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政治運動。發生於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因以干支計爲戊戌年，故名。又稱“戊戌維新”。
19世紀90年代，中日甲午戰爭後，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浪潮，清朝統治日益腐朽，中國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另一方面，從19世紀70至80年代已發生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甲午戰爭後發展速度明顯加快。隨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從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轉化出來的資產階級和進步的知識分子，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要求，並形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思潮。戊戌維新運動就是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民族資本主義不斷髮展、改良思潮逐漸高漲的基礎上產生的。
1895年4月（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因甲午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羣情激奮。時康有爲適在北京參加會試，即聯合各省應試舉人，聚集達智橋鬆筠庵，討論上書請願。會後由康有爲起草“萬言書”（即《上清帝第二書》），提出拒籤和約、遷都抗戰和變法圖強三項建議，並詳論“富國”、“養民”、“教民”等變法圖強的具體措施。富國之法，包括鈔法、建築鐵路、製造機器輪船、獎勵製造、礦務、鑄鐵、郵政等。養民之法，包括務農、勸工、惠商、恤貧等。教民之法，包括設立學堂、開設報館等。又建議每十萬戶推舉一“議郎”，供皇帝諮詢，討論內外興革大政，“三佔從二，下部施行”，初步形成了資產階級改良變法的綱領。經康有爲、梁啓超等奔走聯絡，“萬言書”徵集到一千三百餘名舉人的簽名，於5月2日呈遞都察院。都察院拒絕代呈，但“萬言書”已廣爲流傳。此即所謂“公車上書”。它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爲政治運動的起點，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第一次以一種社會政治力量表現出的羣衆性愛國行動。雖然參加者均是舉人，社會階層狹窄，但聯繫廣泛，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
5月29日和6月30日，康有爲又連續上書光緒帝（即清德宗載湉），反覆陳述變法主張，強調應仿效西方“設議院以通下情”。都察院僅代呈“第三書”，光緒帝閱後頗爲讚許，命謄抄四份，其中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轉發各省將軍、督撫審議。
康有爲的變法活動引起帝黨的注意。光緒帝師傅翁同龢（時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曾親往會晤，並與之多次通信，商討變法。帝黨企圖利用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力量，通過變法從後黨手中奪取實權，富國強兵；資產階級維新派則希圖依靠帝黨的支持實現其參政目的。於是兩種政治勢力聯合起來，推動變法運動。7月，翁同龢接受康有爲的建議，令人草擬十二道新政詔書，準備呈請光緒帝陸續頒行，卻又擔心觸怒慈禧太后，遂決意請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親王奕面陳皇帝。奕斷然拒絕。
從1895年夏至1898年春，維新派爲了團結力量、製造輿論和培養人材，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刊，開辦學堂。1895年8月17日，康有爲在京創辦維新派的第一份報紙《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由梁啓超等人編輯撰稿，宣傳西學，鼓吹變法。每期初印一千份，後增至三千份，隨《邸報》免費贈給京官，以便開通風氣。11月中旬，在康有爲、梁啓超奔走推動下，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了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強學會每十日集會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講“中國自強之學”，團結和影響了不少愛國官吏和知識分子，同時也有少數官僚投機者參加。同月，康有爲又赴上海創立強學分會，出版《強學報》。維新派的活動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反對。御史楊崇伊（李鴻章的親家）於1896年1月20日奏劾強學會結黨營私，販賣西學書籍，刊印《中外紀聞》，勒索外省大員。強學會和《中外紀聞》遂遭封禁。但維新風氣漸開，已難遏抑。8月，維新人士汪康年、黃遵憲在上海創辦以“變法圖強”爲宗旨的《時務報》，邀請梁啓超任主筆。1897年10月，嚴復、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兩報抨擊封建專制統治，傳播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影響廣泛，成爲維新派鼓吹變法的南北“兩喉舌”。1897～1898年，維新人士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梁啓超等彙集湖南長沙，開展維新運動。他們創辦《湘學報》（初名《湘學新報》）、《湘報》，宣傳愛國救亡，提倡西學，倡言民權，要求立憲，開辦時務學堂，設置中西學課程，向學生灌輸一些初步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由於維新派的努力和巡撫陳寶箴的支持，湖南維新運動蓬勃發展，爲全國之冠。據不完全統計，1895～1897年，維新派在全國共創辦學會三十三個、學堂十七所、報館九家、書局兩家、共計五十一個（所），至1898年增至三百多個，表明維新運動已具有一定的羣衆性。
