中所謂“比興之體”、“盛氣噴薄而出”兩種境界，與漢魏詩歌尚比興之風及建安詩歌之慷慨激昂之氣很近似，湖湘詩派重比興之法，詩歌多寫悲情，也與此相類。曾國藩主張以漢魏爲骨，以六朝爲肉。又教子弟讀《文選》，以爲：“《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因此有人以爲曾國藩詩歌以《選》體爲宗：“曾文正公國藩，詩宗《選》體，長於五言，嘗取子建、嗣索、淵明、康樂、明遠、元暉六家詩，編爲一集，以示學者。後經王鼎丞觀察定安增輯，即《三十家詩鈔》是也。”此論說明《三十家詩鈔》原爲魏晉六朝之六家詩，而長於五言詩歌也正是崇古尚雅一路。又選十九家詩歌，也不廢魏晉詩歌：“餘抄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曾國藩論書也重魏晉：“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則可見曾國藩對魏晉文化的偏好並沒有因爲雅好宋詩而改變。
湖湘詩派尚雅尚綺，曾氏論詩文亦尚古雅，且要求從字句開始做起：“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可見曾氏論古雅並非一時之興，而是要求從文章的字句到文氣都力求作到古雅；同時論文之法又稱：“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曾氏自命爲桐城之文的繼承者，然此論與桐城“義法”大相徑庭。湖湘派的綺麗是綺麗中有自然，綺麗中含靈性，曾氏所稱“無法”與此相近。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思想有傾向魏晉、接近湖湘詩派的一面。由程恩澤、祁寓藻闡揚道學、專尚宋代之詩的傾向，向曾國藩兼取魏晉、張揚個性之詩主張的轉變體現了近代社會特定時代背景對宋派詩歌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宋詩派也在吸取湖湘詩派的特點而取徑有所擴大。
二、“同光體”與湖湘詩派
“清詩至同光而極盛，詩人云起，其確能卓立成家亦多，世稱同光體。”同光詩人不滿於宗唐詩歌之膚廓，欲以宋詩之質實救之，“蓋衍桐城姚氏、湘鄉曾氏之詩脈，而不屑寄人籬下，欲以自開宗者也。”隨着同光體的興起，湖湘詩派逐漸衰落。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雲：“湘綺老人，……學贍才高，一時無偶。門生遍湘蜀，而傳其詩者甚寡。迄同光體興，風斯微矣。”“同光體”在當時是作爲湖湘詩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陳衍說：“同光作者，蘇戡與餘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可見“同光體”與湖湘詩派的觀點截然不同。
“同光體”與湖湘詩派的差異首先表現在論詩取向的不同，王閶運自稱：“凡所著述，未涉唐後。”所尚上自遠古歌謠、楚辭以至於三唐；陳衍則自視爲“不墨守盛唐者”，但以宋詩爲宗卻不容否認。在具體的創作方法上，宋詩派多發議論，以文爲詩，以“義理”、“考據”入詩，又好用典，多顯得峭刻蒼老；湖湘詩歌則多用比興、借鑑漢賦與駢文渾厚回宕的氣韻，而在表達上力求自然。馬積高論二者的差別：“‘同光體’詩人多由宋之江西派入，雖非不求意境的創造，而刻意在詩的章法和句法的變化上下功夫，務求有驚人之句；王氏(指闓運——筆者注)……刻意在以渾雅自然的語言創造意象，其刻意之處在意象的圓融與氣脈的貫注，儘量泯除轉折變化的痕跡，無論古體近體，都難有句可摘，而自有其整體之美。”以爲二者的差別在於詩歌形式上的峭刻工巧與拙樸自然，“同光體”詩人的特點在“務求有驚人之句”，而湖湘派詩歌“自有其整體之美”，前者工於句法，後者長於氣韻。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二派詩歌創作目的不同。儘管“同光體”詩人與湖湘派詩人都具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爲詩歌是爲己而作，但湖湘詩派重視情感，尤其是長於抒發悲情的特點非常明顯，是爲情感的藝術：而“同光體”詩人則接近於爲藝術而藝術。湖湘詩人的個人悲情表現的.範圍並不限於個人生活，詩人是抒情的主體，所表現則是整個世界，不過被賦予了濃郁的個人色彩而已；“同光體”詩人則不一樣：
“‘詩者一人之私言’(鄭孝胥語——筆者注)，這正如陳衍所云：‘詩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此論與湖湘詩派“不關載道”之說相近，但是鄭孝胥所謂“詩者一人之私言”把詩歌看成與他人無關之事，陳衍說：“詩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更是把詩歌看作了詩人的自言自語。陳衍所謂“詩者，荒寒之路，無當於利祿”，其實表達的是“同光體”詩人的共同心聲，表明了這派詩人對純藝術的追求，此論容易脫離現實生活陷入空寂之中。
