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63歲。已被執行死刑。
作爲一名刑警，在我記憶的深處至今尚未抹去對這個死囚的印象。
他（既然已被執行死刑，那麼所有的罪惡也應該隨他的肉身而去了，就稱呼爲“他”吧），典型的農民，一米七二的個頭，身材不算魁梧，也還結實，滿是皺紋的老臉黑黝黝的，鑲着一雙尚未完全昏花的眼睛，下巴上長着花白的一綹鬍子。尤其是那早已謝頂的光禿禿的頭上，時常會沁出汗珠。說話時總是重複，還拍打着光禿禿的頭頂。因爲家庭困難，在他57歲時才找了一個54歲的精神不好的寡婦。還有了一個女兒，這使他的生活重新有了奔頭，女兒自然是他的心頭肉。
就是這樣一個平庸的再不能形容的地地道道的老農民，卻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叛處了死刑。
案情是這樣的：2004年的春天，這裏異常的乾旱，農民沒辦法及時的播種。他在離家很遠的幹河套邊上有一塊地，和村民組長的地緊挨着，兩家的地塊都不是很大，按土地級別是三等地。久盼而來的一場小雨後，組長家搶先把地種上了，而他卻錯過了這場雨。等到又一場雨他去種地時，他才發現組長種的高粱已經出來了，而且很明顯的佔了他的大半條壟。他就去組長家想說道說道，不料在組長家話不投機，他還被年輕力壯的組長打得頭破血流。他沒有辦法，只好擦洗了頭上的血，窩着一肚子火回來種地。他是按着原來的地界石種的，這樣就把組長種的已經長出來的高粱給翻了一壟。一上午就把鄰近組長的地裏的長壟種完了。下午，他又挑着水桶裝上地瓜秧子，拿着鎬頭準備把剩下的幾條斜壟栽上地瓜。就在他自己忙活着栽地瓜時，組長的老婆來了，看見他把組長家的高粱給翻了一壟，就指着他破口大罵，他只是分辨說自己是按原來的地界石種的，就不在吭聲。過一會兒，組長扛着鐵鍬走來了，組長老婆看見老公來了，罵得更起勁了，邊罵邊往他跟前湊，他只好從地裏直起身站起來，組長老婆以爲他要打人，就一頭向他撞去，他閃身，組長老婆擦着他身子邊倒在地上。組長跑過來說：你怎麼動手打一個老孃們，組長拿着鐵鍬就朝他砍，他只好躲閃着跑，躲閃中他也拿到了自己放在一邊的鎬頭，但還是被組長的鐵鍬砍了後背一下，他忍着痛向組長舉起了鎬頭，只一下就砸在組長的頭上，組長倒下去了，他對着倒在地上的組長的頭又掄起了鎬頭，直到組長的腦漿出來不再動彈。他沒有跑，在家裏等到我們抓他。
從現場勘驗到抓捕嫌疑人直到最後移送起訴，我是本案的主辦人。這是一起典型的激憤故意殺人案件，雖然客觀上致死人命，但主觀上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不是特別強，被害人的過錯在先。因此我對他的罪行表示同情和可憐，但同情和可憐不能背離了法律。
在每一次的審訊中，他對自己的罪行都供認不諱，認罪悔罪的態度很好。清楚記得：在審訊時，他總是重複：“我封垵子呢，我封垵子呢。”（就是把地瓜栽上後澆水，水乾了，用手把地瓜秧埋實）。一邊重複一邊拍打光禿禿的頭頂，頭頂上早已滲出細密的汗珠，渾濁的淚水順着老臉往下流淌。他只是重複“我封垵子呢”，不會爲自己辯解，說不出：我在給地瓜秧封垵子，不想打仗，是對方先動手打我，我才被迫還手的。是的，從始至終他都沒有爲自己打死人而辯解，一直是認罪悔罪。
兩次提審後，案情已經清晰了。他開始和我要煙抽，也開始和我說他的家庭，他精神不好的老伴和他六歲的女兒。他說：“我這麼大歲數了，把人打死了，這是死罪，我槍斃就槍斃吧，我死了我的老伴和孩子可怎麼過呀。”“你這年輕的心眼兒真好，沒有打我罵我，還開導我可憐我，我信着你了，我肯定要槍斃的，你幫我辦些事吧。”這樣，他把家裏僅有的存款多少，在哪裏放着，外面他還欠別人多少，別人還欠他多少，都一一告訴我，讓我記上。還說：“我老伴精神不好，後事找我小舅子按排，我死了，讓他把老伴和孩子接走，房子看着處理。”並把他內弟的電話告訴了我。
對於這樣一個殺人犯，我還能怎樣呢？按規定是不允許給犯人吸菸的，可是每次審訊後，他都朝我要煙抽，我也就偷偷的給他，他抽着煙，在審訊室裏和我說着一些家常。法外無情，除了可惜可憐和給他一些法律允許範圍內的寬容和寬慰，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我安慰他：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會得到公正的判決，既然已經如此，你就要老老實實的等待判決。他說：“你放心吧，就憑你這樣對我，我保證老老實實的，不會在裏邊尋死覓活，也不搗亂，不給政府找麻煩。”
以後的日子，我再去看守所審訊，從他的監舍路過，他看見了，就會隔着窗戶喊我，朝我點頭。經過看守所許可，我又滿足了他的要求，給他找來了女兒的照片給他。後來通知他內弟來接見他，他安排了所有的後事。再後來看見我喊我時，他還告訴同監舍的在押犯說：“這是個好人哪。”
