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魯麗
她當過二十七年的醫生，那時是個好醫生；如今她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是羣衆心目中的好領導人。不管在什麼位置上，她都在用自己的行動說話：誰說女子不如男？
二十世紀的中華大地造就了多少傑出女性。她們當中，有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學家，有造詣高深的人文學者，有才華蓋世的藝術家，也有出色的政治家。現居國家領導人高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何魯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何魯麗出身名門。她的父親何思源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早年曾赴美國、德國、法國留學。回國後投筆從戎，參加北伐，曾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後任國民黨山東省主席，1946年任北平市長。北平解放前夕，何思源沒有去臺灣。他選擇了爲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奔走呼號。爲了這一選擇，何思源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國民黨在他家裏埋藏了兩顆炸彈，1949年1月17日深夜，炸彈爆炸奪去了何魯麗胞妹的生命。其時，何魯麗已有14 歲，那幕慘劇使她永生難忘。國民黨的炸彈沒有嚇倒何思源，反而堅定了他爲保衛古都獻身的信念。兩天以後，他作爲北平人民的11個代表之一，參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爲保護這座五朝古都立下功勞。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曾任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併爲國家建設提供了許多很有見地的意見和建議。
何魯麗的母親是一位法國人，名叫宜文妮·詹姆斯。她的中國名字叫何宜文。生於法國南部的何宜文於1924年在巴黎大學讀人文專業時，與中國留學生何思源相愛。1928年，她離開自己的祖國，到上海與何思源結婚。從那時起，這位法蘭西女性，在異國他鄉整整生活了50年。她爲自己和家人營造了一個人人見了都會羨慕的溫馨的家。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裏，何魯麗從小就養成了勤奮好學的習慣和以天下爲己任的胸懷。
1957年，何魯麗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因爲成績出衆，被北京兒童醫院院長、著名兒科專家諸福裳指名調到兒童醫院工作。後來又被北京第二醫院院長高崇基指名調去創辦小兒科。勤奮和天賦，再加上長期的臨牀實踐，使何魯麗在“小兒內分泌”、“小兒成長障礙”等研究治療方面頗有成就，這使她在醫學界有了名氣。當了27年兒科醫生的何魯麗，至今深深愛着醫生這個職業。她說；“每當看到病牀上一個個小生命經過我們的救治轉危爲安時，心裏總是充滿了幸福感。”
1984年，49歲的何魯麗脫下了白大褂，步入政壇。那年，北京市各區縣基層政府改選，提出幹部要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領導班子要配備黨外人士和婦女。何魯麗很符合這些條件。上級動員她爲了國家利益而放下心愛的聽診器，她服從了。她以絕對優勢當選，挑起了西城區副區長的重擔。何魯麗分管的工作從科技、外事、市容、衛生、計劃生育到民政，面寬龐雜。她以嚴謹細緻的工作作風，一絲不苟地辦理每一件事，不幹好決不鬆手。她的工作很有成效，給領導和羣衆留下了幹練和務實的深刻印象。
1988年的北京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上，何魯麗在無記名差額選舉中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當選爲北京市副市長。四十二年前，她的父親何思源出任北平市長時，也許絕不會想到他的女兒將來會從政，更不會想到四十二年後女兒會成爲北京副市長。如果說這是“歷史巧合”的話，其根本的契機在於，共和國新的歷史時期需要一個有着像何魯麗那樣的政治歷史背景的女性出任北京市副市長，這更與何魯麗在從政期間所表現出的優良的作風和幹練的行政纔能有關。在她分管文教衛生等工作期間，北京市連續三年榮獲全國十佳衛生城市稱號。一尊鐫刻着何魯麗名字的景泰藍大獎盃，無疑是對她工作成就的最好讚譽。1993年，在北京市第十次人民代表大會的差額選舉中，何魯麗再次當選副市長。
1996年11月，何魯麗當選爲民革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主席，成爲繼李濟深之後的第八位民革中央主席。同年，何魯麗當選爲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一年之後，在民革九屆一中全會上，她再次當選爲民革中央主席。