儘管“同光體”詩人與湖湘派詩人詩歌創作目的不同，但是都有“古雅”的美學特徵：“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其它形式以表之，惟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即此第二種之形式。即形式之無優美與宏壯之屬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也。”王國維以爲，“古雅”是形式美的表現形式，而且是一種更走向極致的形式美。毫無疑問，此二派在近代詩歌中“古雅”的特徵最爲突出，尤以追求藝術的“同光體”更爲典型，無論是鄭孝胥的清蒼幽峭還是陳三立的生澀奧衍，都是“古雅”的體現。不僅如此，詩界革命派也仍然具有這一特點。人們指責詩界革命派沒有脫離舊詩歌的樊籬時，並沒有考慮其在保留“古雅”與追求清新中的兩難處境。當然，後來者更難以認識到湖湘詩派在熔鑄“古雅”的同時所實現的變革，可以說湖湘詩派的古豔之風中包涵着“古”與“豔”兩個方面的內容，“古”以求美，“豔”以生新。相比較而言，“同光體”作家偏重於對“古雅”美的追尋，甚至其詩風之變也更多地是從形式美的角度來考慮。
“同光體”與湖湘派詩歌都有“古雅”的特點，與二派詩人的思想傾向有關。湖湘派詩人與同光體詩人之間有過頻繁的交往，陳三立早年即從王閩運遊，又與陳銳、寄禪等人唱和，鄭孝胥兄弟、沈曾植也與王闓運有過接觸。二派都有學魏晉六朝的記載，沈曾植“三關”說就已經上溯到六朝，錢仲聯先生《夢苕庵詩話》也說；“沈乙庵詩深古排戛，不作猶人語。人謂其得力于山谷，不知於楚《騷》、八代，用力尤深也。”鄭孝胥也有取於六朝：“蘇堪丈問其(林紓——筆者注)爲詩祈向所在，答以錢注杜詩、施注蘇詩，堪丈以爲不能取法乎上，意在六朝也，琴南丈甚病之。”但是二派學六朝差異很大，沈曾植稱：“湘綺雖語妙天下，湘中《選》體，鏤金錯彩，玄理固無人能領會得些子也。”據《夢苕庵詩話》稱袁昶、沈曾植詩歌“皆能以漢、魏、晉、宋爲根柢，而化以北宋面目”，則精神在漢魏六朝，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如以隱者之心、悟者之心爲詩，當與湖湘派性情相近，而沈氏自以爲沉醉於玄理，則知沈氏非好玄理所指境界，僅好“玄理”本身而已，故沈曾植詩多使事，如真得玄理，則必無心於此。宋詩派多意不在六朝，縱學六朝，也僅多取其蒼勁之貌與老成之態，湖湘詩人學六朝則取其情靈搖盪之氣韻。湖湘派也有指責“同光體”詩人的：“陳伯嚴詞醜句澀，宋派支流之惡陋者。鄭蘇戡頗有清思，惜體裁不高，又病鬆率，若能除去客氣，力求真摯，或可與鄭子尹齊肩。”嘲此論見於楊鈞之《草堂之靈》，以“詞醜句澀”說陳三立之生澀奧衍，以“清思”而乏情感論鄭孝胥之詩歌，都能切中二人之病。相對於原本經術的前期宋詩派來說，“同光體”偏重於對藝術的追求，被楊鈞稱爲“宋派支流之惡陋者”也在情理之中。雖然宋派中沈曾植謂：“通過第三關，自有解脫月在。”但詩人如本無積極入世之心，解脫也無從說起。所以“同光”詩人雖稱解脫，實近於荒寒之路，更注重詩歌的形式與技巧。如果說嘉道間宋詩派爲正宗，到了曾國藩及“同光體”則已爲“變雅”之聲；湖湘詩派則作爲其對立面而存在，近於“變風”之音。林庚白《孑樓詩詞話》稱：“遜清同光以來詩人，學宋僅得其貌似。”正是對“同光體”墮入荒寒之路的鍼砭。湖湘詩派則堅守着“緣情”之旨，成爲感傷詩歌的倡導者。
同光體詩人顯然與湖湘派詩人論詩旨趣大不相同，但是，在好尚古雅與有取於漢魏六朝之詩的傾向上看，二者也有許多相近之處。
三、湖湘派對宋詩的接受
湖湘派詩人反對宋詩與宋學，但這並不意味着這些詩人沒有受到宋詩的影響。由於長期的接觸，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接受自己所反對的事物完全有可能。蘇軾曾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清代前期毛西河也是如此：“毛大可生平不喜東坡詩，而西河集中如‘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江東’，‘皓月近雲行過疾，空攔壓水坐來浮’等句何嘗不近蘇耶?”可見不喜好並非不爲之，受到自己所反對的詩歌主張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於自己主張的補充與修正。湖湘派詩人正是這樣，也受到了自己所反對的宋詩的影響。
