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鴻雋：科學與“中國科學社”
“社會”的意義
當今中國大概無人不知“科學”，“科學”被賦予“第一生產力”的重要地位，而且成爲興國的綱領性舉措之一，科學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但有多少人知道爲了在中國傳播科學、使科學在中國紮根而篳路藍縷、厥功至偉的任鴻雋和他創辦、經營的中國科學社呢？我也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現代科學思潮、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研究時，才知道、瞭解了任鴻雋和他的偉業。欽佩之餘，不禁感嘆歷史的健忘，當然，與那一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他也是“有意”被遺忘的。因此，在塵封數十年後，《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的出版標誌着歷史記憶的“恢復”，意義不容低估。今天重溫他們的辛勤努力和坎坷際遇，更給人價值非常的啓示。
1912年歲末，曾積極參加辛亥革命此時已經二十六歲的任鴻雋懷着尋求救國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學，進入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兩年後的一個夏夜，第一次世界大戰正要爆發，國際形勢分外緊張，一直關心國事的任鴻雋與其他幾個中國留學生不能不思考、討論在這緊急關頭他們這些海外學子能做一點什麼爲國效力。他們認爲，中國現在最缺乏的莫過於科學，因此決定辦一個專門向國人宣傳科學的雜誌。1915年元月，由任鴻雋爲主要發起人、大家集資創辦的《科學》雜誌在上海創刊；這年10月，他們在美國成立了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任鴻雋被選爲第一屆董事會會長（中國科學社社長）。而後，他又先後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化學工程系就讀，獲化學碩士學位。1918年秋，他離美歸國，中國科學社也移回中國，此後他便傾全力於祖國的科學發展和教育事業。
在《科學》第一卷第一期的例言中，他們說明了自己付出巨大精力創辦《科學》雜誌和中國科學社的初衷：“一文明之國，學必有會，會必有報，以發表其學術研究之進步與新理之發明……同人方在求學時代，發明創造，雖病未能；轉輸販運，未遑多讓……他日學問進步，蔚爲發表新知創作之機關，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1920年在學社第五次年會和慶祝社所和圖書館成立的開會詞中，任鴻雋明確說道：“現在觀察一國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廣土衆民、堅甲利兵作標準，而是用人民知識的高明，社會組織的完備和一般生活的進化來做衡量標準的。現代科學的發達與應用，已經將人類的生活、思想、行爲、願望，開了一個新局面。一國之內，若無科學研究，可算是知識不完全；若無科學的組織，可算是社會組織不完全。有了這兩種不完全的現象，那末，社會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學社的組織，是要就這兩方面彌補缺陷。”作爲私人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的經費完全自籌，會員會費無疑是杯水車薪，遠遠不夠。在籌款、經營和組織管理方面，任鴻雋表現出了傑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諳中國國情，與學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廣泛接觸，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捐助。在任鴻雋的苦心經營下，中國科學社蒸蒸日上，規模越來越大，活動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廣。《科學》月刊從1915年創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三十二卷近四百多期。爲了進一步普及科學，中國科學社又於1933年創辦了《科學畫報》，先是半月刊，後改爲月刊，發行量曾達二萬以上，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數字。他們還刊印了多部論文專刊，出版了“科學叢書”和“科學譯叢”這兩套影響深遠的叢書。在上海和南京創辦圖書館，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學圖書、雜誌和學報供公衆閱讀，其中不乏珍品。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爲中國最早的科學研究機關之一，更是國內私人團體設立研究所之嚆矢，意義重大，當然也困難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員皆無薪給，常年經費不過數百元。”他們深知科學術語的準確應用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學社成立之初就將編訂科學名詞列爲該社重要事業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學》雜誌進行了名詞討論；1934年國民政府成立國立編譯館，由國家統一譯名工作，但相當一部分是以科學社已有的工作爲基礎的。在這幾十年間，中國科學社還舉辦多次科學展覽，舉行科學報告會，設立獎金鼓勵青年科學家研究著述，參加大學、中學的科學教育，組織中國科學家參加國際會議，爲各界提供科學諮詢，創辦科學圖書儀器公司推進科技圖書和儀器製造業的發展……
在戰亂頻仍的年代，一個民間私人學術團體爲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貢獻，至爲不易。這也說明，“民間社會”的力量何其偉大！而民間社會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也有賴於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即從傳統的民間社會向現代“市民社會”轉變。中國傳統也有很強大的非政府的民間社會，但傳統的民間社會大都不是開放的，而是具有“私”的性質，如會館、宗族祠堂、行會等，主要是對“內部人”開放，具有地域性或血緣性，以“家長式”管理爲主。而現代民間社會或曰市民社會則是一種“自由人的協會”，具有“公共性”，強調個人的權利和平等。在這種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戊戌維新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1895年春“公車上書”失敗之後，康有爲意識到僅靠朝廷是不夠的，應造成一種社會力量來推動、促進維新事業。他先後在北京、上海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經常集會，發表演說，探討政治，研究國是，宣傳種種新知識，還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強學會的每次演講，都吸引大批聽衆，影響日大。這是第一個公開的合法社團，開近代合法結社之先聲，意義重大。正如梁啓超所說：“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正是在維新運動期間，中國興起了前所未有的創辦學會的熱潮。到1899年9月“戊戌政變”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興辦各類學會就有七十餘個。有政治性學會，也有各種專門學會，如算學會、測量會、不纏足會、農學會、法律學會、地圖公會、工商學會……雖然政變發生，各種學會被迫解散，但這種潮流已無可阻擋，幾年後各種社團又遍地而起。確如譚嗣同言：“大哉學會乎，所謂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者也。”此處所謂“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即指政治雖然未改變，但社會結構已經變化。及至辛亥軍興，建立民國，雖以後幾十年中“國家”政治一直混亂不堪，腐敗黑暗，但市民社會卻在蓬勃發展。正是這種市民社會的強大，爲民間私人團體中國科學社提供了大有作爲的基礎。
1949年，神州風雨起蒼黃，這的確不是一般意義的政權更替而是社會的根本性變化。新的社會結構以國家所有制爲核心進行社會改造，這樣，一切資源都爲國家掌握。作爲民間私人團體的中國科學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三十五年曆史的《科學》雜誌停刊；1953年初，《科學畫報》由上海市科普協會接辦；1954年，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標本、儀器及工作人員分別移交、調往中科院有關研究所；1956年春，科學社的圖書館全部圖書、館舍設備和購書基金交給國家；1956年秋，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的印刷廠合併於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編輯部合併到上海科技出版社，儀器部分則合併於上海量具工具製造廠；1959年，在“大躍進”、“總路線”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中國科學社的所有房屋、圖書、設備和八萬餘元的款項全部上交國家。這時，任鴻雋提出希望由中國科協再辦《科學》雜誌，不使其長期中斷；但這個毫不過分的小小要求並沒有得到實現……
歷史表明，當所有資源都爲國家掌握時，“社會”必然消失。這樣，如果國家政策正確，一切都可順利發展；而一旦國家決策失誤，諸如發生“大躍進”、“文革”那樣的混亂，則無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糾正或減低種種損失。也就是說，當國家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時，社會可以作爲另一種資源配置體制彌補國家的不足或失誤。更重要的是，市民社會可以劃定國家行動的邊界，活躍而強大的市民社會，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條件；社會與國家應是一種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動的關係，使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使國家真正繁榮穩定。“現在觀察一國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廣土衆民、堅甲利兵作標準，而是用人民知識的高明，社會組織的完備和一般生活的進化來做衡量標準的。”任鴻雋先生在近九十年前提出的這個標準，確是智者的真知灼見。（雷頤）