維新派的變法輿論宣傳活動，引起封建頑固派和洋務派的憎恨與恐慌。他們攻擊維新派的改良變法是破壞祖宗成法，離經叛道，甚至把維新派視爲叛逆。面對頑固守舊派的攻擊，維新派從“要不要變法”、“要不要實行君主立憲”和“要不要改變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駁斥。維新派以進化論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以資產階級民權思想批判了“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制度，以資產階級教育觀點批判了“禁錮人心”的科舉制。經過爭論，變法維新思想廣泛傳播，人們的眼界更加開闊，思想更加活躍，從而形成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俄國強租旅大，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日深。康有爲迅速從上海趕赴北京，向光緒帝上“第五書”，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險局勢，提出“採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羣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採擇；並建議將國事付國會議行，頒行憲法。書呈工部，請求代遞。工部尚書鬆溎以書中有“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等“犯上”語句，拒絕代呈。而此書已廣爲傳抄，且刊載於報，頗爲一些士大夫稱讚。都察院給事中高燮曾閱後即疏請皇帝召見康有爲，委以重任。光緒帝本擬召見，但受到恭親王奕阻格，改爲“王、大臣傳詢”。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榮祿、李鴻章、張蔭桓等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晤康有爲，詢問變法事宜。康有爲當場批駁了榮祿的“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主張和李鴻章的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並詳述了他的具體變法措施。翁同龢旋向光緒帝奏報傳詢情況。光緒帝命康有爲條陳所見，進呈所著書籍。康有爲遂於29日上《應詔統籌全局折》（《上清帝第六書》）。請大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別開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遊歷局、社會局和武備局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奏摺中未出現以往上書中曾提出過的“開國會”、“定憲法”等建議，表明康有爲的變法綱領有了重要修改。光緒帝命將此折交總理衙門“妥議具奏”，總理衙門卻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將折中建議逐條駁回。康有爲甚感失望，“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4月，與御史李盛鐸在京發起成立以“保國、保種、保教（孔教）”爲宗旨的保國會。而此前已有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吳學會，此後又有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士大夫經常集會，議論時政，變法空氣日濃。康有爲乘時鼓動帝黨官員上書，敦促變法。6月1日，御史楊深秀上《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8日，侍讀學士徐致靖上《請明定國是疏》。兩疏均爲康有爲所代擬。
6月11日，光緒帝根據楊深秀和徐致靖的建議，召集軍機全堂，發佈《明定國是詔》，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變法從此正式開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共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
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爲，商討變法具體步驟和措施。康有爲鑑於光緒帝處處受慈禧太后挾制，建議“就皇上現有之權，行可變之事”。光緒帝命康有爲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可專摺奏事。康有爲遂不斷呈奏，並將《日本變政考》等書加上按語陸續進呈，闡述變法理論，規劃變法步驟，提出具體變法建議。光緒帝根據康有爲等人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頒佈了幾十道新政詔令。其中經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改革財政，創辦國家銀行，編制國家預決算。軍事方面主要有：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淘汰冗兵，採用新法編練陸海軍。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改書院和淫祠爲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准許民間創立報館、學會；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留學、遊歷。政治方面主要有：廣開言路，准許各級官員及民衆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刪改則例，撤消重疊閒散機構，裁汰冗員；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這些措施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傳播，受到維新派和地主階級開明人士的熱烈歡迎，一時“歡聲雷動”，人人“如飲狂藥”。
變法運動危及了封建守舊分子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抵制和反對。在社會上，大批舊式知識分子反對廢八股、停書院，一些官吏反對並衙門。在各省，除湖南巡撫陳寶箴外，其他督撫都未能推行新政，當光緒帝電旨催問時，有的託辭“部文未到”，有的置若罔聞。在中央，皇親貴戚、中樞要員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或公開反對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撓，或精心策劃，伺機反撲。在百日維新期間，新與舊政治勢力之間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十分激烈，而帝后黨爭尤爲尖銳。