身爲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魯麗十分注重參政議政工作，她親自帶領民革的黨員深入基層調研，對她所熟悉的醫療衛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工作尤其關心。在她的領導下，擔任各級人大、政協職務的7600多名民革成員通過每年的“兩會”向中央及各級政府報送的建議和提案近2000項。這些提案和建議都得到了有關領導重視，並且認真加以解決，有些已經付諸實施。民革中央報送的幾十份很有份量的提案和建議，得到了國務院的肯定並被有關部門接受採用。
何魯麗的工作作風乾脆利落，表面上像是線條很粗，可是身邊的人都知道，她的內心十分細膩。每逢春節，友人們都會收到她親手調養刻制的水仙花，在那淡淡的清香裏滲透着她對親友的一份深摯的愛。這樣的溫情無疑來源於她那慈愛的法蘭西母親。
何魯麗是好醫生、好領導，也是好妻子、好母親。她曾有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她的丈夫榮國煌是著名的外科醫生，與何魯麗是大學同窗，夫妻間感情很深。他們有兩個非常優秀的兒子。她的家庭與她父母的家庭同樣令人羨慕。不幸的是，她的丈夫過早離開了人間。那是1989年，在美國作訪問學者的榮國煌忽然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有關方面緊急派人把他接回國治療，5個月後，他病情惡化，不幸逝世。失去愛人的何魯麗陷入極大的悲哀之中，後來的5年裏，她一直讓家中的一切保持着丈夫生前的樣子，以這樣的方式來寄託她的哀思。但巨大的打擊並沒有使何魯麗倒下，她把悲痛深埋在心底，以高效的工作和卓越的成績告慰親人的在天之靈。
1998年，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何魯麗當選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從一名醫生到政府官員，從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到全國政協副主席，再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職位變了，但何魯麗的平民本色沒有變，那種平易近人、真誠熱情的作風更未改變。在這個崗位上，她一如既往地爲她深愛着的祖國、深愛着的同胞無私地奉獻着自己的一切。
傳奇的父親 平實的底蘊
何魯麗出生於一個頗富傳奇色彩的家庭。父親何思源，山東菏澤人，祖上是當地的官宦人家，歷代書香，但到何思源祖父這一代時，家道中落，靠行醫爲生。何思源靠親友和老師接濟，先上中學，後來考上北京大學，入文科哲學系。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主張，何思源的思想發生深刻變化，愛國、民主的思想勃然萌發，日益強烈。1919年5月4日，他參加了天安門廣場上“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集會遊行，並參與了火燒趙家樓的壯舉。參加“五四”運動對何思源一生影響至深，幾十年後，何魯麗與父親路過趙家樓舊址，父親還爲她指點歷史遺蹟，心情激動。
1919年至1926年，何思源留學歐、美，攻讀哲學和經濟，不但著成《國際經濟政策》一書，由國內商務印書館出版，還與法國籍同學項宜文(中文名)相愛，於1928年在上海結婚。何魯麗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自然英文和法文俱佳，至今還有閱讀法文原版小說當作休息的習慣。
1928年，還是中山大學教授和經濟系主任、法學院院長的何思源，由於戴季陶的推薦，被蔣介石任命爲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隨着北伐軍進軍山東，隨即被任命爲山東省教育廳長。這一廳長不做則已，一做做了15年。期間他“伺候”過5位省長，其中包括韓復榘這樣草莽無文的地方軍閥。但不管是被軍閥勢力傾軋排擠，被剋扣教育經費，還是由於推行抗日教育而受到日本領事的蠻橫抗議，他仍是一頭撲進山東的教育事業中，一邊憑着魯西南人的戇直和智慧，巧與周旋；一邊埋頭苦幹，實績累累。他籌建了國立山東大學，創辦了醫學專科學校、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和師範學校多處，增設多所省立高中。在他的努力下，各縣均設立了初級中學，行政村普遍設立國小。他還提出“社會教育”、“求生教育”、“愛國教育”等教育思想，並以教育行政首長的有利條件將其貫徹於辦學之中。他還親自到山東各地向師生演講愛國抗日，僅1936年，就達45次之多。他具有遠見的教育思想和爲發展山東教育做出的貢獻，至今被人稱頌。
何思源先生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華北日軍長驅南下，兵臨黃河而欲取濟南。時擁有8萬兵馬之重，身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在日軍的進攻面前不發一槍放棄濟南，退到泰安；蔣介石十萬火急電令他死守泰安，而他已先一步南逃濟寧，不兩天，又逃到魯西南的鉅野和曹縣。而此時學者出身、做了15年教育廳長的文官何思源卻臨危受命，毅然出任魯北行署主任，帶着教育廳十幾個年輕幹部，再加上幾個縣的教育局長和校長，以此爲骨幹組織游擊隊，以十幾年間努力推行抗日愛國教育而在羣衆中形成的強大精神力量爲憑藉，與日本侵略軍在魯北平原上打起了游擊戰，隊伍發展到5個旅、10個團、20多個縣大隊，成了日本人在山東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1940年12月，日本憲兵隊偵知何思源的妻兒四人，包括7歲的何魯麗匿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便將他們逮捕起來押解魯北，一面以殺死妻兒相脅迫、一面以高官厚祿相誘迫，妄圖使何思源投降。