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這個名字從20xx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更是被大家廣爲熟悉。當然，他的作品一直都是被人讚揚的。而在他的散文中也保留了他獨有的感性化寫作風格，文字鮮活、率真，讓人感到非常的有趣;下面是有莫言愛情散文，歡迎參閱。
莫言愛情散文：文學與牛
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得獎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爲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獎。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卑之無甚高論”，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白。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爲我的《牛》得了獎，因爲我很看重這個獎。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童年記憶”，一談到“童年記憶”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麼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爲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塗，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樣。
我童年時期，正逢“文革”，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地。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項目就是吃過晚飯後到曠野裏去追牛。當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們點着馬燈在大隊部裏鬧革命，四類分子趁着月光給生產隊裏幹活，我們趁着月光在田野裏追牛。那時候，就像我在《牛》裏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里根本沒有飼草，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裏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屍後，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後，就剝皮賣肉，全村皆歡。
當然最歡的還是那些正在掌權的紅衛兵頭頭，這些雜種，比正在挨着批鬥的支部書記、大隊長還要壞，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讓他們吃了。現在想想，這也是應該的，當官如果沒有好處，誰還去當?我們一幫孩子，吃罷晚飯，等到月光上來，就跑到田野裏，追趕那些瘦得皮包骨頭的牛。“文革”期間，地裏不但不長莊稼，連草也長得很少，牛在光禿禿的田野裏，吃不飽，學會了挖草根啃樹皮，還學會了用蹄子敲開冰河飲水。
我們在月光照耀下開始追牛，起初我們不如牛跑得快，但漸漸地牛就不如我們跑得快了。我們每人扯住一條牛尾巴，身體後仰着，讓牛帶着跑，舉頭望着明月，猶如騰雲駕霧，有點飄飄如仙的感覺。那些老弱病殘的牛，很快就被我們給折騰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見了人就雙眼發紅，鼻孔張開，腦袋低垂，擺出一副拼命的架勢。對這樣的牛，我們不敢再追了。後來又出了一個謠言，說是有幾個剛死了的人的墳墓讓這些野牛給扒開了，屍體自然也讓這些野獸給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離吃活人也就不遠了。因此我們的追牛運動就結束了。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沒有文學。
“文革”結束後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夥，先是聯產計酬，緊接着就是分田單幹，家家戶戶都養起牛來，牛的身價猛地貴了起來。人民公社時期說起來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當東西的牛，重新成了農民的命根子。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時代。
90年代以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農民對種地失去了熱情，年輕力壯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掙錢，村子裏的土地，多被大戶承包，再加上小型農業機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糧田的減少，牛作爲主要的生產資料逐漸成爲歷史。現在農民養牛的目的，基本上是養肥了賣肉，社會的商品化，改變了牛的歷史地位，農民與牛的感情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過去，人們常常詛咒那些殺牛的人，說他們死後不得好報，現在，殺牛跟殺豬一樣，成了司空見慣之事。這個時期，我們的文學也失去了它的神聖和尊嚴，文學創作，也正在變成一種商品生產。
我馬馬虎虎地感到，幾十年來，牛的遭遇與文學的遭遇很是相似，農民的養牛史，活像一部當代文學史。我估計會有很多人反對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陽春白雪，但學不會，只能是什麼人說什麼話。
最後，我想說，搞文學的同志們，不要悲觀，更不要絕望，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農民無論怎樣變化，爲了耕田而被飼養的牛還是會存在的，因此純粹的文學還是會存在的。我想《小說月報》之所以獎勵我，並不是因爲我的這篇小說寫得有多麼好，他們獎勵的是我這種爲了耕田才養牛的精神。
莫言愛情散文：第一次去青島
第一次去青島之前，實際上我已經對青島很熟悉。距今三十年前，正是人民公社的鼎盛時期。全村人分成了幾個小隊，集中在一起勞動，雖然窮，但的確很歡樂。其中一個女的，名字叫做方蘭花的，其夫在青島當兵，開小吉普的，據說是海軍的陸戰隊，穿灰色的軍裝，很是神氣。青島離我們家不遠，這個當兵的經常開着小吉普回來，把方蘭花拉去住。方蘭花回來，與我們一起幹活時，就把她在青島見到的好光景、吃到的好東西說給我們聽。
什麼棧橋啦，魯迅公園啦，海水浴場啦，動物園啦，水族館啦……什麼油燜大蝦啦，紅燒裏脊啦，雪白的饅頭隨便吃啦……通過她眉飛色舞、繪聲繪色的描述，儘管我沒去過青島，但已經對青島的風景和飲食很熟悉了，閉上眼睛，那些風景彷彿就出現在我的眼前。方蘭花除了說青島的風景和飲食，還說青島人的“流氓”。她說——起初是壓低了嗓門，輕悄悄地：“那些青島人，真是流氓成性……”然後就突然地擡高了嗓門，彷彿要讓全世界都聽到似的喊，“他們大白天就在前海崖上吧唧吧唧地親啊……”這樣的事情比風景和飲食更能引起我們這些小青年的興趣，所以在方蘭花的腚後總是追隨着一幫子小青年，哼哼唧唧地央告着：“嫂子，嫂子，再說說那些事吧……再說說嘛……”她低頭看看我們，說：“瞧瞧，都像磅一樣了，還敢說給你們聽?”