當他的死刑判決下來後，他頭兩天絕食了，躺在監舍裏一動不動。看守所領導通知我，我去了，看守員告訴他我來了，他擡頭從窗裏看見是我，踉蹌着爬起來，我和看守員把他提出來，又和他嘮了一次，勸他不要鬧事要聽話，他再次答應了我。並提出要在臨死前抽一回旱菸吃一回燒雞。我和看守所請示後同意了他的請求。第二天，我買了旱菸和燒雞，又破格提出他，讓他抽上旱菸，吃上燒雞。他接連抽了三顆旱菸，燒雞隻吃了幾口就不要了。老淚縱橫，抓着我的手，跪在地上說：“我的案子，碰上了你，是我最後的福份哪，就是明天槍斃了，我知足了。”
以後的日子裏，他真的很聽話，看見我還是和我打招呼點頭，明顯的眼裏多了淚花。據說，他在最後的日子裏是一天一天數着過去的，直到被處決。
我曾答應他，在他臨刑前讓他能看上我一眼。可是，我說不出爲什麼，卻最後一次負約了。
我負了一個死囚的約。
死囚，63歲。已被執行死刑。
作爲一名刑警，在我記憶的深處至今尚未抹去對這個死囚的印象。
他（既然已被執行死刑，那麼所有的罪惡也應該隨他的肉身而去了，就稱呼爲“他”吧），典型的農民，一米七二的個頭，身材不算魁梧，也還結實，滿是皺紋的老臉黑黝黝的，鑲着一雙尚未完全昏花的眼睛，下巴上長着花白的一綹鬍子。尤其是那早已謝頂的光禿禿的頭上，時常會沁出汗珠。說話時總是重複，還拍打着光禿禿的頭頂。因爲家庭困難，在他57歲時才找了一個54歲的精神不好的寡婦。還有了一個女兒，這使他的生活重新有了奔頭，女兒自然是他的心頭肉。
就是這樣一個平庸的再不能形容的地地道道的老農民，卻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叛處了死刑。
案情是這樣的：2004年的春天，這裏異常的乾旱，農民沒辦法及時的播種。他在離家很遠的幹河套邊上有一塊地，和村民組長的地緊挨着，兩家的地塊都不是很大，按土地級別是三等地。久盼而來的一場小雨後，組長家搶先把地種上了，而他卻錯過了這場雨。等到又一場雨他去種地時，他才發現組長種的高粱已經出來了，而且很明顯的佔了他的大半條壟。他就去組長家想說道說道，不料在組長家話不投機，他還被年輕力壯的組長打得頭破血流。他沒有辦法，只好擦洗了頭上的血，窩着一肚子火回來種地。他是按着原來的地界石種的，這樣就把組長種的已經長出來的高粱給翻了一壟。一上午就把鄰近組長的地裏的長壟種完了。下午，他又挑着水桶裝上地瓜秧子，拿着鎬頭準備把剩下的幾條斜壟栽上地瓜。就在他自己忙活着栽地瓜時，組長的老婆來了，看見他把組長家的高粱給翻了一壟，就指着他破口大罵，他只是分辨說自己是按原來的地界石種的，就不在吭聲。過一會兒，組長扛着鐵鍬走來了，組長老婆看見老公來了，罵得更起勁了，邊罵邊往他跟前湊，他只好從地裏直起身站起來，組長老婆以爲他要打人，就一頭向他撞去，他閃身，組長老婆擦着他身子邊倒在地上。組長跑過來說：你怎麼動手打一個老孃們，組長拿着鐵鍬就朝他砍，他只好躲閃着跑，躲閃中他也拿到了自己放在一邊的鎬頭，但還是被組長的鐵鍬砍了後背一下，他忍着痛向組長舉起了鎬頭，只一下就砸在組長的頭上，組長倒下去了，他對着倒在地上的組長的頭又掄起了鎬頭，直到組長的腦漿出來不再動彈。他沒有跑，在家裏等到我們抓他。
從現場勘驗到抓捕嫌疑人直到最後移送起訴，我是本案的主辦人。這是一起典型的激憤故意殺人案件，雖然客觀上致死人命，但主觀上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不是特別強，被害人的過錯在先。因此我對他的罪行表示同情和可憐，但同情和可憐不能背離了法律。
在每一次的審訊中，他對自己的罪行都供認不諱，認罪悔罪的態度很好。清楚記得：在審訊時，他總是重複：“我封垵子呢，我封垵子呢。”（就是把地瓜栽上後澆水，水乾了，用手把地瓜秧埋實）。一邊重複一邊拍打光禿禿的頭頂，頭頂上早已滲出細密的汗珠，渾濁的淚水順着老臉往下流淌。他只是重複“我封垵子呢”，不會爲自己辯解，說不出：我在給地瓜秧封垵子，不想打仗，是對方先動手打我，我才被迫還手的。是的，從始至終他都沒有爲自己打死人而辯解，一直是認罪悔罪。
兩次提審後，案情已經清晰了。他開始和我要煙抽，也開始和我說他的家庭，他精神不好的老伴和他六歲的女兒。他說：“我這麼大歲數了，把人打死了，這是死罪，我槍斃就槍斃吧，我死了我的老伴和孩子可怎麼過呀。”“你這年輕的心眼兒真好，沒有打我罵我，還開導我可憐我，我信着你了，我肯定要槍斃的，你幫我辦些事吧。”這樣，他把家裏僅有的存款多少，在哪裏放着，外面他還欠別人多少，別人還欠他多少，都一一告訴我，讓我記上。還說：“我老伴精神不好，後事找我小舅子按排，我死了，讓他把老伴和孩子接走，房子看着處理。”並把他內弟的電話告訴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