此時的何思源充分顯出了他的國際視野和深諳國際鬥爭策略的智慧。他一邊把魯北70名意大利傳教士和修女扣押起來，一邊通電國際社會，嚴厲譴責日本濫捕無辜，蔑視人道的罪惡行徑，表明寧作犧牲決不投降的決心；同時聲稱意大利租界當局任由日本人在租界捕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日本人殺我1個親屬，我便要殺10個意大利人作爲報復！何思源這一出人意料而又大義凜然的“反人質”鬥爭，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令意大利政府十分緊張，不得不出面交涉。在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茨被迫把何思源妻兒送回天津，下令釋放。
1944年11月，何思源被任命爲山東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又調任北平市市長。任內，由於同情北平學生反迫害、反飢餓、反內戰的民主運動，不滿於蔣政權的日益腐敗，於1948年6月被免去市長職務。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何思源積極爲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被華北七省市議會推舉爲和平談判首席代表。爲此，蔣介石下令軍統局對他實施暗殺計劃，何思源付出了家庭成員一死五傷的代價。解放以後，他重返學術，開始了平淡而寧靜的著述生活，出版和發表了文章、專著和譯著幾十種，還擔任了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
青年時期的何魯麗
何思源以7年留學歐美的經歷和大學教授的身份，在草莽軍閥的手下辦教育，堅持十數年，成就不凡，至今爲人稱道，確實頗富傳奇色彩；他以一介書生，拉起隊伍，在8年之中與窮兇極惡的日寇周旋，抗日之志，終不屈服，也頗富傳奇色彩；以一個免職的國民黨政府特別市市長，在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毅然選擇了跟共產黨走的後半生人生道路，爲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大貢獻，更是富有傳奇色彩。然而，拂去這些傳奇經歷的表面，卻是一個參加過“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的青年，貫穿於人生始終、百折不回的強烈愛國精神。這一精神，是中國近代以來一切志士仁人都必然具有的，所以又是十分平實的。
除了在抗戰時期離開過父親5年時間外，何魯麗基本上都是與父親在一起生活。她尊敬父親，愛父親，深受父親影響。成年後，她兢兢業業地做了27年兒科醫生；“文革”以後，時緣因會，從基層政府北京西城區副區長，到北京市副市長，後來又擔任國家領導人，成爲一名成熟的政治活動家。她的從政經歷和持守更多的是繼承了她父親平實的底蘊，這就是：愛國、報國，跟共產黨走，堅定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就是何魯麗作爲當代中國政治活動家的思想內核。而父親熱愛教育事業，以教育救國、教育報國的志業，又賦予了何魯麗從政關注的若干重點和鮮明的色彩，包括她爲什麼在人大常委會和民革參政議政工作中，特別關注教育和婦女問題。
從政數十年，她總能出色地進入角色
1984年，何魯麗作爲非黨人士，女性知識分子，當選爲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這對於一位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後做了27年小兒科大夫的人來說，確實是個陌生而全新的崗位。她後來回憶說，當時連區政府在哪兒都不知道，第一次乘公共汽車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區政府的大門，迷路了。在簡報上寫批文，她還像醫生開處方那樣，把自己的名字簽在右下角，還是辦公室主任糾正了她。但是，何魯麗知道這個新的崗位的意義，她只能幹好，不能幹糟。憑着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憑着科學工作者嚴謹、踏實的工作作風，也憑着被新聞記者稱爲“較真兒”的那股勁，何魯麗很快就進入了副區長的角色，在二環路的整治和拆遷，在主管的科技、外事、市容、衛生、計劃生育和民政等各部門的工作中，幹得有聲有色，領導讚許，同事認可，羣衆滿意。人們不會忘記，何魯麗做西城區副區長，上任伊始，就一手抓起實實在在的與京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她辦了北京市第一所新婚學校、第一所孕婦學校，整修了區內一大批公共廁所。“公共廁所”，似乎瑣碎不足道，卻是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對此她一抓到底，後來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在制定如何把北京市建成衛生城的方案中，還建議把全市5000多個廁所的改建列爲重要內容。同時重視抓好農村的“改水”工作，使全市整體衛生水平不斷提高。
