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忽然雨特別多，淅瀝瀝地滴落着，就有莫名的傷感。早晨的窗前，竟傳來布穀鳥的啼叫，聲聲切切，揪心入耳！
走進書房，立在母親像前，那是媽媽與我在校園門口的最後一張合影，她的頭髮因爲有僕僕的風塵而顯得有些零亂，但臉上卻是洋溢着看到女兒欣慰的笑。生命裏有太多的悔與憾，母親離開我已整整八年，小兒頓頓今年剛滿七歲，他自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沒有外婆，也沒有奶奶，幼年及長，禁不住常常指着照片上的人問我：“她真的是你的媽媽嗎？”
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個冬天，我將越洋遠行。母親知道我這一走是萬水千山，特來與我小住。告別的早晨，她突然說：“讓媽抱一下你吧？”我不肯，都三十歲了，怪難爲情的，母親就悻悻地與我揮別，誰知這一別竟是永訣。
母親早年在鄉下長大，我的外婆無子，就用了心力供這個聰慧的女兒讀書，結果母親成爲方圓幾百裏唯一走進大學的女孩子。母親婚後連生了兩個女兒，待我成家，就很盼給她生個男兒。偏偏我生性不羈，嫁了三載，還在逍遙遊蕩。母親就急了，約了父親，暑期裏前往普陀山，竟真的求了一個送子觀音帶給我。看着媽媽被烈日曬紅的臉，我笑她：“急什麼，到時候保證給你送回來一個小孫子看看！”然而，我又怎麼會想到，當這個孩子真的來到人世的時候，她老人家卻永遠都看不到了。
1999年的春天，我與先生帶着我們兩歲的兒子返鄉。那是小頓頓第一次踏上他血脈相連的祖國。我多麼想指給他看媽媽兒時長大的校園，給他看西北風情的街道，還有那護城河畔巍然肅穆的古城牆。然而，孩子最關注的卻是那矗立在郊外墓園裏的親人的石碑。那日，在奶奶的墓前，小小的孩子跪在紅磚的地上，看爸爸點燃一張張土黃色的草紙，頓頓平生最怕火，但這次我們告訴他那是“錢”，只有燒了，才能化作煙，送給天上的奶奶花。我的母親則埋在稍遠的山坡上，因爲墓園新，大理石的碑做得很有些像舊時代的太師椅，小兒就乾脆坐在外婆的骨灰上，看我們燒各色各樣的紙。沒有人敢說第一句話，我知道墓裏的媽在等我，她已經等了這麼多年，現在，她祈盼的孫兒終於來到了她的面前，此刻就坐在她的懷中。這次，輪到我將臉貼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叫一聲“媽！”我已經淚如雨下。
父親就站在我的身旁，那墓碑上清晰地刻着他的名字與母親平行並列，生者與死者相望，陰陽本來沒界。爸爸早年生在有錢人家，一路飄零輾轉，風沙蝕骨，就是不能改他一身積習的少爺作風。從我記事起，再貧困拮据的日子，父親都要在他的盤中剩下一口飯；再忙的時刻，他都要用半個鐘頭的時間來慢慢地洗熱水臉。他學不會家務，斗膽買一回肉竟是誰也咬不動的肚囊子，挺身幫媽媽裁一次衣服卻是把下面的牀單剪爛。於是，我們形容爸爸是夏天拿一個蒼蠅拍在屋裏散步，冬天拿一根捅爐火的鐵條指揮門窗。看媽媽每日太辛苦，我和妹妹氣不過，就常常向爸爸“開火”，媽媽卻說：“我已經很滿足了，看你們這麼聰明，可都是你爸的功勞。”
都說“家是避風的港灣”，在我的記憶裏，“家”根本就是母親用生命鋪灑的戰場。那年月，除了沉重的買糧、買煤，尋覓在菜場的母親要努力發現便宜的雞蛋以便抱回家趕緊用鹽水泡上。家中缺油，我和妹妹想吃油條，母親就買來農民的羊油，夜裏煉炸叫我們關起門趁熱吃。看到鄰里的孩子有蛋糕，母親就提了雞蛋、糖、麪粉和油，找到很遠的地方請人家親自爲我們現做。夏日裏西瓜、番茄多了，她又開始在屋檐上曬西瓜醬、番茄醬。秋天來臨，她尋覓着好蘋果、好酒，留到臘月及過年。春節逼近，母親到處託人給我們找豬頭肉。她還會做香腸，一節一節地掛在後涼臺上儼然是一道饞人的風景。我自小喜辣，少小離家，母親總會特別醃一盆上等的辣椒等我回來。直到母親辭世，她寫給我最後一封信，還不忘告知：“新上市的辣椒一元一斤”。
我念大學時，每逢過節，同學們最盼我媽來，因爲肯定有糉子或是月餅吃。很多年過去，我只要一想起母親當年爲了給我包糉子，還專門請了老師來家裏教她，夜裏練習到手腕痠痛，胸口就顫然心碎。母親那年突然仙逝，弔唁的隊伍據說排成長龍，他們中有多少是吃過母親包的糉子，小孩子的身上有多少是母親做的花衣！
1988年的冬天，我終於要結婚，歡喜的母親竟一口氣縫製了八牀棉被拉到我的宿舍來，花花綠綠地摞得好高。我發愁說永遠也蓋不完了，媽媽卻說：“蓋不了？當褥子鋪！”我小時候愛穿花裏胡哨的衣服，長大了還常常纏着母親買布做新衣，老媽真被我整得好苦，按我的比劃連夜開工，一直熬到黎明。可是我這含辛茹苦的母親，竟一輩子沒有穿過女兒爲她買的衣衫。
看到母親活得那般辛苦，讓我面對女人的生命都感覺噤若寒蟬。其實，母親的身體早有前兆，只是她總關心着別人，把自己看成是燃燒不盡的蠟燭。閏年的那個夏夜，累極的母親忽然撒手而去，我告慰父親吞下生者的眼淚：“就讓媽好好歇歇吧！”
喜歡跟小兒講“外婆”的故事，痛骨疼心的我漸漸開悟：生命的鏈條原是如此地交遞，我將把欠母親的還給自己的孩子。
（文/陳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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