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
戰國時魏國史書。該書原無名題，後世以所記史事屬於編年體，稱爲《紀年》，又以原書爲竹簡，也稱爲《竹書》，一般稱爲《竹書紀年》，亦稱《汲冢紀年》、《汲冢古文》或《汲冢書》。晉太康二年（281），一說咸寧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縣（今河南汲縣西南）人不準盜掘當地古墓，發現了一批寫在竹簡上的古書。盜墓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並燒竹簡照取寶物。後來官府前往，又“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竹書紀年》是其中較完整的一種。
這批竹簡由汲縣運到京師洛陽，晉武帝命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竹簡長度爲古尺二尺四寸，以墨書寫（或作“漆書”，亦即墨書），每簡四十字。對竹簡文字當時說法不同，一說爲“小篆”，一說爲“科斗文字”，一說爲“古文”，應是一種較爲規範的戰國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簡的次第，其次是用當時的文字寫出釋文，最後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傳》提要尚存。
《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爲止。荀勗等整理時，據《竹書紀年》本書和戰國時趙國史書《世本》，糾正《史記》的錯誤，認爲“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墳墓。當時和嶠認爲“《紀年》起自黃帝”，這個意見未被全部採納，可能僅將記載黃帝以來史事的殘簡，作爲該書的附編收入。
由於竹簡散亂，以及戰國文字“於時即已不能盡識”，《竹書紀年》的整理仍存在爭論和問題。晉惠帝時，祕書丞衛恆又從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統治者的內部爭鬥中被殺。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其事，對這批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衛恆、束皙的“考正”內容，有些從現存《竹書紀年》佚文中還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嶠認爲“今王”是魏襄王，衛恆、束皙卻認爲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別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墳墓。佚文中有“樑安僖（釐）王九年（張儀）卒”，所據即是衛恆、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書紀年》當時有初釋本和考正本兩種，也可稱爲荀和本和衛束本。考正本可能名爲《汲冢書抄》，《竹書紀年》是其中的一種。但後來通行的，一般還是荀和本。《隋書·經籍志》著錄有《竹書國異》一卷，似爲後人據兩種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記。
《竹書紀年》有不少地方與傳統記載大異，比較接近史實，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幹王位”等。此外，有的還與甲骨文、金文符合。《紀年》記“（殷）祖乙勝即位，是爲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爲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史記》所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紀年》作十八年，金文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足證《紀年》爲是。清朱右曾和當代陳夢家、楊寬等重譜戰國年表，所根據的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紀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縣，不應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墳墓，出土古書有《易》，史書《國語》、《瑣語》、《紀年》等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可能是魏國貴族的墳墓。《紀年》作者當是魏襄王時的史官。
《竹書紀年》原簡可能在永嘉之亂時亡佚，但初釋本和考正本仍繼續傳抄流行。直到唐玄宗開元以前此書仍舊存在。宋《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已不加著錄，可能在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傳抄本也逐漸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現的《竹書紀年》刻本，春秋戰國部分均以周王紀年記事，一般稱爲“今本”。清錢大昕等指其爲明人僞書，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更推斷爲明嘉靖間天一閣主人範欽僞作。南宋初羅泌《路史·國名紀》戊注曾引《紀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晉國紀年，除多一字外，與今本全同，故今本最遲在南宋初即已出現。
清朝以來，據今本研究《竹書紀年》的人很多。嘉慶間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開始輯錄晉以後類書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證，稱爲“古本”。此後，王國維在朱書的基礎上輯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範祥雍又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1981年，方詩銘、王修齡重新輯錄爲《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內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證和補充，並將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入，是現在較爲完備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