1988年，何魯麗步入北京市政府大院，出任副市長。按照市長們的分工，她主管衛生、民政、計劃生育、文化，兼管體育、出版等衆多方面的工作。在她上任伊始，北京人的健康正面臨嚴重的挑戰。上海流行甲肝，陰影籠罩着北京，人們談虎色變。不到三個月，又一個考驗接踵而至：紅眼病在北京大有蔓延之勢。何魯麗以一個醫生的豐富專業知識和幹練的行政組織能力，部署、督促、落實、檢查，足跡遍佈工廠、學校、餐館、夜市、農貿市場，乃至居民的家中。在全市上下一致的努力下，北京市1000萬人口的健康，終於避開了兩個瘟神的可怕襲擊。
正是在這兩次風浪中，何魯麗從戰略的高度，提出了北京市衛生工作的宏觀目標：“在我任職之內，要始終抓好樹立大衛生的觀念，提高全市人民的健康水平，首先抓好預防。”按照這一目標，何魯麗和專家們研究制定出把北京市建成一個衛生城市的各種方案，並一個一個加以實施，北京由此連續三次獲得全國“十佳”衛生城市的稱號。
計劃生育，號稱天下第一難的工作，何魯麗踏實的工作作風在此有最爲充分的體現。只需舉一個例子：作爲皇皇京城的副市長，她一頭扎到遠離市區100多公里的延慶縣康莊鄉，去那兒具體指導計劃生育工作達11次之多，深入農戶做說服動員。她經常誠懇地對基層的同志說，“你們要把實話告訴我，這數字(指計劃生育統計數字)裏面水分是多少，讓我聽聽，我好知道工作應從什麼水平做起。”到1992年，何魯麗的工作顯出了成效，北京市進入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十個一類地區的行列，計劃生育率達99.76%，晚婚率爲89.27%。從上述這些工作成就可以看出，作爲政府的高級行政官員，何魯麗的領導才能逐漸成熟了。
1996年11月11日下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會場。會場上的氣氛熱烈而隆重，一項十分重要的議程——選舉民革中央主席——正在這裏進行。投票箱前，中央委員們魚貫而過，投下了自己神聖而莊嚴的一票。經過一陣緊張有序的計票、點票工作，當大會執行主席周鐵農同志宣佈：何魯麗當選爲民革中央主席!這時，會場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掌聲表達了中央委員們和所有民革黨員對民革新的領導人產生的喜悅心情。中央常務副主席彭清源同志在隨後的講話中表示，中央全體副主席竭誠擁護大會選舉的結果，魯麗同志將是我們民革一個優秀的、新的一代領導人，副主席們將全力支持魯麗同志的工作，全心全意做好她的助手。何魯麗也即席向中央委員和與會的全體同志致了答辭。答辭中，她首先感謝組織和中央委員們的極大信任，表示決不辜負大家的期望。她談到，要適應新的領導崗位的要求，首要的任務是學習。學習理論，學習民革老前輩堅持共產黨領導、與共產黨合作共事的好傳統；向民革中央領導班子成員學習，儘快熟悉民革中央的工作。她表示，要充分尊重民革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堅持民主集中制，開創民革工作新局面。她的答辭思路開闊清晰，語言明快，態度誠懇而樸實，表現了她一貫的作風和素養，又一次引來了熱烈的掌聲。
當時她思考的焦點是：把一個什麼樣的民革帶入21世紀？現在她說：民革各項工作已經“上道了”
當1996年底何魯麗當選爲民革中央主席的時候，《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已經出臺7個年頭了，民主黨派確立了參政黨的地位。隨着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執政黨希望民主黨派作爲參政黨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更爲積極的作用，社會各界對參政黨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有了更高的要求，民革黨內許多黨員，特別是中青年黨員的政治參與感日益增強。而民革自身，黨員的老化現象十分嚴重，領導班子新老交替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各項工作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建設還十分薄弱，參政議政工作從整體上看，層次和水平都還比較低，以致有人戲稱，黨派的提案都是關於“開水不燙，路燈不亮”一類的事情。也就是說，參政黨工作的各個方面，離它們擔負的歷史使命和政治責任，還有許多距離。面對這一形勢，面對參政黨工作的諸多頭緒，到底該抓什麼？何魯麗就在她當選爲主席的民革八屆五中全會上向民革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提出了“把一個什麼樣的民革帶入21世紀”的問題。
在將近10年以後再回過頭去看這個問題，它確實切中了關鍵和要害。它的含義就是，民革作爲參政黨，首先必須政治上堅定清醒，制度上健全完備，組織上富有活力和凝聚力，如此才能談得上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加強自身建設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他問題也都將迎刃而解。