在《明定國是詔》頒佈後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緒帝發出三道諭旨：罷黜翁同龢，驅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大員須到太后前謝恩；任命榮祿署直隸（今河北）總督（不久實授，加文淵閣大學士銜），兼領董福祥（甘軍）、聶士成（武毅軍）和袁世凱（新建軍）三軍。慈禧太后的目的在於孤立光緒帝，打擊維新派，將精銳的北洋諸軍牢牢掌握在後黨手中。繼而從6月16日至24日，又迫令光緒帝任命崇禮爲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後黨完全控制了京城防衛。然後又宣佈太后與皇帝定於10月19日赴天津閱兵，遂即發生了屆時將廢掉光緒帝的傳聞。
針對後黨的各種反變法措施，帝黨亦有抵抗。光緒帝在不斷髮布新政詔令的同時，一面引進新人，一面打擊阻撓新政的守舊官員。6月20日，帝黨宋伯魯、楊深秀奏劾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政”。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啓超，賞六品卿銜，專辦譯書局事務。8日，斥退攻擊康有爲的後黨御史文悌。8月10日，再諭各臣工，強調變法自強的重要，命力除壅蔽，以求上下一心，改良庶政；並諭獎湖南巡撫陳寶箴。9月4日，令將阻撓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六人全部革職，並讚揚王照“不畏強禦，勇猛可嘉”，著賞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5日，賞揚銳、劉光弟、譚嗣同、林旭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四章京代皇帝批閱奏章，草擬諭旨，官輕而權重。7日，罷去李鴻章、敬信的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職務。11日，徐致靖根據康有爲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凱折》，暗示光緒帝應加意籠絡袁世凱，以加強帝黨的軍事力量，防備不測。次日，有旨令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但是，在慈禧太后挾制下的光緒帝並無多少實權，不敢過於得罪頑固派，不得不時時注意向後黨讓步。在變法詔令中多爲後黨留有出路，並任用若干後黨官僚試行新政。如令慶親王奕劻等管理八旗驍騎營，負責大學堂工程；戶部尚書王文韶管理鐵路，直隸霸昌道端方等籌辦農工商總局，等等。此外，他還命人將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閱示，並先後十二次親往頤和園向太后彙報和請示變法事項。然而，這種種妥協絲毫未能緩和帝后矛盾。
從9月初罷黜禮部六堂官起，帝后黨爭趨於白熱化。內務府滿族親貴環跪於慈禧太后面前，謂皇上妄變祖法，請求訓政。懷塔布、楊崇伊等陸續到天津謁見榮祿，密商廢主之事。在袁世凱啓程進京後，榮祿立即調聶士成部移駐天津陳家溝，董福祥部移駐北京外圍長辛店。政變有一觸即發之勢。
9月13日，光緒帝接受徐致靖、譚嗣同、宋伯魯的建議，決定開懋勤殿，以便選拔一批維新人士擔任新政顧問。次日，光緒帝赴頤和園就此請示慈禧太后，遭到嚴斥。他預感帝位難保，於次日賜楊銳密詔，命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同等人妥速籌議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兩天後，又發出明諭和密詔（令林旭帶出），令康有爲速赴上海督辦《時務報》。9月18日，康有爲、譚嗣同等見到兩道密詔，急商對策，以袁世凱曾入強學會，表示傾向維新，決定由譚嗣同連夜去京郊法華寺對其遊說。譚嗣同要求袁世凱在天津閱兵時保護光緒帝，誅殺後黨。袁世凱佯作答允，但僅隔一天，即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又密報慈禧太后。
在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的同一天，楊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摺，誣指康有爲爲孫中山大同學會同黨，於京師煽動人心，且出入內廷；攻擊光緒帝變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黨羽；造作謠言，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來京，將專政柄”（光緒帝預備於9月20日接見伊藤博文）；最後籲請太后“即日訓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匆忙趕回皇宮。9月21日，發佈詔書，宣佈臨朝“訓政”。並下令拿辦康有爲及其弟康廣仁，幽囚光緒帝於南海瀛臺。康有爲、梁啓超逃往海外。變法失敗。28日，譚嗣同、林旭、劉光弟、楊深秀、康廣仁、楊銳六位維新志士慘遭殺害，時稱“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全部被廢除。
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尚未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還不足以戰勝封建勢力。而資產階級維新派又屬於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在政治上更爲軟弱，不敢從根本上觸動封建專制制度，只能採取改良的辦法，希圖取得有限的參政權，實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他們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卻又脫離和害怕人民羣衆，把變法的希望寄託在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這一切註定了變法運動必然失敗的命運。
但是，戊戌變法又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啓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