生產隊裏有一個早些年去青島販賣過蝦醬和鸚鵡的人，姓張名生，左眼裏有顆寶石花，歪脖子，有點歷史問題，整日悶着不吭氣。看方蘭花昂揚，氣不忿兒，終於憋不住，說：“方蘭花，你天天吹青島，但你是坐着你男人的小吉普去的，你坐過火車去青島嗎?你知道從高密坐火車去青島要經過哪些車站嗎?”方蘭花直着眼答不上來。於是張生就得意地歪着腦袋，如數家珍地把從高密到青島的站名一一地報了出來。
他坐的肯定是慢車，因爲站名達幾十個之多。我現在只記得出了高密是姚哥莊，過了姚哥莊是芝蘭莊，過了芝蘭莊是膠西，過了膠西是膠縣，過了膠縣是蘭村，然後是城陽、四方什麼的，最後一站是老站。但在當時，我也像那張生一樣，可以把從青島到高密沿途經過的車站，一個磕巴都不打地背下來，而且也像張生那樣，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在我真正去青島之前，我已經在想象中多少次坐着火車，按照張生報告的站名，一站一站地到了青島，然後按照方蘭花描畫出來的觀光路線，把青島的好山好水逛了無數遍，而且也夢想着吃了無數的山珍海味。夢想着坐火車、逛風景是美好的，但夢想着吃好東西是不美好的，是很難過的。嘴裏全是口水，肚子咕嚕嚕地叫喚。夢想着看看那些風流人物在海邊上戀愛也是不美好的。
等到1973年春節過後，我揹着二十斤綠豆，二十斤花生米，二十斤年糕，送我大哥和他的兒子去青島坐船返回上海時，感覺到不是去一個陌生的城市，而彷彿是踏上了回故鄉之路。但一到青島我就徹底地迷失了方向。從我舅舅家那兩間坐落在廣州路口、緊靠着一家木材廠的低矮破舊的小板房裏鑽出來上了一次廁所，竟然就找不到了回去的道路。我在那一堆堆的板材和一垛垛的原木之間轉來轉去，從中午一直轉到黃昏，幾次絕望地想哭，汗水把棉襖都溻透了。終於，我在木頭垛後聽到了大哥說話的聲音，一轉彎，發現舅舅的家門就在眼前。
等我回到了家鄉，在勞動的間隙裏，鄉親們問起我對青島的印象時，我感慨萬端地說：“青島的木頭真多啊，青島人大都住在木頭堆裏。”
莫言愛情散文：生活是一種態度
生活其實就是一種態度，悲與樂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間，想通了也就是那麼回事。
蕭十一郎說，他從小就失去了爹孃，與狼生活在一起，狼是最忠貞的動物，就好像他一樣，從小，他就學會了在苦中做樂，他清楚的知道世界的現實，他想要逃避，想要過寧靜的生活，可是現實卻逼迫着他向前，不允許他停止腳步。
我知道蕭十一郎本就是古龍想象中的一個人物，可是這也是他自己形象的一種典範，年輕的時候受盡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到老通過酗酒來渡過餘生，這也導致了他英年早逝。其實，比起金庸我是更加的喜歡古龍的，至少說，比起古龍，金庸是幸運的，所以，這也是他們寫作創作風格的不同之處。
古龍希望過着平靜的生活，能有家的溫暖的生活，就好像就是小說中的蕭十一郎，正因爲如此，所以蕭十一郎喜歡上了沈碧君而不是風四娘，因爲沈碧君代表着善良、美麗、真誠。
因爲看清了世界真實的面目，所以他總是與這個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保持在安全線內，他的要求不多，只想着平靜的生活，想要一個家，這也導致了邪惡派連城壁的出現，其實連城壁也是一個悲劇的人物，作爲一個保養的孩子，沒有受到過一點的親情，知道遇上沈碧君，這而，也是問題的根源。
多次被誤會，不解釋，因爲時間會證實一切，多好次想要了斷自己的生命，可是使命卻讓他不能如此。所以他就這樣的堅強的活了下來。原着中，本來蕭十一郎的結局本不是很好，這也讓大師古龍很是不滿，於是又着手寫了續《火拼蕭十一郎》，於是有了完美的結局。其實這也是古龍自己想要有的生活的結局，可是都不能如願。
生活其實就是如此的現實，現實得讓人可怕，可是我喜歡蕭十一郎的那個角色，苦中作樂，也許我是應該學習一下他的精神，學習他對於生活的態度，雖然我是沒有什麼護刀家族的使命，但是至少我應該爲我的事業想一想。世界上的人那麼多，品種又是那麼的多，我能考慮的又能有多少呢，學着與這個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至少不要讓自己受傷，不要讓自己輕易的受傷。
※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