爲此，何魯麗在那次會議上着重強調，要“講政治”、“講學習”。她指出，江澤民同志一再強調“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這不僅是對中共領導幹部提出的要求，也是對民主黨派領導幹部的期望。民革是一個政黨，首先必須講政治。關於講學習，她說，首先就是要自覺用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頭腦，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善於從政治上正確觀察、分析問題和處理問題，推動工作。自此，民革自上而下，開展了深入持久的學習活動，何魯麗更是從中央會議上講到支部座談會上，談學習、談學習的重要性、談學習的內容和方法。她說，我就是不怕重複，不怕人家說我煩。不學習，思想政治素質怎麼提高？不提高，參政黨的作用怎麼發揮？1997年，民革中央中心學習組成立，定期學習，堅持至今。2000年，民革中央常委會研究瞭如何加強民革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作爲一次中常會專題研究思想政治工作，這在民革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會議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形成了《民革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發至全黨，有力地指導和推進了民革的思想建設。今天，民革黨員的整體思想狀況，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就是積極向上、健康穩定。這就爲民革在多黨合作中發揮作用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民革中央自身建設的思路越來越清晰，工作走上了有條不紊的軌道。一般都是，每年上半年的一箇中央常委會，必定集中研究一個課題。在此之前，中央相關工作部門派出調研組，赴各地各級組織瞭解情況、總結經驗、發現問題，把材料帶到中央常委會上。中常會圍繞既定課題，參照材料，進行深入研究，提出推進工作的目標、原則、方法、內容等一整套完整的構想和措施，形成文件。然後用一整年的時間在實際工作中操作和落實。幾年來，相繼研究和落實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如領導班子建設問題、基層組織建設問題、參政議政工作機制問題，等等。民革自身建設的工作從工作思路和實效上，已非昔日可比。所以何魯麗十分欣慰地說是“上道了”。
民革自身建設的成效極大地推進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的發揮。近年來，民革中央和各級各地組織圍繞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的重大問題，提出了數以百計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或者作爲各級政協大會上的提案提出，或者作爲專題報告，直接報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其中許多引起了執政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比如，2001年民革中央在全國政協大會上提出了《關於鞏固淮河治污成果，進一步加大治污力度的建議》，“建議”分析了淮河治污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並提出瞭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同志對此非常重視，專門作出批示，責成環保總局並國家計委、財政部、建設部、水利部、衛生部認真研究，明確對策，保證實施。再如民革中央關於建立健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體系的建議，其中指出21世紀之交，各類工礦企業職工傷亡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水上交通事故，以及各種公共場所發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有愈演愈烈之勢，其癥結就在於要建立和健全一個完整、統一、科學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體系。這一提案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民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意見，有的來自黨員的思考，有的來自專家的研究，但更多的還是來自民革組織有目的、有準備、有步驟的調研。比如前面提到的關於淮河流域治污的建議，就是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周鐵農率領調研組，對流域中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四省實地調研的成果。調研組往往由民革中央領導帶隊，有政府有關部門的官員、學者、專家和民革工作部門的幹部參加，調研組優勢互補，而且擺脫部門、地方利益的糾纏，所形成的結論，往往客觀公正,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