在湖湘派詩人中，王閩運一直反對宋學與宋詩，更反對子弟學宋，並及宋人所效法的唐代詩人。王氏對杜甫頗多非議，揚李抑杜，對韓愈、孟郊詩歌更不以爲然，以爲韓愈詩歌粗劣：“韓愈並推李、杜，而實專於杜，但襲粗跡，故成枯纊。”《日記》中稱盂郊爲“鄙細人”：“重閱孟郊詩，殊不知其佳處，觀其諛頌符郎，亦一鄙細人。”然而王閩運詩歌中“五律、七律間有學杜甫、李頎的痕。”然以爲考據有可能妨礙作詩，但是還是爲顯才華出衆，偶有所作，立論也不以考據、議論爲非：“俗人論詩，以爲不可入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樑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雖然不言學宋人詩，但以議論入詩是宋詩的一大特點，清代宋詩派者也好爲議論；以考據入詩更有以文爲詩之嫌，而王氏不加避忌：考據中必有典故，則又有好用典之陋。如此說來，王氏雖說不學宋派，詩歌中已經有宋詩在了。王閩運的詩歌爲求新奇，故發議論，併入經義訓詁。也旁資考證，爲炫耀其才華，曾以經義入詩，其子王代功記：“不用經典字而能以經義入詩，實古人未闢之境也。”王闓運又曾作過考證詩，《入彭蠡望廬山作》即是：“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窅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揚帆掛浮雲，擁揖玩波濤。昔人觀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蕩開荊、揚，淙淙聽來潮。聖遊豈能從，陽島尚嶕蟯。川靈翳桂旗，仙客閟金膏。委懷空明際，傲然歌且謠。”詩人自謂“皋”、“潮”二韻是考據，以爲《史記》“九江甚中”之語未解《禹貢》“江、漢朝宗”之義，王闓運自以爲此即百川歸海之意，故云：“浩蕩開荊、揚”，並稱：“廿字會考據辯駁，從容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跡?”此詩雖與宋派詩仍有差異，但在詩歌中人發議論卻爲事實。不僅如此，王闓運中年還參加過“展壽蘇之集”，晚年還去上海愚園赴“壽蘇之會”。可見王闓運詩歌也受到了宋詩派的影響。
鄧輔綸之詩歌似乎從不學宋。但老杜爲江西派之初祖，鄧輔綸雅好杜詩，能寫實，工苦吟。人稱鄧詩“守杜法，語多憂憤沉鬱”，王闓運《湘綺樓說詩》言：“鄧彌之幼有神慧，而思力沉苦。每吟一句，必繞室百轉。詩學杜甫，體則謝顏”，如其《述哀詩》慘痛徹心，鋪敘手法似《石壕吏》中之老婦人，梅堯臣詩也善用此法。《三縊哀》又如宋詩般好發議論：“天乎，貪吏安得而雨，嗟我民爲歲凶，一獨何苦!”可以說，鄧輔綸即使不學宋詩，所作也有近宋詩處。“蘭林詞社五子”中，鄧輔綸弟鄧繹受宋學影響很深，張之洞也稱許其有儒才之風，鄧繹論學兼綜漢宋，論詩歌之語中不廢以文爲詩之道即有宋詩派的傾向：“以詩爲文者始於《文言》之釋《易》，而六朝之駢儷繼之。以文爲詩者始於屈原之《離騷》，而杜韓之詩歌繼之以辭章之變。化隨世代，因而古今不能限隔，惟睿智而希聖者能觀其通。衆人則束縛於繩墨之不暇耳。”持論通達，頗有趨宋之嫌。“五子”中龍汝霖詩歌也不能說與宋派毫無關係，吳敏樹在《堅白齋集題辭》中說其五言體“大類、孟韓”，則龍氏詩歌以似韓、孟者爲多，詩近宋派的張修府稱：“龍詩堅勁處純似東野”當爲不謬，韓、孟詩歌尚奇，也不乏議論，距離宋詩不遠。不僅湖湘派代表詩人，其傳人也與宋詩派有交往，傅屯艮雲：“伯嚴時賢，吾湘詩人若程子大、陳伯弢皆與相近”，《湘雅摭殘》言陳銳曾與陳三立等人唱和，並在創作中“注意吸取宋人的長處。”湖湘詩派對宋詩的接受是近代詩歌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該派詩人諱言宋詩，但與宋派作家時有交往。尤其是到了湖湘詩派後期，王闓運與陳三立、沈曾植等交往密切。民國初年，王閩運還參與了有許多宋派詩人出席的上海愚園“壽蘇之會”，表現出了接近宋詩的傾向。
以上的分析表明，湖湘詩派論詩雖主“緣情”說，但此派詩人的詩歌仍然有時以議論爲詩。後期的湖湘詩派詩人對宋詩態度的轉變，表明了湖湘詩派與宋詩派在傾向上的接近。
從宏觀上看，湖湘詩派之起，是以抒情與感傷的思潮取代道學家所代表的詩壇正統，是桐城詩派與嘉道間宋詩之反動，在精神上與宋詩派分道揚鑣，成爲近代詩壇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一大詩歌流派。但是，從近代宋詩派的開創者之一曾國藩的論詩取向、宋派詩人對漢魏六朝詩歌的認同及二派詩人都有崇尚古雅的傾向來看，宋詩派並不侷限於效法宋代詩歌，而是有取於漢魏之詩；湖湘派詩人雖然反對宋詩，其詩歌中也不乏議論甚至間或也以考據爲詩。湖湘詩派與宋詩派在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詩歌逐漸走向融合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