儘管除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繁忙的工作之外，何魯麗還身兼多種社會職務，但她每年必定抽出時間，一次甚至數次親自帶隊進行調研。幾年來，她帶領民革中央調研組，對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設、對東三省振興老工業基地、對浙江省農業經濟合作組織等多個課題，進行實地考察和調查。調研之時，一如她慣常的風格，一定深入到車間、里弄、村民小組和農戶家中，與居民、工人、農民拉拉手，聊聊家常，在一問一答之中，眼看耳聽之際，真實情況，第一手的資料，就都得到了。
2002年，在民革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何魯麗再次當選爲民革中央主席，再次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領導民革建設和發展的重任，她的思考更爲廣闊和長遠。她認爲，進入21世紀的中國，機遇和挑戰同時存在，面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分化”、“西化”的圖謀，面對國內利益多元化、分層化，利益關係日益複雜的現實，我們要順利實現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成功抵禦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必須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鞏固和完善。鞏固和完善這個制度，不光是執政黨的事，參政黨也有重大責任，要有更大的貢獻纔對。要以最堅定的態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最大的誠意，支持和幫助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比如近幾年出了不少貪官，老百姓很痛恨。假如是反對黨，貪官多不怕，越多越可以抓你、攻擊你。但我們是與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參政黨，貪官污吏給國家抹黑、給執政黨抹黑，我們感到的是痛心。民主監督的作用發揮不夠，參政黨有責任。對此，她一直在探索一個問題：按照“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我國的政黨制度是否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成爲一個“監督制度”？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要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中，對監督的目的、原則、內容、體制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
酷愛讀書的老太太
何魯麗是個酷愛讀書的老太太。聊到讀書，她的神情會興奮而愉悅，話題從一本書跳到另一本書上，令你有點應接不暇。喜歡讀書，是她終生保持的習慣，從她在小時候聽她的法國母親給她朗讀巴爾扎克法文原版小說的時候就開始了。現在晚上十點過後，她便捧起“閒書”，常年如此，樂此不疲。愛讀書當然就愛買書，何魯麗買書的次數多，量又大，新華書店發行所幹脆給她辦了個卡，可以憑卡打折買書。有時候，她覺得哪本書對誰合適，就會送給他。有一次，她把殘疾作家朱彥夫的長篇小說《極限人生》和《男兒無悔》，送給了北京市殘聯，令那兒的殘疾人十分感動。
何魯麗的閱讀範圍非常廣泛，從《萬曆十五年》到新出的《千秋教化》、《帝國政界往事》，從小說到各類社會科學著作，都在她的閱讀範圍之內，但聽起來她偏愛的還是小說，而且還有相當精微的欣賞能力。有一次她略顯得意地告訴我，《白鹿原》出來時，她一看，就說兩三年後準得獎。是吧，後來得獎了吧！我補充說，對，是茅盾文學獎，國家級的大獎。我順着問她：聽說你愛讀巴爾扎克的原版小說，拿來與翻譯的中文本對照着讀過嗎？你感覺翻譯得怎麼樣？她肯定地說，讀過，還都翻譯得不錯，有原來的那個意思，就是《幽谷蘭》好像不如原文有味道。我因爲沒有讀過《幽谷蘭》，所以就不敢深問，轉而說到她的藏書。她滿足地說，幾個牆上的書架全滿了，沒地方放了，什麼時候你看看去。這個時候，她的神情，配上她那原汁原味的京腔京韻，活脫脫又現出了“北京大媽”平實可愛的模樣。文/吳其言
何魯麗簡介：
1934年6月生，山東菏澤人。1952年至1957年北京醫學院醫療系學習。1957年至1984年北京市兒童醫院住院醫師，北京市西城區兒童醫院住院醫師，北京市第二醫院主治醫師、兒科主任、副主任醫師。1984年至1988年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1988年至1993年北京市副市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會主委。1993年至1996年北京市副市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會主委，全國婦聯副主席。1996年至1998年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會主委，全國婦聯副主席。199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2003年3月在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